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统治集团君主立宪论析评

１９０６年９月１日,清廷颁谕宣布“仿行宪政”后,在近代中国各社会集团中引起极强烈的政治反响。革命派抨击清廷是以立宪之名而行专制之实;在野立宪派则充满希望,曾几次掀起大规模的请愿运动,明确而又具体地提出自己的立宪要求。对此,有关论著已多有论列。但对预备仿行君宪政体的主体──清统治集团在君主立宪问题上,是否存在不同的认识、议论？其原因是什么？其实质与作用如何？笔者不揣浅陋,拟就此略陈管见。一早在庚辛新政期间,部分清政府官员,如出使日本大臣李盛铎、御史赵炳麟、会办商约大臣盛宣怀、两广总督陶模等,就曾分…     

名妓的香扇诗

清末民初的政坛上,丑闻层出不穷,“日日言自强,不必其果自强也,招权纳贿,丧心病狂也如故;日日言立宪,不必其果立宪也,紊乱行政,隳坏国维也如故。周荣曜纳贿之案未息,而黄庆诰纳贿之消息又被流传;黄庆诰纳贿之言未已,而杨士骧纳贿之消息又被流传;杨士骧纳贿之案方结,而段芝贵纳贿之消息又被流传。以与国休戚之人,而汲汲焉营家私以自封殖,此一滑稽也。”这是革命家的说法。     

《钦定、协定与民定:清季制宪研究》

预备立宪是清末新政的一个高潮,其最终指向是建立君主立宪制度。而宪法关乎社会各集团在国家政治生活中的权利与地位,朝野各方皆非常关注。清廷两次派遣大臣出洋考察,认为如用钦定办法制宪,可达到巩固君权之目的。因各国立宪运动结果多是民权仲张,君权削弱,唯独日本例外。倒幕立宪之前,权在幕府,天皇徒拥虚位。     

清内阁与军机处

清朝专制制度中的核心机构是内阁和军机处。其内阁沿袭明制,又颇具特色。所谓"内阁为政府,大学士为执宰"。"居六卿之首","赞理机务,表率百僚",雍正年间创设军机处,"本内阁之分局",内阁和军机处关系非比寻常。其后,军国大计由军机大臣面奉皇帝训示,拟旨缮发。而寻常政务,仍由内阁票拟。大学士随之出现内外中堂之分,入值军机处的内中堂权力要比顺康时期的大学士大为提高,留守内阁的内中堂的权力明显削弱。军机大臣的"首揆"往往是内阁大学士,这就使军机大臣身兼数职,正确处理内阁与军机处的职责分权,往往也是军机大臣的一项重要任务。     

制度变革与身份转型——清末新式司法官群体的组合、结构及问题

光绪三十二年清政府设立大理院,中国新式司法官由此产生。宣统年间,司法官选任逐渐步入规范化的考选之途;经宣统二年全国规模的司法官考试,大批法政人员加入司法官队伍中。由于清末新政、立宪等制度变革,使很多传统人员实现了现代转型,从"旧人"变成"新人",新式司法官多半由传统的刑官,候选、候补等官员转变而来。新旧之别确存于清末司法官群体中,但实际上更多的是"新人不新"、"旧人不旧"。在民心思变、各方势力分化组合日益剧烈的清末时期,原本以化解社会纠纷、维护现存秩序为职责的司法官群体,很多未能安心其职,不少人成为革命者。从这一角度讲,清末司法官群体未免"貌合神离",仅具其"形"。通过分析该群体结构及问题,不难发现中国从传统到现代转变过程中人员是如何承续、转化的,变与不变是如何共生的。     

革命派反对在中国实行君主立宪理论之评议

革命派与立宪派在清末曾进行过激烈的政治论争,结束以后,革命党人亦时有政论发表。本文主要讨论1905至1911年期间革命党人在理论上为何反对在中国实行君主立宪,其它与本文主旨无涉以及不相信清廷立宪或认为搞假立宪而反对诸问题均不予论列。 为了更清楚地了解革命派理论旨趣之所在,在分析其反对在中国实行君主立宪的理论之前,首先应搞清他们对君主立宪制度本身所持的观点。     

十三世达赖喇嘛晋京期间的礼仪与奏事权之争新探——民族国家建构视角

1908年十三世达赖喇嘛晋京期间曾就是否向光绪皇帝、慈禧太后下跪等礼仪问题,以及是否允许直接奏事或与驻藏大臣会衔上奏西藏政教事务即所谓奏事权问题与理藩部、外务部等中枢机构官员发生了激烈争论。前人已就基本史实及后续政治影响等作过探讨。本文立足于清末民族国家建构这一宏观背景,认为礼仪之争的本质是朝廷通过达赖喇嘛跪叩等肢体操演,对外宣示达赖喇嘛地方性首领的政治地位与西藏地方隶属清朝的政治主题;而朝廷否决达赖喇嘛的奏事之请,目的在于通过赋予驻藏大臣奏事垄断权以维护其政治影响力,贯彻政教分离的"西藏新政"原则。这些模仿西方民族国家的"政教分离""政治体制一体"等原则的举措,虽然未能弥合分歧,但却开启了边疆治理现代转型的序幕。     

评中评

1"百年宪政"的认识误区近年来,从媒体到学界,"百年宪政"的话题经久不衰,歧义纷呈,见仁见智在所难免。一、"百年宪政"之说并不确切史学界对晚清大臣考察宪政与《钦定宪法大纲》讨论较少,法学界与思想界却谈得很多。严格地说,"百年宪政"或"宪政百年"的提法过于简约,清末年间不过是"预备立宪",并非"立宪",与其称"宪政改革",还不如叫"专制改革"更准确。另有部分法学研究者将"宪政百年"的时间上溯到1901年,梁启超的名文《立宪法议》就在这一年问世于东瀛,迅即传入国内。     

民国各政党与中华民族复兴论

正"中华民族复兴"论,就其核心概念"中华民族"与"复兴"旨趣之明确组合的思想自觉形态而言,可以说形成于民国时期,大约在20世纪10年代末和20年代早中期开始出现,九一八事变之后逐渐风行全中国。但若溯其源头,恐怕还得从清末孙中山的"振兴中华"论和梁启超的"少年中国"说谈起。前者代表排满革命党人的汉民族主义之"光复"理想;后者则预示了后来立宪党人融合中国各民族、实现共同发展的"大民族主义"(梁启超语)之国族"振兴"愿望,它们为共同孕育这一时     

辛亥革命珍贵文献《秋夜草疏图卷》

今年是伟大的辛亥革命100周年。在革命最初的日子里,在江苏省会苏州,发生了巡抚程德全,清末状元、大实业家、立宪党首领张謇向清廷挑战性的奏疏,要求皇上“解除亲贵内阁”“下诏罪己”“提前发布宪法”。语气恳切而坚决。实际上已超越了君臣之间的规范．也可看作东南富庶之地的江苏响应此起彼伏,风起云涌的革命,率先独立的先声,一时震惊朝野。因此．客观地说这份奏疏应视作辛亥革命的重要文献,而它的疏稿真迹还具有相当高的文物收藏价值。     

从清末改革想到当代改革

发生在一百一十年前的清末新政,在十一年中,做成了比洋务运动与戊戌变法多得多的改革事业,从禁鸦片、废科举,发展实业、推行现代教育与法制改革,到立宪政治,社会风气的变化甚至深人到边远的农村。然而,这场大改革以辛亥革命成功而告终,百年后的中国人又进行了一场规模宏大的改革运动,对百年前的清末改革,自然比其他时代的人们怀有更大的好奇与兴趣。     

论清末实行预备立宪的必要性及可能性——兼论中国近代民主化的起点

对清末预备立宪的评价,论者大都指为“骗局”,也有确认并非“假立宪”的,但其结论又认为预备立宪行不通,“只有民主共和国”才是中国历史的“选择”。这个结论仍然没有摆脱传统观念的影响。今天,如果我们放弃革命派与立宪派论战中的感情束缚,解放思想,更新观念,用政治学观点去考察清末社会特点、政体与国情的关系,具     

武汉:中国近代工业的重要发祥地(二)——武汉早期工人的产业贡献

正武汉与上海、天津、广州等同为我国近代工业的发祥地之一。清末民初,武汉后来居上,成为中国近代最大的重工业基地,成为仅次于上海,与天津、广州、青岛、南京、苏州、无锡等并驾齐驱的近代工业城市。孙中山先生在民国初期撰著的《建国方略》中,论述了武汉工业成就:"现在汉阳已有中国最大之铁厂,而汉口亦有多数新式工业,武昌则有大纱厂,而此外汉口更为中国中部、西部之贸易中心,又为中国茶之大市场",展望武汉未来,认为"必须定一规模,     

清末政治史研究的宏观检讨

清末政治舞台上存在着三股重要的政治势力:清政府、立宪派和革命派,他们各自设计了不同的政治方案,开展了既互有歧异又相互关联的政治运动:新政、立宪与革命,正是这三股势力的较量与消长决定了中国政治的新走向。关于清末最后十余年历史的研究,在相当长的一段时期内,主要是以辛亥革命为主线,清末新政与立宪运动只是作为革命的背景来叙述,甚至是当作革命的对立面来批判。随着时代的变迁,历史认识的视角发生转变,使立宪运动和清末新政进入理性实证研究,并逐渐与辛亥革命的研究鼎足而三,甚至有后来居上而超迈之势。从研究史的角度,对于清末十余年历史的研究成果做一宏观性的检讨,并具体分析从革命史研究到现代化研究范式转变的利弊得失,提出新的研究问题,展现新的研究趋向,将有助于清末政治史研究的深入拓展。     

辛亥革命爆发后徐世昌是否密赴彰德会见袁世凯

1911年10月10日辛亥革命爆发后,经内阁总理大臣奕劻和协理大臣那桐、徐世昌??14日摄政王载沣发布上谕,任命被罢官后定居在河南彰德(今安阳市)的袁世凯为湖广总督,督办剿抚事宜;所有该省军队及各路援军,均归其节制调遣;陆军大臣荫昌和海军巡洋、长江联合舰队统制萨     

大臣以及大臣之道——王船山经义、史论对政治实践之思考

本文提出宋明道学到王船山那里,心性才与实际的政治操作真正紧密地内在关联起来,并有效地解释实际的历史。本文以船山经学与史论为中心来讨论此点。第一部分讨论其《读四书大全说》、《四书训义》、《周易外传》等经解将心性与政治实践的关联落实于"志"、"量"、"识",以及"心有广大深远之术"。第二部分则讨论心性之学落实于政治的实践者"大臣"身上,并讨论"大臣之道"。"余论"部分会探讨船山在其经学、史论中对于心性之学与大臣之道的思考与其本人在南明永历王朝的刻骨铭心的政治经验之间具有血肉般的关联。     

晚清“人臣无外交”的异变及其趋向

中国历代王朝奉行"人臣无外交"外事规则,鸦片战争后,由于条约关系的建立,以及传统的夷夏观念等因素,使得这一规则被打破,地方官员办理外交获得合法地位。经第二次鸦片战争,又进而体现在制度之中,包括中央和地方两个层面:地方外交行政,形成了"人人都是外交家"的畸形体制,包括南、北洋大臣和省级外交体制,关道和县级衙门均承担程度不等的外交职能;总理衙门的建立,在中央层面打破了"人臣无外交"规则,外务部取而代之,进一步改变了传统的外交体制。清末,朝廷采取措施限制地方外交权,在某种意义上是"人臣无外交"规则的回流。在晚清外交体制的嬗变过程中,"人臣无外交"演化为在列强强权政治挟持下的复杂体制,既蒙受着屈辱,又逐渐趋于统一化、规范化和近代化。这正是其在晚清中外条约关系下发生异变的趋向。     

清代驻藏大臣的衙门

清代驻藏大臣的衙门欧朝贵驻藏大臣的设置公元１７２７年（雍正五年）,清朝政府任命内阁学士僧格和副都统马喇为首任驻藏大臣,负责办理前后藏一切事务,是为驻藏大臣之始。自此,“国家因西藏地处边远,特命大臣驻扎其地”（《清圣祖实录》）。直到清朝灭亡的宣统三年（...     

爱国情愫 世人楷模——张叔诚先生捐献文物略

张叔诚,名文孚,别号忍斋。直隶通县(今属北京市)人。生于1898年,卒于1995年。是前清工部右侍郎、总办路矿大臣张翼(字燕谋,1846-1913年)之子,著名实业家。1913年入天津南开中学就学,与周恩来同学。因父兄相继去世而辍学。18岁担任其父张翼创办的山东枣庄中兴煤矿公司监察人。1919年黎元洪任中兴煤矿董事会长,朱启钤任总经理。1922年董事会改组,张叔诚改任董事;1926年兼任总公司协理。1928年6月董事会长黎元洪逝世,由朱启钤兼任董事会长,张叔诚等人为协理,黎元洪之子黎绍基为董事,总公司由天津迁至上海。     

清末民初鼎革大变局下动荡边地的个体应对——库伦电报局委员顾保恒在库活动探微

清末鼎革之际,外蒙古局势亦发生骤变,云集于库伦的王公活佛乘武昌起义之机,尽逐库伦办事大臣衙门诸官员,导致清廷与库伦之间的联系彻底中断。危急之际,库伦电报局委员顾保恒勇肩重任,不断向清廷汇报该处情报、上呈治乱方略。同时他又担任抚辑委员,竭力保护在库内地商民生命财产之安全。民国成立后,顾保恒继续履行以上职任,直到民国元年十一月被迫"出奔"后,才结束其卫国护商使命。清末民初边疆危机之际,顾保恒之类的时人在应对边疆危机方面曾发挥过积极作用,其努力不能忽视。同时,他们应对边疆危机的不足及所遗教训,亦为史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