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埃及托勒密王朝王权与神权的关系

托勒密王朝是古代埃及史上一个重要历史时期。法老埃及的王权与神权之间从来就不是和谐统一的,始终存在矛盾和斗争。但是,在托勒密王朝,二者的关系发生了重大变化,王权有效地控制了神权。这主要是因为托勒密王朝的国王借鉴了法老埃及的经验,采取了有利于王权的政治、经济政策,等级和阶级关系决定了宗教祭司集团不可能干涉世俗政权,文化背景也使托勒密国王从意识深处拒绝给予宗教和祭司各种权力。托勒密王朝王权与神权之间是赤裸裸的利用与被利用的关系,这也正是托勒密王朝逐渐失去本土埃及人支持的重要原因之一。     

乾隆帝与土尔扈特蒙古重返祖国

英国近代著名学者德昆西在《鞑靼人的反叛》一书中充满激情地写道:“从有最早的历史记录以来,没有一桩伟大的事业能象上个世纪后半期一个主要鞑靼民族跨越亚洲的无垠草原向东迁逃那样轰动于世和那样激动人心的了”。德昆西在这里称誉的那个“轰动于世”而又“激动人心”的伟大事业,是指一七七一年发生在我国历史上的土尔扈特蒙古,在其首领渥巴锡的领导下毅然重返祖国的动人事迹。早在明末清初西迁到伏尔加河下游游牧的我国漠西蒙古的一支土尔扈特蒙古,之所以能够胜利地重返祖国,一方面是由于土尔扈特人民虽然身居异域,但始终怀着一颗“恒归向中国”的“积诚”之心;另一方面,则由于乾隆帝对土尔扈特回归祖国执行了正确的政策,采取了一系列行之有效的措施,从许多方面作出了重大努力的结果。据不完全统计,在土尔扈特蒙古重返祖国的整个过程中,乾隆帝先后下达了近三十道谕旨,从     

“五瑞”和“五玉”——神权与王权的统一

玉是中国传统文化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作为华夏传统文化基因及中华文明的载体,其在史前时代就已具有朴素的美学和神学的内涵。本文以其为例,主要探讨一下其中所孕育的中国古代文明的诸多特点之一的神权与王权的统一。     

热爱祖国、反抗沙俄压迫的土尔扈特蒙古及其历史文物

我们伟大祖国"是一个由多数民族结合而成的拥有广大人口的国家"(毛泽东:《中国革命和中国共产党》)。生活在我们祖国的各族人民,酷爱自由,富有革命的传统,都已有长久的历史。18世纪下半叶,我国土尔扈特蒙古族人民反抗沙俄的民族压迫,冲破沙俄的控制,万里回归祖国,并对保卫我国西北边疆作出贡献。这一段史实充分说明了我国各族人民热爱祖国、热爱自由、反对黑暗势力统治的光荣革命传统和爱国主义精神。     

商代的王权和对王权的神化

商代的王权和对王权的神化杨升南商代是我国第二个统一的奴隶制国家。作为国家政权象征的商王,在政治上及社会生活中,拥有极大的权力,实行的是君主专制统治。为了有效地实施统治,商王们除用物质的手段：军队、监狱、刑罚等外,还大力神化自己。商王和神混一、王权和神...     

土尔扈特蒙古西迁后的经济状况及其对东归的影响

土尔扈特蒙古西迁至伏尔加河流域后,其经济状况可以概括为:传统游牧经济由盛而衰;以互通有无为基础的对俄贸易往来不断;为俄国军事战役出兵助战获得战利品和报酬成为特殊的收入来源;突袭其他民族和控制贸易路线是增加财富的渠道之一;捕鱼成为相当一部分生活贫困的土尔扈特人赖以维持生计的重要方式。作者认为经济状况恶化是促使土尔扈特蒙古东归的原因之一。     

蒙古土尔扈特和硕特萨吾尔登舞让非物质文化“萨吾尔登”重放异彩

来到内蒙古草原,走进阿拉善大漠,就置身于一股浓郁、独特的民族文化氛围之中,沙滩篝火旁激越的欢歌唱响,欢乐的萨吾尔登舞跳起来,这就是别具一格的阿拉善和硕特蒙古族草原文化。当洁白而尊贵的哈达举过来,当斟满了奶酒的银碗端过来,当姑娘小伙摆动着水波一样的肢体盛情邀请你跳萨吾尔登舞的那一刻,你已经没有任何拒绝的理由,你会身不由己地卷入和沉醉在欢乐的萨吾尔登舞真诚的漩涡之中。     

土尔扈特印赏介

1996年底，新疆伊犁哈萨克自治州政府办公厅向州文物管理所移交了两方银印，两印均为纯银制作，形状为方形，边宽10。6厘米，厚301厘米，印背有小型呼组，扭高6。5厘米，     

婚俗土尔扈特蒙古族

一年前,巴义尔的父母和亲戚带着礼物来到了萨日娜家的蒙古包提亲,请求萨日娜做他们的儿媳.其实,两位年轻人从小就在一块草原上长大,巴义尔一直把萨日娜当成自己的妹妹一样照顾.家乡的开都河九曲十八弯,萨日娜也女大十八变,越变越好看,巴义尔的父母看在眼里,喜在心上,特意找到当地寺庙的喇嘛,算出他们属相相和,长相般配,于是有了顺利的提亲结果.     

土尔扈特的返乡梦

对漂泊在外的人来说,故园、故乡、故国是一座山,是一座可依靠的山。故园流淌着祖先喝过的水。身在外乡,受到挫折或压抑时,第一个想法就是：“水是故乡甜,山不过来我回去。”对于三百多年前生活在伏尔加河畔的土尔扈特人来说。只有一个梦想：“回去,回到故园的草原,回到故园的森林,喝故园的水。”     

论战争、王权和意识形态的相互作用

本文将意识形态界定为一种权力,它具有传播性、渗透性、神圣性和超越性。作者从边界概念、等级观念和共同体（国家）意识三方面探讨在战争环境下王权对意识形态的控制和再造及后者对前者的影响。边界概念使人民辨别外敌并认识王权的地域范围;等级观念与权力的互动有助于征服者对权力的垄断;国家意识培养被征服者的认同感和人民的凝聚力。战争征服带来疆土的统一,为王权确定了统治范围;对意识形态的控制与再造带来了观念（至少在形式上）的统一,为巩固王权提供了条件。     

《漂落异域的民族——17世纪至18世纪的土尔扈特蒙古》一书即将出版

土尔扈特部是蒙古族大家庭中重要的一员,他们在17至18世纪经历了一段从西迁到东归的漫长而曲折的历史。17世纪30年代,在和鄂尔勒克的率领下,土尔扈特部远徒伏尔加河流域,在那里建立在经历了著名的阿玉奇汗在位期间的鼎盛时期后,汗国进入转向衰落的时期;最后,土尔扈特人民在渥巴锡的率领下,历经千难万险后回归故土。回归祖国的土尔扈特部受到了清政府的妥善安置,乾隆帝也以隆重礼节接见了渥巴锡等该部首领,从此该部人民在祖邦故土生息游牧。     

游子思乡 落叶归根——读《漂落异域的民族—17至18世纪的土尔扈特蒙古》

由两位著名的卫拉特蒙古史学者——中国人民大学马汝珩教授、中国社会科学院马大正研究员合著的《漂落异域的民族——17至18世纪的土尔扈特蒙古》一书,最近已由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出版。翻阅这部史料翔实、论述精当的著作,笔者心头不由得涌起一股暖流:这是我国卫拉特蒙古史研究领域取得的又一新成果,这部书也许标志着这一领域的研究从此将进入一个新阶段。土尔扈特蒙古是我国蒙古部族中古老的成员之一,其先祖可远溯到12世纪下半叶克列特部的首领王罕,其后多经磨难,历尽艰辛,发展到16世纪末17世纪初,成为游牧于我国西北地区卫拉特蒙古重要成员之一。自17世纪初期起,该部牧民不断向西迁徙,大约到1630年左右,在和鄂尔勒克率领下,大部分牧民离开原来的牧地,经过哈萨克草原,越过乌拉尔河,到达伏尔     

战争与王权的形成

自从历史唯物论创立以来,战争作为国家形成期诸变革的动因,便成为探讨亚洲专制国家形成过程中经常讨论的一个问题。历史唯物论认为,人类社会结构的发展,是共同体逐步走向解体的过程,这个过程是在原始共同体与新形成的私人性诸个人的关系上二元矛盾展开的过程中发生的,而原始共同体是自然的诸个人从“自然”状态直接带进“历史”中的,是以原生的集团性为基础的。因而,只有以私有财产为前提的父系家庭的形成,才意味着共同体解体为各个单体     

良渚——神权主导的复合型古国

良渚文化的社会运作以神权为主导,玉琮是神权的物化,拥有玉琮即被赋予了神权。玉琮的分割表明其授受关系,体现了神权的授受。各聚落所属层级与玉琮的拥有方式紧密相关,并据此区分为四个层级。良渚文化玉琮、玉钺的使用方式体现了权力结构的变化,大致上前期用玉有比较明确的规范,后期用玉规范松驰,揭示出良渚古国前期的政治结构高度集中,"良渚"聚落对各层级聚落保持强大的控制力;后期的政治结构趋于松散,呈现多雄并立的政治局面,良渚古国遂分化为多个古国。     

论布拉克顿的王权观念

在诺曼征服以来英国王权变迁的基础上,布拉克顿继承了盎格鲁·萨克逊"国王在法律之下"的传统和基督教"王权神授"的观念,形成了独特的王权观念.布拉克顿的王权观念主要包括王权的合法性、国王的权能以及王权的有限性等三个方面.经过科克等人的重新阐释,布拉克顿的王权观念成为新兴资产阶级反抗王权、争取权利和自由的旗帜,从而成为英国近代宪政发展的重要思想渊源之一.     

腓尼基王权的一些特点

《古代史通报》1991年第4期刊登了Ю.Б.齐尔金的论文《腓尼基社会政治结构的一些问题》,谈到腓尼基王权的一些特点。 文中指出,古代诸社会的社会政治结构问题是苏联学术界讨论的热门话题之一。在考察腓尼     

赫梯王权与法

赫梯王权与法易建平军权、法权与神权,是上古权力结构中最为重要的三种权力。在上古历史的研究中,我们常常可以根据这三种权力的分布以及运用情况,得出一个国家政治制度性质的结论。探讨赫梯王权的性质,这一方法也可适用。本文拟研究赫梯王权与上古最为重要的三种权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