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清时期地方志东传日本的历史过程

中日书籍交流史是近年学术界讨论的热点问题之一,但对其中的地方志这种历史地理文献尚缺乏系统的探讨。本文以方志东传日本最为频繁的明末至清咸丰年间为研究范围,从文献传播学的角度,归纳并分析了这期间中国向日本输出地方志的三个阶段及其特点,探索了渡日方志的流向。     

书写法律:明清案狱故事中的民众法律认知与司法文化

明清笔记小说中的案狱故事不仅描摹了司法实践活动,同时也传达了当时民众对于司法实践的认知、态度和情感。由此可以解读出乡民视野中对国家法律的基本态度,以及民众心目中的情、法之辩。本文以案狱故事为例,考察明清乡民视野中的法律认知与司法实践,试图彰显中国古代法律文化的另一侧面。     

交传第一阶段短期记忆与笔记的有机结合

要处理好交替第一阶段的精力分配问题,首先要重视听辨能力的提高,听辨是短记与笔记的前提和基础,其次要坚持短记为主、笔记为辅,而又不受制于固定的的脑力分配比例。最后,口译笔记应在理解的基础上,重点记录信息要点和逻辑结构。     

元代多语文合璧书写形式及其对明清的影响

正元朝是由北方游牧民族建立的多民族统一国家。元代多民族国家特征,形成多元文化一体、多民族融合的格局。北方游牧民族自古与中原地区,更远的中亚、西亚有着贸易往来,对多元文化交流,并不陌生。元代中西交通发达,中外文化交流频繁,各种宗教自由,来自中亚的色目人、西亚入华的景教徒、欧洲旅行家、各国商人等穿梭于元大都、上都或沿海城市。元代官方通用语言有汉语、蒙古语、波斯语等多种语言文字。元代文书行政书写形式中存在着以多语言文字合璧的现象。官方颁发的文书、牌符,以及辞书、碑刻等也以多种文字合璧的形式书写。元代这种以多语文合璧     

《子母传沙:明清时期杭州湾南岸的盐场社会与地权格局》

近代以来,杭州湾南岸盐场地区产生一种名为“子母传沙”的土地占有惯例。世代居住于此的灶户们相信,他们的祖先早在明代就被官府“勒派为丁”而从事煎盐生产;清代摊丁入地改革后,他们的丁名又被官府登记在册,从而获得了当地盐场沙地的所有权;自此以后,从这些沙地由南向北淤涨成陆的土地,一律归灶户及其后裔所有,由他们围垦、出租或者转卖,子母相生,永永相续。在此基础上,当地逐渐产生出形态各异的“一田两主”格局。     

明清女性节序风尚与方志文献的“书写”

明清肇庆方志多设有“风俗”栏目,真实地记录了民众的集体性社会风俗,其中也有女性的史料,这些女性史料与方志编修的“列女”栏目书写少数典型女性的贞孝节烈不同,书写的是大众女性生活,反映了明清肇庆地区女性岁时节庆生活的多样化、自由性,甚至具有男女同娱和岭南巫风的特色。     

明清的地方官与明清的地方志

明清两朝,是我国封建社会方志编修史上最为辉煌的时期。明代“郡邑莫不有志”,270余年间修成各类志书2892种(比宋元方志的总合还多4倍);清代则在方志编修及方志学研究方面均进入了我国封建社会的最高     

物理中考:关注对教学的引导

正物理《考纲》在"命题指导思想与原则"中鲜明提出"突出体现对教学的六个引导"。这意味着,《考纲》不光针对考试,同时也针对教学。因此,要想在中考中取得好的成绩,初二和初三年级的老师都要认真研究考纲,并将过往试题与考纲精神进行对照分析,考察考纲精神是如何在试题上体现的,进而思考如何在教学上提高针对性和实效性。在这里,我想就三个主要方面谈一些体会或者     

明清叠彩山风景书写研究——基于《徐霞客游记》与地方志的比较

叠彩山位于山水名扬天下的广西桂林,由唐代诗人元晦开发,在明代《徐霞客游记》及从明迄清的广西地方志中均有记载。通过对比文献研究,分析《徐霞客游记》及地方志中叠彩山风景资源书写内容、审美评价特征及审美评价方法、思想的异同,揭示不同时代背景和视角下,叠彩山风景书写中的风景资源特色及历史变迁,为当代广西山岳风景资源的开发和建设提供历史依据,注入文化内涵,对推动广西山岳风景资源保护及高质量开发具有重要意义。     

中书省与“佞幸传”——南朝正史佞幸书写的制度背景

作为类传的一种,"佞幸传"由《史记》首创,《汉书》则奠定了后世佞幸书写的基调。《宋书》《南齐书》在"何为佞幸"上设立了全新的标准,收录的人物均为担任中书舍人的寒人。南朝正史"佞幸传"的此项特质与魏晋以来中书制度的发展密切相关。魏晋时期,皇帝出于集权需要而新设的中书机构曾激起朝臣的普遍不满,中书监、令在舆论中常常遭受佞幸之讥。南朝皇帝以寒人任中书舍人典掌机要,又让作为官僚集团主体、引领社会文化的士人感到不可接受,代表这一阶层立场的《宋书·恩幸传》《南齐书·幸臣传》《梁史·权幸传》由此诞生。中央官制的演进以及士族政治的终结,是初唐官修《梁书》《陈书》不立"佞幸传"的原因。"制度性佞幸"现象展现了新制度被社会认可之前的曲折过程,也为观察中古政治文化的转型提供了新线索。     

村民与镇民:明清山西泽州的聚落与认同

明清时期山西东南泽州地区的镇的发展,在某个层面上看并不落后于江南,其聚落发展的历史也很悠久,但它与村落的关系极为密切,在它形成之后,并不一定在空间上独立于原有的村落,使我们可以"巨村为镇"概括其特点。在此过程中,当地人如何称呼本地、如何称呼本地人,而非仅仅根据外人或后人的判断,也是我们认识村、镇性质及二者关系的重要方面。出于对村镇一体关系的认识,与其说将这里的镇与村的关系概括为"市场共同体",不如概括为以社为核心的"地缘共同体"。     

明清士人对圣经年代体系的接受与理解——以李祖白《天学传概》为个案

本文讨论在清初杨光先“历狱”事件中扮演重要角色的李祖白及其作品《天学传概》的思想特点以及成因,并以《天学传概》所持之“中国人西来说”为切入点,讨论天主教在晚明前清中刁社会的深入程度问题,以及基督宗教社会关於世界年代体系的传统知识对中国教外士人的一般性影响。这是西方知识在传统社会中是否能够以及如何改变中国人观念的一个典型案例。     

广域的史料观念:谢国桢对明清笔记小说价值之认识

历史学家谢国桢在明清献的长期研究中,较早地发现明清笔记小说类献对明清社会史研究的价值,认为它是对正史材料的重要补充,从而拓宽了传统史料的界域和范围。在这种观念的指导下,谢国桢长期致力于明清笔记小说的搜集和介绍,在实践过程中逐渐升华出关于其价值、内容分类和发展阶段的理论,还提出了可行的明清笔记小说的整理计划并亲自付诸实施。这些是谢国桢史学思想和实践的重要构成部分。     

黑山会的故事:明清宦官政治与民间社会

关于明清时期宦官的研究 ,以往史学界多从政治史的角度入手 ,探讨宦官干政及其与皇权的关系。本文从黑山会这样一个宦官的祭祀组织出发 ,探讨他们塑造刚铁这样一个宦官祖神的意义 ,从新的角度理解宦官政治 ,并进而探索宦官与京师民间社会的关系 ,以及他们在宫廷与民间社会之间的中介角色     

书写公众的历史与公众书写的历史

正公众史学在中国迅速兴起并引起了史学界的重视,越来越多的人投入到公众历史的书写中。部分专业史学家意识到"公众历史不能建设成为公众史学,永远难容于历史学"(钱茂伟《中国公众史学通论》,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5年,第31页)。故从理论上予以指导,将公众史学上升到学科建设的高度予以重视并出现了一     

乡党政治、士人心态与历史人物书写——以明清史传中的李至刚为中心

历史人物书写往往是复杂的社会关系、政治环境以及多样心态主导下形成的主观表达。传统时代,人物事迹被置于道德框架之下书写,人物评价及其形象被特定时代的社会关系和文化心态所塑造。明清史传对永乐初年礼部尚书李至刚的书写,则是其中的典型个案。明人杨士奇所撰的《解缙墓碣铭》和《李至刚墓表》是后世史传中李至刚书写的祖本,李至刚“蒙垢简牍”的故事不断被复制、传播和再创造,最终影响到清代官修《明史》的道德性书写。这一案例呈现了个体书写如何影响集体书写的过程。究其原因,这可能是明代中前期杨士奇长期秉政,并以其政治声望、文化影响进而掌握社会舆论和话语权的反映,也是明代史家反思和批判永乐朝史事、明代中后期现实的心态折射。     

钩沉与变迁:试论明清时期涠洲岛的军事防御

明清时期涠洲岛是北部湾海防的重要地带。明代为获取珍珠,多次派遣太监到北部湾沿海海域采取珍珠。由于过渡开采、政府垄断等原因,导致长期以海为生、贩海为业的北部湾沿海居民铤而走险,盗取珍珠。在盗珠活动愈演愈烈的情况下,明政府专门设立涠洲游击,以打击盗珠行为,后逐渐发展为北部湾海防的中坚力量。清康熙初年,为收复台湾,朝廷对沿海地区居民实行迁界禁海政策,这一政策让涠洲岛成为弃守荒岛。康熙二十八年(1689)开海禁后,陆续有居民、盗寇等偷渡上岛,或耕种其地,或以其为据点,而清政府对涠洲岛的军事防御态度,一直是巡哨为主,“禁而未禁”“守而不守”。及至同治六年(1867),法国传教士登岛传教及嗣后安插客民,清政府才默许涠洲岛开禁。直到光绪二十八年(1902),涠洲墩司巡检的设立,才结束这种防御模式。     

学以成商:明清徽商学徒的贸易知识与生意学习

明清以来的经济社会发展与商业分工促使商人们在正式投身经营活动之前需经历商业学徒的学习阶段.徽商学徒在学艺期间需要掌握辨物、估价、识银、算术等贸易知识,同时还要学会书写记账、交际往来、辨别良莠、调整经营策略等本领.这些本领可通过父兄宗亲的言传身教、商书的学习、店内的请教模仿以及自身的体悟等途径来练就.徽商学徒学习经营贸易的内容、缘由与举措,深深根植于明清社会经济发展的现实,亦体现了商业群体自身的发展脉络.     

明清战争与沈阳城的发展

明清战争给沈阳城的发展带来重要影响,期间沈阳由明末的一座军事卫城跃升为后金都城,更为日后成为东北中心城市奠定了基础.通过对沈阳城战争前、战争中以及迁都后的发展情况的探寻,总结历史经验教训,希望对现代沈阳城市发展有所启示.     

明清肖像画的写真与传神

中国国家博物馆是国内收藏明清肖像画数量最多的博物馆之一,今年新展“容曜丹青:中国国家博物馆藏明清肖像画”选取50余件(套)明清时期肖像画,并以画像中人物的生活年代早晚为展陈顺序,让观众可以随着历史发展的潮流,逐步感受明清肖像画的风格与变化,尤其是西洋绘画艺术传入中国后,对明清人物画的影响和渗透。展览共分为三个部分的内容,涵盖的画作题材丰富多样,类型多元。一、庙堂气象第一部分是王室和名臣的写实画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