笔谈“中日共同历史研究”

2006年12月,根据中日两国领导人之间达成的共识和两国外交部间达成的实施框架,中日两国各10位学者组成中日共同历史研究委员会,就中日历史问题进行研究。2009年12月,委员会宣布第一阶段研究工作结束,并公布了研究报告。研究报告由中日两国学者就共同确定的题目而分别撰写的论文构成。人们一般认为:历史问题是影响中日两国关系发展的重要障碍之一,但什么是历史问题?历史认识的分歧点在哪里?历史认识的分歧是否可以解决?如何寻找解决历史认识分歧的方法?许多问题需要历史研究者予以回答。而此次中日共同历史研究则是回答上述问题的一次尝试,或者说迈出了解决中日历史问题的第一步。本刊拟分两期约请各界学者对中日共同历史研究及其研究报告以笔谈的形式发表意见。     

2011年中日关系史研究述评

一 中国方面的研究 （一）中日历史共同研究的再探讨《抗日战争研究》编辑部鉴于2010年组织国内外知名学者就中日历史共同研究本身及其遗留的一些问题继续开展讨论或“共同研究”,获得了较大反响,故又在2011年连续组织了4期“中日历史共同研究再探讨”的对谈文章,进一步使国内外学界了解了目前中日两国关系史研究的学术水平和学术环境,颇受国内外学者重视。     

中日共同历史研究中的理论与方法问题

历时三年的中日共同历史研究第一阶段,终于在2009年12月宣布结束了。在三年的过程中,中日两国学者在相对安静的环境中,以比较冷静的心态就两国关系的历史进行了认真的研究,就其中部分存在争议的问题进行了坦率的讨论,公布了研究报告。总的来看,学术界和舆论界对这一研究成果的反映还是冷静的,说明大多数人对学者进行的研究采取了信任和肯定的态度。可以说,中日共同历史研究为推动新时期中日关系的发展迈出了重要的一步。     

关于中日共同历史研究的思考

本文认为中日之间产生历史问题的根本原因是战后日本始终存在着不承认侵略战争责任和否认侵略战争历史事实的言论与行动,这种不负责任的言行违背了中日两国的共同利益,不断地伤害战争被害国人民的感情。同时,文章也指出:除了政治原因之外,由于战争体验的不同,战后社会环境与国际环境的不同,中日两国民众对历史问题的认识也会产生差异。解决历史认识的差异,需要通过相互交流和相互理解,相互理解是中日历史共同研究过程中贯穿始终的原则。而相互理解的前提是首先需要将维护世界和平,反对侵略战争视为具有普世意义的目标。文章强调中日共同历史研究必须针对历史问题的产生原因,不是进行所谓“政治框架以外的议论”。     

中日共同历史研究与九一八事变后日本对华政策的几个问题

2010年1月,历时三年完成的中日共同历史研究报告书正式向社会公布,引起了学界和社会的广泛关注。共同研究报告书代表了中日两国学者的最新研究成果,也基本反映了中日两国学界的研究现状,对加深两国学者在历史研究上的交流,以及在一些重大历史认识问题上接近或达成共识起到了积极的推动作用。报告书涉及的内容很多,其中关于九一八事变到卢沟桥事变时期日本对华政策的阐述,特别引起我的兴趣,下面即结合自己对中日报告书的解读,从日本对华认识的角度,谈一下个人意见。     

中日教科书问题的最早纷争

中日两国有关教科书问题的纷争既是个现实问题,又是个历史问题,其源头甚至可以追溯到上个世纪初.在查阅相关史料的过程中,笔者发现了中日教科书纷争的两桩最早个案,在此稍做整理,以供学者参考.     

中日历史问题的对话空间——关于中日历史共同研究的思考

中日历史问题其实是反映在政治判断、民众感情与学术研究三个不同的但又相互联系的层面上的问题。政治层面的问题主要是由战后日本一些政治家对日本发动的侵略战争没有反省意识,掩盖了日本和平力量的积极努力而引起的。与日本社会和平力量共同抵制保守与右派政治家关于战争责任的错误政治判断十分必要。历史记忆源于不同的战争体验,因此导致中日两国民众层面对历史问题认识的差异,而且容易带有明显的感情因素。解决融入感情因素的民众层面的历史认识的差异,主要的方式应是促进民众间的相互理解。学术层面的中日历史问题,主要表现在学术研究的思维逻辑、研究方法等方面。科学地研究中日历史问题的具体问题,从学术研究的高度为政治家与民众之间的对话提供准确客观的历史依据,促进在不同层面建立对话的话语体系是中日两国历史学者的责任。     

国际历史对话与南京大屠杀研究

中日共同历史研究是中日两国关系史上首次由政府发起的围绕两国间历史的学术对话。南京大屠杀事件（又称南京暴行）则是近二十多年来影响两国关系的历史问题中的一个主要热点。因此,中日两国问展开的历史对话如何叙述南京大屠杀,自然备受国内外各方的瞩目。     

古今学术之变与史地学科之间——中日两国历史地理学早期发展的对比研究

中日两国地理学的近代化息息相关,可比性强,这在两国历史地理学的引入与发展过程中表现得尤其明显。日本在明治(1868—1911)中后期自欧洲引入历史地理学,相关讨论主要由史学界发起,探讨学科属性的同时也注重其“科学性”。但直至明治末年地理学完成近代化转换后,历史地理学方得到真正发展。20世纪头20年,中国的历史地理学自日本和西方两度传入,两代地学家分别在传统舆地之学和具有现代意义的历史学或地理学之中吸纳“历史地理”。对于率先完成现代学术体系建设的近代日本而言,影响早期历史地理学发展的主要因素在于地理学理论的发达程度,而中国则面临学术研究从传统到现代的变革,以及现代历史学与地理学研究范式革新的双重影响。     

读《明史·日本传》发现的问题

<正>从整个中日关系史来看,明代中日两国的关系占有很重要的一页。作为官修的正史《明史》是研究明代中日关系的主要史料,然而《明史·日本传》所记述的史料还有许多缺点和遗漏,一些历史事件记述过于简单和模糊,给后人研究留下了许多不清楚、有争议的难题。本文主要就读《明史·日本传》发现的一些有异议的问题,略陈管见,旨在求教并继续研     

《南京大屠杀史研究》读后

南京大屠杀是近代中日关系史研究中绕不开的问题。在世界历史范围里,像南京大屠杀这样,对事件本身（不仅是如何评判,甚至就是否发生）存在纷繁歧异的认知,十分罕见。为了还原历史真相,反驳日本右翼的谬论,中国学者,尤其是大屠杀发生地南京的学者做出了卓越的努力。新著《南京大屠杀史研究》①（以下简称《研究》）上下两册即为南京大学张生教授及其弟子们近期研究成果的展现。     

如何记忆南京大屠杀——中日共同历史研究中的学术对话

2010年1月，历经三年的中日共同历史研究报告正式向社会公布，引起国内外社会各界的高度关注，其中关于南京大屠杀的内容自中日共同历史研究项目启动以来，一直是学界和媒体报道、讨论的焦点，笔者作为中方外部执笔人承担撰写中方报告中南京大屠杀的内容，参加了多次中日共同历史研究委员会的研讨会议，现将中日共同历史研究中有关南京大屠杀的研讨情况作一简述，并结合自身研究谈几点个人观察与感想。由于囿于个人观察和笔录，其阐述或挂一漏万，或有不当之处，敬请指正。     

关于十五年战争的所谓“稳定”期——走近“日中历史共同研究”

2010年1月31日《日中历史共同研究第一期报告书》公开发表（以下简称《报告书》）。《报告书》中提道：“双方学者均认为：在学术研究领域存在意见分歧是正常现象;在就战争责任的认识取得基本共识的前提下,通过学术讨论、资料交换与观点的交流,可以加深相互间的理解,缩小认识的差异。迄今为止的共同历史研究,双方学者已经在学术研究领域进入了‘即便不赞成对方的意见,但也可以有一定程度的理解’的阶段。     

中日战争可以避免吗？——兼论“从九一八到七七”的连续性问题

《中日共同历史研究报告书》2010年1月公开发表一年来,作为近现代史组的中方委员之一,笔者在关注学界评论的同时,也不断反思历时三年的第一期共同历史研究的过程,继续思考本人承担部分所涉及的重要学术问题。     

中日政治经贸关系现状论析

一、中日政治关系曲折发展 纵观中日交往的历史,交织着友好的往来和恶意的战争。1972年,我国与日本建交,实现了两国邦交正常化。我国放弃战争赔偿和日本对我国提供经济援助奠定了两国政治关系良好发展的基础。1978年．邓小平访问日本,开始了中日最高领导层的互访。中日关系发展进人高潮。1992年,江泽民总书记成功访问日本和日本天皇夫妇成功访华,曾把中日关系推向一个新高潮。但好景不长,此后不久,中日因历史问题、台湾问题、钓鱼岛问题等的政治摩擦频繁发生。     

"中日邦交正常化30年国际学术研讨会"会议综述

由东北师范大学主办、东北师大日本研究所承办的“中日邦交正常化30年国际学术研讨会”,2002年9月26—27日在长春召开,并获得圆满成功。来自日本和中国的近40位学者出席了会议。 会议共收到论文24篇,有22位学者在大会上做了正式发言。中国社会科学院日本研究所所长蒋立峰、东京大学教授小森阳一、大阪外国语大学教授西村成雄、东北师范大学历史系主任韩东育以及东北师范大学日本研究所教授李阁楠做了基调报告。与会中日学者就中日关系中的政治、经济、历史、文化提     

2006年中日关系史研究述评

2006年召开的相关会议主要有:由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中国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主办,日本“孩子与教科书21世纪网络”和韩国“历史教科书运动本部”协办,1月7—8日在北京举行的第四届“历史认知与东亚和平”论坛:由浙江省民国浙江史研究中心、杭州师范大学及《抗日战争研究》编辑部联合举办,4月21—23日在杭州召开的“抗日战争与中国的现代化进程”学术研讨会。另外,由中国外交部和日本外务省联合举办的“中日共同历史研究”首次全体委员会议,于12月29—30日在北京举行。2006年在中国出版的相关图书主要有:黄正林的《陕甘宁边区社会经…     

抗战时期胡适对中日现代化进程的历史反思

本文由胡适对晚清以来中国现代化进程的历史评价、中日现代化历史进程的比较研究两个层面,梳理和阐释了胡适对中日现代化进程问题研究的历史深度和理论贡献。胡适立足于中日两国历史的比较,进而归纳出两种截然不同的现代化反应类型:发散渗透型与中央控制型。在众说纷呈的抗战思想论观中,胡适独树一帜,其在抗战时期初步成型的中日现代化历史比较研究理论模型探讨,有着强烈的时代特征。胡适没有局限于对日本帝国主义侵略战争的一般性揭露,而是通过对长期流传的所谓日本现代化成功论的历史分析,揭示日本社会深层次的文化危机和历史困惑。胡适对19世纪中期以来尤其民国建立后中国现代化进程中所取得成绩的肯定,是其思想复杂性中占主要方面的一个认识;他所归纳的文化冲突的理论及规律模式,与他对近代中国现代化历史进程的阶段性成绩观察紧密关联,也为我们认识近代中国历史的诸多重大事件,提供了一个新颖而独特的历史新视角,其理论价值不容忽视。从胡适所已经尝试的由现代化视角进行中日现代化进程历史比较研究来看,抗日战争与中国现代化进程研究确是一个历史时期已存在的学术主题。笔者认为,此方面学术研究成果的继续挖掘,于当今的抗日战争研究,仍有启发意义。     

北京市文史研究馆传统书画展在日本成功举办

2007年是中日邦交正常化35周年,也是中日文化体育交流年。为此,11月3日至9日,北京市文史研究馆、北京市人民对外友好协会和日本武藏野市政府共同主办了北京市文史研究馆传统书画展。     

关乎中日甲午战争性质定位的两个话题——正义与仁爱

2009年12月,中日历史共同研究在日本东京召开了会议,标志着第一期研究正式结束。关于共同研究到底取得了怎样的结果,由于研究的大部分成果已有所流布,故正如各界所了解的那样,对日本在近代向中国发动了侵略这一事实,双方给予了确认,但在诸多问题上还存在着不一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