晚明官员的建言去官与起复封赠

晚明士人群体好谏诤,因建言而导致去官者众。针对这种情形,在朝群臣一再要求皇帝起复去官之人,或者封赠逝者,此类呼吁往往在朝廷出现政治变局与皇位更迭时,获得落实。从长时段的视野看,士大夫掌握了舆论话语权,士论砥砺,皆暗含着鼓励臣下直谏的思想。起复、封赠之议也反映出晚明中、下级官员与高级官员间的政治隔阂愈深,君臣关系隔膜愈甚的情形。但是,试图挽救晚明朝廷危局的主体终究是那些敢于建言,不惜去官,以及待诏起复的士大夫,他们无疑是晚明那个时代主流政治文化的传承与实践者。     

“当时大本从忠谏”——以王安石与赵抃切入的宋代士大夫政治关系考察北大核心

透过熙丰变法前后王安石与赵抃的交集,可以窥见的是,宋代士大夫之间的政治关系,并非人们想象的那样冰炭不投。在士大夫政治的背景之下,儒学的教养和政治主宰的使命感,让多数士大夫拥有治国平天下的共同理念。在士大夫之间,尽管因具体施策的主张出现分歧,但多是止于公事层面的争执,较少夹杂个人恩怨。这是政治生态在激烈的党争时期以外的正常状态。     

联邦制、国家统一与两种话语之争——对近代中国联邦制论争的回顾与思考

自清末至北洋政府时期,联邦论作为一种处理中央与地方关系的分权理论,在近代中国政治生活中时隐时现,并最终引发＂联省自治＂运动。但由于联邦论作为一种外来思想,难以在中国政治文化中找到移植的土壤进而完成国家统一的政治整合使命,从而使联邦论的正当性逐步消蚀。而联邦论与反联邦论之间的论争最后演化为宪政民主与民族国家两种话语之争,它扭转了中国政治发展的模式,并最终使联邦主义成为中国历史上被放弃的制度选择。     

明末西方传教士在华传教受阻的原因

明末,天主教开始了它的大规模渗入中国的尝试。以利玛窦为代表的西方传教士,利用自己所掌握的西方科学技术,作为进入中国大门的敲门砖。虽得到了一些士大夫的拥护和支持,但对天主教存在猜忌和疑虑的大有人在,导致了耶稣会士在华传教受阻。其原因在于华夷冲突;文化冲突;教权与皇权的冲突。     

明末官场腐败琐谈

明末崇祯年间,吏治腐败,官场黑暗,封建统治机器的作用严重蜕化,不少甚至完全瘫痪。这是导致明朝统治崩溃的关键因素。     

试析东汉末年太学生离心倾向之成因

东汉末年太学生与官僚士大夫结党谤政．对抗皇权及宦官势力,这种离心倾向源于皇权提倡儒学意识形态与维护权力平衡的政策之间的矛盾冲突。皇权提倡的儒学本位的教化政策．导致以太学生为代表的“通经”之士的增加;但同时皇权又扶植宦官势力进入官僚队伍,以抗衡外戚及士大夫势力．皇权的两种努力结果相互冲突．太学生向上流动的通道受阻。由于皇权不能有效地解决太学生的“致仕”出路问题,引发了太学生的离心倾向。     

“西学中源”说的历史考察

所谓“西学中源”就是说欧美的学问起源于中国。它在19世纪后40年中颇为流行。和晚清社会的很多事物一样,它迅速地发展变化,呈现出流质善变的特点。一“西学中源”说的发韧“西学中源”说产生于明末清初。明末,中国历法年久失修、屡屡失准,急待重订。而西方传教士为便于传教而带来的天算知识及测量仪器均先进于中国,因此,徐光启等开明之士主张学习西方,并建议朝廷聘请外国传教士协助修历。但是士大夫中的保     

明末官文书三件

明末官文书三件王金科河北省博物馆藏有明崇祯年间官文书三件,一是崇祯十年六月兵部郎中赵光关于山西泽州一次民变的奏折科抄;一是崇帧十一年七月南京兵部职方清吏司郎中杨鸿关于张献忠受抚后复叛的揭帖;一是崇祯十五年十一月兵部职方清吏司员外郎巢源关于夷情紧急京师...     

明末农民战争中的回族英雄马守应

马守应是明末农民起义中的重要领袖之一。马守应绰号“老回回”,①明末陕西绥德州的回民。只知他出身于边兵,家世和生年均不详。大约在崇祯末年(1644年左右)病逝。马守应是明末农民战争中起义最早而又坚持到底的重要领袖之一,是封建时代杰出的回族历史人物之一,在回族人民反压迫斗争史上占有重要地位。明代,回回已经遍布全国,在陕西北部延安府和马守应的家乡绥德州以及甘肃东部平凉、庆阳等地,曾是回民分布较多的地区之一。长时期的民变和兵变,在天启末年和崇祯初年终于在天灾人频繁的陕北陇东地区汇成了     

康熙帝对明朝君臣的评论及其政治影响

康熙帝从自己的见闻与立场出发,以异于当时士大夫的标准,构建出明朝君臣两类截然不同的政治形象:开创者的英名和末世君臣的无能与自私,并把这种评价贯彻到具体的政治实践之中,将其作为构建清朝统治合法性的重要手段及抑制文官集团、强化皇权的话语权力.康熙这一评价及其意图对有清一代的政治走向产生了深远影响,实为明清易代中至为重要的环节.     

天学精神与明末政治伦理——明末中西文化冲突探因

在儒释道三教会通成为明末化领域中最突出的特点时,欧洲耶稣会士东来并把天主教传人中国,参与了此时以会通为内容的化交流。在天主教的本质天学精神与中国的传统化进行会通时,天学精神与明末的政治伦理产生了一系列的矛盾,此外还对明末社会的稳定提出挑战：对内体现为传教士的传教活动是“邪教惑民”,对外则体现为传教士与海盗殖民的“勾结扰国”。     

近十五年来日本对宋代士大夫的研究

日本历史学家对于宋代士大夫的研究,曾长期把他们看作是一种主要担负着政治使命的角色。远藤隆俊(EndouTakatoshi)发表于1994年的评论《中国近世宗族论的展开:士大夫研究的一个着眼点》(《集刊东洋学》,东北大学,1994年),虽然主要是围绕宗族问题来展开的,却对于到那时为止的日本学术界研究宋代士大夫的情况作出了很好的概括。在他看来,宋以及宋以后,承担起中国近世社会政治使命的人,主要就是士大夫。因此通过解读士大夫,我们就可以透视中国的政治结构。所谓士大夫,就其涵盖范围而言可以指两个人群。狭义的士大夫指这样一种人们群体,他们在…     

李自成究竟何时称闯王

李自成是明末一位杰出的农民起义领袖。他是何时称闯王的,公私史乘,所载异词;时间、地点,出入很大,矛盾甚多。而今国内有关李自成起义的著书、文章,大都采用崇祯九年(公元1636年)七月说。这是很值得商榷的。为了辩明是非,我们先来看一下崇祯九年七月说的由来及其发展。就我所见,史籍中最早提出这种说法的,     

崇祯与“南迁”之议

崇祯与“南迁”之议王昊公元１６４４年（明崇祯十七年）是中国历史进入重大转折的关键时期。从崇祯二年开始的明末农民起义已星火燎原，逐渐形成了以李自成和张献忠为首的两股农民队伍，其中，尤以李自成的＂大顺＂军风头正劲；潼关一役，明朝两线作战中的内线主力─－孙...     

略论两汉士大夫的异同

在儒学与皇权政治的结合过程中,两汉士大夫在政治取向、学术风格等方面都分别呈现出明显的共性和个性。追求入仕,师、吏并重是两汉士大夫的共同特征。论其异,西汉士大夫固守“天下为公”的理念,忠君意识淡漠,以师道和言灾异制衡皇权,以“王道”改造政治;学术上兼容,学以致用,侧重于整理经典和阐释义理。东汉士大夫则忠君意识强化,师道式微,缺乏独立的政治人格,缺乏道德的自我约束;学术上思想谨固、保守,重视考释、注疏和训诂。儒学的政治化是造成上述变化的主要因素。     

汉正街的"药帮"与药王庙

汉口药帮的形成早在明末崇祯年间,有一批来自河南怀庆府的药农携带当地出产的地黄、山药和其他中药材来汉口摆摊销售,他们在汉正街的保寿桥     

跑马崇祯钱

明末有一种在南京铸造的,崇祯通宝钱,背面穿下有一奔马图形,俗称“跑马崇祯”。这种用动物做图案的流通货币,在中国制币史上是罕见的,据查,惟唐代乾元钱背面有云朵,偶见有飞鸟图案,称之为“祥云瑞雀”,唐代文物上常见这种图案,这说明飞鸟在唐代是吉祥之意。而跑马钱,据史书记载,在当时人民心目中并非吉祥之事,有民谣曰:“一马乱天下”,即指南明政权的权奸马士英而言;还有人说,李自成攻入北京推翻明王朝,闯王的“闯”字是一马进门。这     

郑燮《和卢雅雨红桥修禊诗》卷

由于康熙、乾隆的六次南巡,扬州盐商在瘦西湖两岸争地构园,形成了＂两堤花柳全依水,一路楼台直到山＂的盛况。＂红桥＂,位于瘦西湖南端,始建于明末崇祯年间,原为红色栏杆的木桥,后在乾隆元年改建为拱形石桥,取名虹桥。清康乾年间,扬州瘦西湖畔发生的三次＂红桥修禊＂,主持者王士嫘、孔尚任、卢见曾皆为当时的名士,参与者众多,规模、影响达到极致。     

被《桃花扇》毁誉的杨龙友

清康熙三十八年（1701年）,有个叫孔尚任的戏曲家写了一本名为《桃花扇》的传奇历史剧。该剧以南明复社（明末时期江南士大夫组织的政治集团）人士侯方域与秦淮名妓李香君的情感纠葛为主线,折射出南明朝一些社会名流和当朝权贵的生活景况。剧中写了一个叫杨龙友的贵州贵阳籍人士,说他是一个攀附权贵、虚伪奸诈的市侩小人。     

组织“复社”的是张溥,不是张薄

《炎黄春秋》1998年5期63页《明末党社与清朝文字狱》一文说：“崇帧时,江苏太仓庶吉士张薄倡议文社大联合……举行社盟,取名‘复社’。”“复社”组织者不是张薄,而是张溥。张溥（1602——1641）字天如,号西铭,江苏太苍人,明末文学家,崇祯四年进士,授庶吉士,他和同乡张采组织“复社”,以复兴古学,务为有用相号召,主张改良政治,继承东林党（明朝万历年间,一些学者在江苏无锡东林书院讲学,常批评时政,在政治上与魏忠贤对立,反对他们的人称他们为东林党）人传统,进行文学和政治活动,影响很大。著有《七录斋集》。组织“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