辽朝官员的考绩与迁转探赜

官员的考绩与迁转是辽朝职官制度的重要组成部分。检索并钩沉相关石刻文字及文献史料,发现辽朝官员任职有期,一般为三年。在官员任职期内,朝廷要组织相关部门定期对其品德、业绩和年劳等进行考绩。考绩工作由相关的机构和官员来完成。经过考绩的秩满官员,其职阶迁转方向大致为:职阶迁升、留任进阶、退闲不仕及"左迁"降黜等。     

辽朝“仓”“库”功能探略

辽朝制度承唐仿宋,立国二百余年间,修建了诸多的"仓"和"库",并置大量"仓"官与"库"职进行管理。钩沉文献史料与石刻文字,归纳辽朝"仓""库"的主要功能为:"内库"私藏,财物可为皇帝随时支配;仓储粮米,用于灾年赈贷及平抑粮价;专库专储,百物各得其用。换言之,辽朝"仓""库"储藏的各类物资,为辽代社会发展起到了重要保障作用。     

殷墟的手工业遗存与卜辞“司工”“多工”及“百工”释义

殷墟甲骨文中有"工""司工""百工""多工""左工""右工"等卜辞,学术界以往的释读不一。本文从考古学角度着手理解,分析殷墟手工业作坊的布局、作坊与都邑的空间关系等资料,认为"工""司工""百工""多工""左工""右工"等卜辞可能与工匠、手工业作坊(群)或其管理者相关。     

东汉墓前石兽与石雕工匠

<正>东汉时期墓前石兽中,有一些与雕造这些作品的石刻工匠相关的简单题记,如"缑氏蒿聚成奴作"、"刘汉所作师子""、孙仲乔所作羊"等;另有一些则刻铭于同一墓地其他建筑或墓碑题刻当中,如"孙宗作师子"等,为我们了解当时这些石刻工匠及石雕制作技艺的初步信息提供了材料。     

辽代石刻概述

本文全面系统地记述了辽代石刻文字的发现与著录、种类与特点、学术价值及影响和研究现状。指出陈述先生的《辽文汇》和《全辽文》是最早全面搜集辽代石刻文字的著作,迄今为止已知辽代石刻文字约有320～330种左右,成为订正、补充《辽史》的重要第一手资料。它揭示了辽朝多次更换国号,补充了大量人物史实,推动了契丹文字研究。辽代的白话碑对于研究白话碑的历史具有重要意义。     

辽朝官员“言谏”行为论略

辽朝官员中虽然存在向当朝皇帝的"言谏"行为,但却没有实职性谏官。辽朝官员的"言谏"形式主要有"面谏"、"书谏"和"诏对谏"三种;"言谏"的主要内容分为:对皇帝不当言行的"言谏"、对皇帝错误决策的"言谏"、就不合时宜规制向皇帝的"言谏"、对皇帝用人失察的"言谏"以及遇法禁有乖、刑罚不当时对皇帝的"言谏"等几个方面。辽朝皇帝对待臣下的谏言最终是"纳"还是"拒",取决于多种因素。辽朝官员的"言谏"举措,在一定程度上约束和规正了最高统治者的行政行为,起到了纠正已错、防患未然的作用。     

金乡汉墓“诸敢发我丘者令绝毋户后”刻石考议

山东济宁金乡汉墓出土刻石有涉及盗墓行为的文字。有学者解读为对"发""丘"者的诅咒。刻石文字作为重要的社会史信息,反映了当时盗墓行为的普遍。而其中所见"孝思贞廉,率众为善"等,则是正面的道德宣传,与"发""丘"形成颇为特殊的关系。金乡汉墓石刻所透露有关盗墓与反盗墓及其他文化现象,可以从一个特殊的侧面体现汉代社会文化多层次多色彩的复杂风貌。     

辽瓷造型与装饰艺术

辽代的瓷器,是我国古代契丹民族在接受隋唐五代时期汉化影响,并吸收中原地区丰厚的瓷化,创造出的独具民族特色和地域特色的实用工艺品。由于辽国是以契丹人为主要统治阶级的多民族地方政权,手工业工匠又主要是汉人和汉化很深的渤海人,因此,这种社会的经济状况决定了辽朝烧制瓷器的造型既有中原形式,又有契丹形式。中     

论辽朝五京的城市功能

本文着重从军事、经济、文化三个方面讨论辽朝五京城市功能.五京城市的军事功能主要是由辽朝所处的"四战之区"的环境所决定的,而各京在军事上承担的任务各不相同.经济功能表现在五京既是辽朝境内最大的消费性城市,又是所在地区商业贸易、手工业生产的中心和支持辽朝国家财政运作的基础,而且明显表现出经济自主性差,仍然与农牧经济保持着密切联系的特征.五京城市既是文化得以存在的有效载体,又为文化的进步繁荣提供了不可或缺的物质基础,主要通过学校教育、皇室的祖先祭祀和佛、道等宗教的传播等方式表现出来.     

唐五代敦煌的泥匠与百姓的日常生活

现有敦煌文书记录表明:使用砖墼、泥沙材料进行的诸项建造、维护工作属于敦煌泥匠的业务范围,具体有垒墙、上泥、铺设暖堂、盘炕、盘灶、盘壁炉、造地炉及甃垒等多项活计.泥匠是建造工匠,灰匠、塑匠是装饰工匠.敦煌民众对泥匠、灰匠、塑匠的执业界限非常清晰,在支出记录中分别以上泥、上赤白、上沙麻加以区分.泥匠职业有泥匠都料、泥匠博士、泥匠、上泥小工等几个级别的技术分工,不同的施工内容,使用的工匠的技术级别不同.透过泥匠的工作时间,展现出敦煌百姓以立春、寒食及九月为时间节点的"居"生活风貌.有赖敦煌文献的详细记录,此前传世文献所缺载的唐代地仗工艺、造墼工艺、垒舍工艺等一系列泥作与装饰工序都形象而具体地复原出来.     

四川凉山州昭觉县好谷乡发现的东汉石表

凉山州昭觉县好谷乡两次发掘出土汉代石刻11件,其中石表2件。为东汉当朝公文摘要,还有石碑2件、底座、石条、石羊等。在石刻出土处发现有3处卵石铺就的方形基础。石表、石碑上有"光和四年"、"初平三年"等纪年,可断定其时代为东汉晚期。据这批石刻文字内容可推测,东汉末年成都至邛都的主要通道已由耗牛道改为经过好谷的"更由安上"之道。     

石刻学刍议

在我国历史中,石刻文字的出现是很早的。大约相当于商代的江西清江吴城遗址,就出土大量的石刻符号或文字。在河南安阳殷墟大墓中出土的石簋上已刻有十二字的记事刻辞。春秋战国时期,已有古文诗"石鼓文"的镌刻。到东汉之际,我国石刻文字达到了第一个高峰。当时,不仅丰碑屡见,而且更有整部古籍范本的雕刻,竖立于洛阳太学的"熹平石经"就是在这时期问世的。以后各朝代石刻文字的不断发展,成为我国罕     

明代“匠官”小议

在我国封建社会,任人选官,有从工匠中选拔工部官吏的事例。其中明代选拔的人数较多,作的官也较大。被选拔者职责之一是领导、监督工匠,时称“匠官”。明代从工匠选拔“匠官”,首先是大规模营建的需要。明代先后营建南京和北京城池宫殿,又新建和扩建了许多城镇。土木繁兴,大工不已。     

志书所见安岳石刻略考

四川安岳石刻造像数量达数万尊,以佛教造像为主,兼及少数道教造像和儒释道三教或佛道合龛造像;以唐宋时期的为主,具有上承北方石刻,下启大足石刻的重要地位。其中,国家级文物保护单位9处,省级文物保护单位18处(均为石刻造像),有"古、多、精、美""我国古代雕刻又一伟大宝库"等盛誉。地方志自古便有"一邑之志,载一邑之事""志信物也"等特点。从读志用志的角度,借助《安岳县志》及相关志书,对安岳石刻(寺观)进行略考,对厘清其历史状况,具有探索意义和方法论意义,甚至能为我国著名石窟(刻)的研究提供新的视角。     

谈元集宁路遗址出土的丝织物

一宋、金时期,我国南北各地育蚕和丝织业都很发达,江南地区尤为全国之冠。蒙古族封建主灭亡金和南宋时,虏获各种技艺工匠,特别注意虏获所谓南人的工匠,把他们带到北方的腹里和岭北地区,安置在军匠局或官匠局中。《元史》记载弘州、涿州和邢州等织染局的设置经过情形,就是将丝织匠人迁徙到北方地区的典型事例。元王朝建立后,还不断从江南地区获取工匠,史籍记载元代属于丝织业的军匠局和官匠局名目繁多,且分布于全国许多地区。《元史·百官志》记丝织业的官匠局中,有属于宫相总管府管领的专门为宫廷织造段匹的织染杂造人匠都总管府,下设织染局、绫锦局、纹锦     

勒石名山 辉映赣鄱 江西古代摩崖石刻概述

<正>摩崖石刻,是指人们在天然石壁上摹刻文字以记事记景,其起源于远古的记事方式,兴盛于北朝时期,隋唐宋元明清以来连绵不断。广义的摩崖石刻既包括文字题刻,还包括石质造像、岩画等。这里论及的摩崖石刻,一般为文字题刻。历朝历代都有文人在江西的名山中挥笔,尤其是庐山、三清山等名胜留下了数量可观的摩崖石刻,是江西山水风光的点睛之笔。镌刻在江西大地苍山上的摩崖石刻,     

农牧文化交融视域下的辽朝礼乐制度变革研究

辽朝的礼乐制度因受到农牧文化交融的影响而呈现出“蕃汉杂糅”的特征,具体表现在礼制、音乐和仪仗三个方面。辽朝礼制在制定的官员、原则、目的、方式和礼仪本身等方面融合了契丹国俗和汉礼。辽朝的音乐具有多元交融的特点,具体表现在音乐的种类、演乐人员和音乐资源的多样性与民族性、用乐思想的继承和创新等方面。辽朝的仪仗与蕃汉分治的二元性政治相契合,体现在表层的分类情况、两种仪仗的渊源、用途和内涵之中。总体来看,辽朝礼乐制度的变革是民族融合的一个标志,更是中原礼乐文明传承的重要环节。     

1960年以来中国古文字学的发展(下)——钱存训著《书于竹帛》英文本第二版后序

三、石刻、玉文、及陶文 在早期,石、玉、陶器是文字记载最普通也是最耐久的媒体.石刻最早的例子是秦石鼓,大概是春秋晚期或战国早期的产品,后来就成为传载永久文件最相宜的媒体,如墓志以及儒、释、道家的经典①.正如钱教授在此书中所解释,纸的最早的用途之一就是拓印石碑或其他石刻.有文字的石刻记录与有铭文的青铜器记录是同样的散漫.据说现在存有10万块刻石,但仅有3万件拓片问世,最近有几部拓片合集和索引出版②.     

辽朝边铺探微

辽朝制度承唐仿宋,其中即包括与边防制度有关的"边铺"的置设。辽朝政府在与周边国家、境外部族接壤的边境线上,设置了大量烽燧边铺。史料所见有"口铺"与"烽铺"两大类。驻守边铺的烽卒铺兵,执行侦察候望、牒报警传等任务,并协助"巡马"等边防军人巡边扰敌,起到了巩固边防、保卫国土安全之作用。辽朝"边铺"的上级管理部门应为设于边疆地区的边防诸司军事机构。     

關於天鳳三年保災令“三公所保”一段文字的解釋

新莽天鳳三年(16)頒佈的保災令,對當時全國各政區災害情況與中央公卿俸祿的對應關係作了規定,是研究新莽政區的重要史料。此前已有不少學者對令文"三公所保"一段文字做過一些校正,但其中仍有可以討論之處。本文結合幾件新出封泥,對這段文字中的"十二卿"作出新的解釋,認爲它們是"六鄉""六州"等十二個地名的誤寫;此外,中央五部之名也可以參考封泥文字,定爲"中部""中部左""中部右""中部前""中部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