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明”标准与英国学派的典型历史叙事

正在后冷战时代,作为西方国际关系理论中的一个重要流派———英国学派,重新获得国际关系学和世界史两大学科的青睐。"两个核心要素界定了英国学派的特殊性:它的三个重要概念及其理论上的多元主义方法。这三个重要概念是:国际体系(international system)、国际社会(international society)和世界社会(world society)"。~((4))何谓英国学派是个众说纷纭的话题,巴里·布赞对这一问题的回答似乎较为明智:"在保持标签‘学派’的同时,为了避免关于来龙去脉的众多争议,我将其视为     

新世纪中国边疆学的构建路径与展望——兼论中国边疆理论的三个来源

<正>引言20年来,构建"中国边疆学"已俨然成为显学。据统计,自1992年第一篇题名中含有"边疆学"的文章发表以来,见诸中国知网的论文有105篇,~((1))此外还有众多有关边疆学的著作问世。~((2))最近几年来,因为学科体系、学术体系和话语体系发展的需要,有关中国边疆学构建以及边疆理论的评述文章多了起来,有学者力图指出边疆学学科构建的困境,~((3))还有学者专门对边疆研究的前沿问题进行述评,~((4))甚至还有综述性质的专著出版。【注文5     

探索未知 揭示本源——历史学与考古学研究的融合发展

正考古学和历史学(狭义历史学,即文献史学),是历史科学的两个独立的主要组成部分。夏鼐早年曾将二者比喻作"车子的两轮,飞鸟的两翼,不可偏废"。~((1))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历史学与考古学研究需要融合发展,~((2))融合发展的根本任务是"探索未知、揭示本源"~((3))。那么新形势下二者的融合如何体现?"探索未知、揭示本源"的首要任务又如何理解?一历史学与考古学研究融合发展的学科共识就学科属性而言,     

后西方多元国际秩序的重构:历史路径

<正>国际秩序问题是国际关系学研究的核心议题之一。赫德利·布尔提出了国际秩序的经典概念,他认为国际秩序指的是"国际行为的格局或布局,它追求国家社会基本、主要或普遍的目标"。(3)新自由主义理论的代表人物约翰·伊肯伯里进一步将国际秩序划分为权力均势秩序、权力霸权秩序和国际宪政秩序三种类型,并提出三种秩序呈现出一种递进趋势。在伊肯伯里看来,二战后美国建立     

在历史和现实中穿行——读扬·阿斯曼《文化记忆:早期高级文化中的文字、回忆和政治身份》

正什么是文化记忆?近三十年来,记忆研究在国内外学界受到了较多关注,这既是因为新媒介的出现使得信息存储的方式发生了变化,又是因为二战的见证者相继去世,使得我们对二战的认知逐渐由鲜活记忆转到历史的阶段。~((1))一些学者选择"社会记忆"为讨论对象,研究纪念仪式、身体实践和历史表现之间的紧密关系,认为象征性和表演性是仪式的两大特征。~((2))然而在社会记忆、集体记忆和文化记忆这些概念中,随着新文化史的传播,文化记忆一词在近些年来尤其热门,它的界定者正是德国的埃及学专家扬·阿斯曼(Jan Assmann)。在1992年初版的《文化记忆》一书中,~((3))阿斯曼从理论和个案的角度批     

搭建跨学科研究的国际平台--"历史学与国际关系学:方法论探索与学科构建"高级国际学术研讨会综述

由吉林大学当代国际关系研究中心和历史系联合举办的“历史学与国际关系学 :方法论探索与学科构建”高级国际学术研讨会于 2 0 0 3年 9月 1 7日— 1 8日在吉林大学召开 ,六十余位国内外学者出席了本次会议。此次研讨会的主题是围绕历史学与国际关系学的互动关系、方法论探索和学科构建展开的。著名国际关系理论学家、英国科学院院士、伦敦经济学院国际关系系巴里·布赞教授在会上作了《历史学在国际关系学研究中的作用》的主题演讲 ,内容涉及以下四个方面 :一、西方国际关系研究的模式。西方国际关系研究模式主要是威斯特伐利亚模式 ,权力竞…     

“理解国际关系：历史与理论”笔谈——战略史考察与大战略理论

历史与理论的关系,实质上是人类的社会实践与理论的关系,因此可以说它是人类的社会性思考的一个永恒课题。战后以来,西方国际关系研究的“社会科学化”和专业分工所导致的学科“碎化”趋势愈演愈烈,弊端也日益明显。20世纪后期以来,人们逐渐意识到,对于复杂多维的国际政治现象,任何一种研究途径都有其合理性与有效性的限度,只能解决部分问题。国际关系的学科边界极为模糊,这就决定了依托不同的知识谱系,打破相关学科间的藩篱进行跨学科综合研究的重要性。以国际关系的历史研究与理论研究之关联这个基本问题为例,优秀的论著表明,理论思考可以卓越地体现在历史叙事之中,而历史实例的娴熟运用则能有力地支撑理论建构。但多年来国内这两类研究颇有一种相互隔绝甚至厚此薄彼的倾向：历史家常常只摆事实不讲“道理”,认为国际关系不过是对外政策及其实践之总和,并无抽象理论可言;理论家则言“义理”而罔顾事实,视历史研究为小道,结果把理论架空。有鉴于此,本刊特约请国内几位国际关系研究者,围绕几个具体研究领域来共同探讨这一主题。讨论的目的当然并非刻意高抬传统一人文主义或任何单一研究途径的价值,而只是提醒人们：举凡学术研究,无不靠事实与理论相互联系共同推进。历史研究是一切人文社会科学研究的基础,历史实践是理论的重要来源和检验途径,而历史实践和历史认识本身也需要理论的指导,国际关系领域自不例外。国际关系研究之传统一人文主义与行为一实证主义两大研究途径完全可以相互借鉴、互为补充。当前国内学界讨论的一个焦点问题,是如何实现国际关系研究、特别是国际理论研究的“中国化”或日“本土化”。或许,将历史学的长处、包括中国源远流长的史学优良传统与现代社会科学的先进思想方法和研究手段结合起来,是值得尝试的途径之一。     

新时代中国近代史研究与学科建设的新使命

正历史既是对人类社会过去发生或经历事情的记载,也是一门研究人类社会运动发展过程的科学。2015年8月23日,习近平总书记在致第二十二届国际历史科学大会的贺信中指出:"历史研究是一切社会科学的基础,承担着‘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的使命。"~((1))中国历史研究院的成立贯彻了习近平总书记的这一指示精神。今年年初,习近平总书记在致中国社会科学院中国历史研究院成立的贺信中再次强调"历史研究是一切社会科学的基础",~((2))这是对马克思主义历史唯     

历史理解对国际关系研究的启示

<正>个人、社会、机构、规则、民族、国家等等,每一种在历史中生成并于现在存在的事物都有其历史性。一切事物的历史性归根结底都是人的历史性。~((1))对历史的更好理解是人更好地认识世界的一种必要基础,最终服务于人的社会实践活动。就此而言,历史研究确实是一切社会科学的基础。国际关系研究同样基于历史理解。在近代史学发展过程中,逐步形成了两种史学意义体系,即科学理性体系和历史理性体系,它     

沙井遗址

正发源于南山山脉~((1))的一条条河流,最终注入了西部的戈壁沙漠,最远到达W地区。其中来水量最大、历史上影响最深远的,当属额济纳河~((2))。在这条河流沿岸,已经有科兹洛夫~((3))研究过,还有斯坦因~((4))。最近,则是斯文·赫定~((5))的探险队(即1927年—1933年的中瑞探险)。这条或许位居河西走廊第二位的重要河流~((6)),在穿过镇番绿洲之后,汇入沙漠,最终消失在一个或多     

邢侯簋“州人、重人、庸人”新释

正西周成康时期邢侯簋(《集成》~((1))4241)有铭:"王令荣内史曰:‘井(邢)侯服,赐臣三品:州人、重人、庸人。’"这是研究者经常引用的一段话,十分重要。关于"州人、重人、庸人",学术界或认为州、重、庸是三种氏族,~((2))或认为州、重、庸是三个地名。~((3))《左传》隐公八年:"天子建德,因生以赐姓,胙之土而名之氏。"~((4))地名与氏名往往联系密切,"州""重""庸"为氏名或地名,并无本质差异。     

从丝路学视角建构中外关系史学科:基础、路径及意义

正自1877年李希霍芬在《中国》中提出"丝绸之路"以来,吸引了不同国家和地区学者的持续关注,并逐渐形成的"丝路学",成为"涵盖了文化、历史、宗教、民族、考古等人文科学,以及地理、气象、地质、生物等自然科学的,汇聚了众多学科、综合研究多元文化的学问。丝路学来自丝绸之路这一历史性的文化概念的提出,并且最终得到了国际社会与学术界人士的共同认可。"~(1)亦即,中外学者从阐释"丝绸之路"元概念出发,围绕"中国与世界古今丝路关系"这一核心议题展开研究,旨在探索丝路多元文明的交往规律、丝路伙伴关系的相处之道,以及丝路难题的破解之策,故而形成了由文明交往理论、国际关系理论与全球治理理论组成的丝路学研究的学理基石。因此,从某种意义上讲,丝路学,既是文明交往学,也是国际关系学,还是全球治理学,     

从欧洲国际体系到全球性国际体系——基于历史和理论的双重视野

<正>历史学和国际关系学之间存在着密切的联系。一方面,历史离不开理论的指导,理论的总结和升华有助于历史学家从庞杂的历史现象中提炼出深层的机理;另一方面,历史理解是国际关系研究的基础,国际关系的历史论述、思考和解释对理论研究有着重要意义。罗伯特·杰克逊和乔格·索伦森强调,"历史不但是研究国际关系的起点,也是国际关系理论必不可少的指南和矫正"。1赫德利·布尔指出,"历史研究是理论研究自身的主要伴侣"。2作为连接两者的引桥,国际关系史的编纂需要历史     

中国古都学理论建设刍议

根据中国古都学近年来实证性研究蓬勃开展, 成果丰硕, 而理论研究相对滞后的形势, 强调了适时加强理论建设对推进这门新兴学科深入发展之重要作用; 同时对当前加强中国古都学理论建设从学术层面上提出了三点见解, 指出应充分注意这门学科的学科性质与任务、深刻把握其学科特性、恰当关注其学科组成的层次性与相应之理论体系之层次性; 论文还对加强学科理论建设之途径提出了三条具体建议。     

国际关系局部理论与当代史案例研究

历史与理论的关系,实质上是人类的社会实践与理论的关系,因此可以说它是人类的社会性思考的一个永恒课题。战后以来,西方国际关系研究的“社会科学化”和专业分工所导致的学科“碎化”趋势愈演愈烈,弊端也日益明显。20世纪后期以来,人们逐渐意识到,对于复杂多维的国际政治现象,任何一种研究途径都有其合理性与有效性的限度,只能解决部分问题。国际关系的学科边界极为模糊,这就决定了依托不同的知识谱系,打破相关学科间的藩篱进行跨学科综合研究的重要性。以国际关系的历史研究与理论研究之关联这个基本问题为例,优秀的论著表明,理论思考可以卓越地体现在历史叙事之中,而历史实例的娴熟运用则能有力地支撑理论建构。但多年来国内这两类研究颇有一种相互隔绝甚至厚此薄彼的倾向历史家常常只摆事实不讲“道理”,认为国际关系不过是对外政策及其实践之总和,并无抽象理论可言;理论家则言“义理”而罔顾事实,视历史研究为小道,结果把理论架空。有鉴于此,本刊特约请国内几位国际关系研究者,围绕几个具体研究领域来共同探讨这一主题。讨论的目的当然并非刻意高抬传统人文主义或任何单一研究途径的价值,而只是提醒人们举凡学术研究,无不靠事实与理论相互联系共同推进。历史研究是一切人文社会科学研究的基础,历史     

欧洲一体化的历史与观念

历史与理论的关系,实质上是人类的社会实践与理论的关系,因此可以说它是人类的社会性思考的一个永恒课题。战后以来,西方国际关系研究的“社会科学化”和专业分工所导致的学科“碎化”趋势愈演愈烈,弊端也日益明显。20世纪后期以来,人们逐渐意识到,对于复杂多维的国际政治现象,任何一种研究途径都有其合理性与有效性的限度,只能解决部分问题。国际关系的学科边界极为模糊,这就决定了依托不同的知识谱系,打破相关学科间的藩篱进行跨学科综合研究的重要性。以国际关系的历史研究与理论研究之关联这个基本问题为例,优秀的论著表明,理论思考可以卓越地体现在历史叙事之中,而历史实例的娴熟运用则能有力地支撑理论建构。但多年来国内这两类研究颇有一种相互隔绝甚至厚此薄彼的倾向历史家常常只摆事实不讲“道理”,认为国际关系不过是对外政策及其实践之总和,并无抽象理论可言;理论家则言“义理”而罔顾事实,视历史研究为小道,结果把理论架空。有鉴于此,本刊特约请国内几位国际关系研究者,围绕几个具体研究领域来共同探讨这一主题。讨论的目的当然并非刻意高抬传统人文主义或任何单一研究途径的价值,而只是提醒人们举凡学术研究,无不靠事实与理论相互联系共同推进。历史研究是一切人文社会科学研究的基础,历史     

战略史考察与大战略理论

历史与理论的关系,实质上是人类的社会实践与理论的关系,因此可以说它是人类的社会性思考的一个永恒课题。战后以来,西方国际关系研究的“社会科学化”和专业分工所导致的学科“碎化”趋势愈演愈烈,弊端也日益明显。20世纪后期以来,人们逐渐意识到,对于复杂多维的国际政治现象,任何一种研究途径都有其合理性与有效性的限度,只能解决部分问题。国际关系的学科边界极为模糊,这就决定了依托不同的知识谱系,打破相关学科间的藩篱进行跨学科综合研究的重要性。以国际关系的历史研究与理论研究之关联这个基本问题为例,优秀的论著表明,理论思考可以卓越地体现在历史叙事之中,而历史实例的娴熟运用则能有力地支撑理论建构。但多年来国内这两类研究颇有一种相互隔绝甚至厚此薄彼的倾向历史家常常只摆事实不讲“道理”,认为国际关系不过是对外政策及其实践之总和,并无抽象理论可言;理论家则言“义理”而罔顾事实,视历史研究为小道,结果把理论架空。有鉴于此,本刊特约请国内几位国际关系研究者,围绕几个具体研究领域来共同探讨这一主题。讨论的目的当然并非刻意高抬传统人文主义或任何单一研究途径的价值,而只是提醒人们举凡学术研究,无不靠事实与理论相互联系共同推进。历史研究是一切人文社会科学研究的基础,历史     

思想史视野与国际关系的历史和理论

历史与理论的关系,实质上是人类的社会实践与理论的关系,因此可以说它是人类的社会性思考的一个永恒课题。战后以来,西方国际关系研究的“社会科学化”和专业分工所导致的学科“碎化”趋势愈演愈烈,弊端也日益明显。20世纪后期以来,人们逐渐意识到,对于复杂多维的国际政治现象,任何一种研究途径都有其合理性与有效性的限度,只能解决部分问题。国际关系的学科边界极为模糊,这就决定了依托不同的知识谱系,打破相关学科间的藩篱进行跨学科综合研究的重要性。以国际关系的历史研究与理论研究之关联这个基本问题为例,优秀的论著表明,理论思考可以卓越地体现在历史叙事之中,而历史实例的娴熟运用则能有力地支撑理论建构。但多年来国内这两类研究颇有一种相互隔绝甚至厚此薄彼的倾向历史家常常只摆事实不讲“道理”,认为国际关系不过是对外政策及其实践之总和,并无抽象理论可言;理论家则言“义理”而罔顾事实,视历史研究为小道,结果把理论架空。有鉴于此,本刊特约请国内几位国际关系研究者,围绕几个具体研究领域来共同探讨这一主题。讨论的目的当然并非刻意高抬传统人文主义或任何单一研究途径的价值,而只是提醒人们举凡学术研究,无不靠事实与理论相互联系共同推进。历史研究是一切人文社会科学研究的基础,历史     

美国外交史和国际关系理论的现实主义学派

历史与理论的关系,实质上是人类的社会实践与理论的关系,因此可以说它是人类的社会性思考的一个永恒课题。战后以来,西方国际关系研究的“社会科学化”和专业分工所导致的学科“碎化”趋势愈演愈烈,弊端也日益明显。20世纪后期以来,人们逐渐意识到,对于复杂多维的国际政治现象,任何一种研究途径都有其合理性与有效性的限度,只能解决部分问题。国际关系的学科边界极为模糊,这就决定了依托不同的知识谱系,打破相关学科间的藩篱进行跨学科综合研究的重要性。以国际关系的历史研究与理论研究之关联这个基本问题为例,优秀的论著表明,理论思考可以卓越地体现在历史叙事之中,而历史实例的娴熟运用则能有力地支撑理论建构。但多年来国内这两类研究颇有一种相互隔绝甚至厚此薄彼的倾向历史家常常只摆事实不讲“道理”,认为国际关系不过是对外政策及其实践之总和,并无抽象理论可言;理论家则言“义理”而罔顾事实,视历史研究为小道,结果把理论架空。有鉴于此,本刊特约请国内几位国际关系研究者,围绕几个具体研究领域来共同探讨这一主题。讨论的目的当然并非刻意高抬传统人文主义或任何单一研究途径的价值,而只是提醒人们举凡学术研究,无不靠事实与理论相互联系共同推进。历史研究是一切人文社会科学研究的基础,历史     

改革开放以来国际关系史研究的拓展

作为历史学科的一个重要分支,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的国际关系史研究取得了突破性进展,无论是宏观体系阐释,还是微观个案研究,无论是国际关系史的理论探索,还是档案材料的发掘和解读,对比改革开放之前,都有了一个质的飞跃和提升。对于国际关系学、国际政治学等学科的发展和进步也产生了重大影响。具体体现在研究机构的设立、研究领域的拓展和学术交流的加深等方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