英雄祖先与弟兄民族：根基历史的文本与情境

历史书写同时就是一个民族自我认同的重要手段,在中国这样一个有着悠久的王朝历史和王官历史传统的国家中就更其如此。     

清季历史教科书的双重认同

自清季开始,历史教科书成为立足民族国家立场书写王朝历史的重要载体,其中尤以对清代历史的叙述为典型。清季的历史教科书,既突出王朝特性,又具有民族国家色彩,力求实现王朝国家与民族国家的双重认同目标,但这也导致教科书编写中出现某些不协调。教科书编者尽力在文本中平衡王朝国家认同和民族国家认同,消解两种认同的内在张力,着力凸显两种认同中共通的“大一统”理念,利用“大一统”理念组织历史叙事,使之承担起构建民族共同历史、为民族国家建设铺路的使命。     

契丹建国前史发覆——政治体视野下北族王朝的历史记忆

契丹王朝官方叙述中的建国前史与历代中原文献的相关记载在空间、时间两方面均存在巨大矛盾,其背后隐藏着罕为人知的历史本相:阿保机家族是在唐开元年间才加入契丹的后来者,该家族取代契丹旧部建立王朝后,以自身家族史作为民族集团的历史,自然与此前500余年间契丹的实际衍变过程大相径庭。在政治体研究的视野下,从来没有哪个家族天生就是民族集团的统治者,但他们获得最高权力后总热衷于将本家族的历史打扮成整个民族史的模样。发掘统治家族史与民族集团史间的区别与断裂,对于重新审视北族王朝的历史记忆具有普遍性意义。     

新疆历史纵论

章对新疆历史研究做了宏观探讨,认为研究新疆历史首先要站在历史的脊梁上观察历史,既要了解我们先辈对新疆的开拓和开发,也要了解前人对新疆的探索和研究;众多民族共同创造了新疆的历史和新疆是统一多民族国家不可分割的一部分,是我们认识新疆历史的出发点和归宿点;历代王朝对新疆的治理,新疆是各民族共同生活的大家园而不是哪一个民族的家园,多种宗教在碰撞中并存,多元化的共存、交融与互补,屯垦戍边的历史与现实证明了其必要性和合理性,构成了新疆历史发展的五个基本问题;以往了解历史是为了研究历史,现在研究历史是为了更好地了解现状和解决现实中的问题,这是我们研究新疆历史应该注意到的。     

八旗制度与满族共同体认同的建构

满族是继蒙古族之后,在全中国范围内建立起统一王朝的少数民族,在中国的历史上有其重要而独特地位.在其统治时期内所创造和使用的各种制度不仅对整个"清"王朝的发展和衰落有所影响,而且对"民族"发展也起着至关重要的重用.这些政治手段的使用使满族的发展有着与其他民族截然不同的特点和过程,其中最为特别的一项制度--八旗制度在前现代民族共同体--"满族"的塑造中有着深远的影响.     

东南亚史的编撰:从区域史观到全球史观

东南亚作为独特的多元文明交汇的区域,其历史书写与编撰具有重要的学术价值,对于认识世界史进程的本质具有重要意义。东南亚地区的原始文献与史料呈现多语种文献的全球性分布,作为整体区域的东南亚历史书写始于二战之后,经过乔治·赛岱斯、爱德华·霍尔等学者的努力,东南亚区域史的编撰在冷战、后殖民冲突与民族国家建构的张力中兴起并发展起来。随后,东南亚的历史编撰出现由"区域史观"向"全球史观"的转变。东南亚区域史是多点杂糅的复杂历史,东南亚历史书写的全球转向展现的正是以区域史为根基的多样性的全球史。     

试论历史民族地理的学科属性

关于历史民族地理学的名称、学科属性学术界的讨论方兴未艾。本文从研究对象和内容、研究方法等方面入手,认为历史民族地理与民族历史地理在概念上并无实质区别,历史民族地理既不应作为历史人文地理的分支,又不具备成为独立学科的条件,而应该作为历史地理学分支的区域综合历史地理学的一个分支更为合理。     

意大利史书写中的“记忆转向”与“全球史转向”

20世纪90年代，意大利兴起“历史记忆”的研究潮流，这是受当时席卷欧洲的“记忆之场”趋势影响的结果。20年后，意大利又兴起“全球史”书写，将意大利史放在全球框架中展开。从“记忆之场”到“全球史”,这两次“转向”体现了意大利史书写的发展和演变。一方面，它受地方多样性、共和危机、欧盟困境、全球化等现实因素的影响，地方、国家、区域、全球在不同层次上与意大利的现实相互交织，影响意大利的本国史研究；另一方面，意大利历史书写长期以来又有为民族认同和国家建构服务的强烈倾向，故而强调以民族国家为本位。以民族国家整合为宗旨的历史写作还将在意大利特定的历史和现实背景下艰难跋涉。     

朝鲜王朝官修《高丽史》对元东征日本的历史书写

朝鲜王朝立国之初,以编年体官修《高丽史》,几经努力不果。世宗年间改纪传体,编成139卷本《高丽史》,以塑造朝鲜王朝的正统性。《高丽史》对元东征日本历史的书写,强调高丽的自主性,刻画高丽对元朝需索的巧妙周旋,细致记录高丽所供给的粮草、人工等,凡背叛高丽、投身元朝的高丽人,都被称作"反人"而被列入《叛逆传》中,体现宗藩关系下高丽追求自主意识的努力。编写者在该书《忠烈王世家》与《金方庆传》中,塑造了两个类似的元东征日本历史的版本,高丽将领被视作左右战场胜负的关键,蒙古统帅的刚愎自用、一意孤行,加上"大风雨",最终酿成东征的失败。对照《元史》,《高丽史》对元东征日本的书写极为偏颇。因此,对涉及东亚三国的历史事件,一定要摆脱"一国史"的局限,而用"东亚史"的视角,方能趋近历史的真相。     

试论中亚塔吉克民族的形成

塔吉克民族形成于萨曼王朝时期,塔吉克人是中亚最古老的土著居民之一,在漫长的历史发展中和其他诸族相互渗透、相互融合,最大限度地保留了东伊朗的民族成分和伊朗语。7世纪,结合成塔吉克民族诸部族,在语言、文化上融合,具备了形成统一民族的一切条件。达里语在萨曼王朝时期基本上被采用作国语。在特定的地域中亚河中地区和呼罗珊地区,萨曼王朝政权的建立更加促进了当地塔吉克民族的凝聚和形成,国家主体民族意识和民族文化心理特征逐渐加强,在公元9世纪时,塔吉克民族的形成最终得以完成。     

渤海国与唐王朝的民族关系——以唐鸿胪井碑为见证

渤海族是我国东北历史上的一个重要民族,存世大约六百年,公元698年(唐圣历元年),渤海族首领大祚荣,在上京筑都建立震国,后改名为"渤海国"。渤海国自建立之初就使用汉文,以唐制管理国家,积极学习唐朝的典章制度及文化,并与唐王朝保持友好往来,号称"海东盛国",在我国东北历史上占有重要的一页。本文以唐鸿胪井碑为见证,并结合唐王朝的羁縻州府政策,揭示渤海国与唐王朝的民族关系。     

西北地区和亲文化与中华民族共同体的发展

西北地区和亲文化内容丰富，影响深远，具有历史连贯性、主体复杂性和类型多样性等特点，反映了民族交往交流交融的深度与广度。西北地区不同政权之间的联姻、西北地区诸政权与中原王朝的联姻、联结两个民族亲缘关系的联姻、联结多个民族亲缘关系的联姻，都在推进各民族文化上兼收并蓄、经济上相互依存、情感上相互亲近的历史进程中发挥了独特作用，使西北历史上各民族的存续命运紧密联系起来，在中华民族由多元凝聚为一体的进程中深化了休戚与共、荣辱与共、生死与共、命运与共的中华民族共同体理念。     

略论元朝的统治政策对中国民族发展的意义

元朝是中国历史上第一个由少数民族统治的统一多民族国家,也是中国历史上政治制度变革过程中具有里程碑意义的一个历史朝代。元朝所推行的行省制度、驿传制度、屯田制度、土司制度等统治政策不仅将全国所有地区置于统一中央政权的统治之下,还加强了中央王朝对边疆民族地区的治理,促进了各民族间经济文化的交流与融合,进一步推进了中国以汉族为中心的多元一体格局的发展,并对后世中国行政区划的变革,政治体制的变迁,以及民族地区统治制度和今天民族区域自治制度的形成和发展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四库全书总目》的小说观及其原因探析

《四库全书总目》(以下简称《总目》)作为体现清代官方文化思想的大型丛书,在“小说家类”的提要编撰中集中反映了清人传统的小说观。清人小说观的形成有着多方面的原因,作为清代官方丛书,《总目》对小说观有着一定的历史贡献。     

评龚荫《中国民族政策史》

中国历代王朝政府采取的民族政策,对历史时期的民族关系和各民族的发展影响深远,一定程度上甚至可以认为民族政策决定着民族关系和民族的发展进程,把民族政策看作贯穿中国民族史研究的主要线索也并不过分。同时,深入开展这一问题的研究,能够为今天我们的多民族国家制定民族政策提供历史借鉴,因而具有一定的现实意义。遗憾的是,由于历史遗留问题导致的种种忌讳及其他一些原因,目前学界对民族政策史的研究仍然缺乏应有的重视。     

论顾颉刚的中华民族共同体思想:以民族史编撰为中心

清末民初以来,面对国家危亡的局势,许多知识分子通过“中华民族”话语和历史书写,推动民众民族意识的觉醒。其中,顾颉刚的民族史编撰思想尤其具有典型意义。顾颉刚最初只希望做与实用和政治无关的学问,其古史辨致力于打破中国“民族出于一元”的神话,这无疑与当时已兴起的中华民族话语相抵牾;在“九一八”事变后的民族危亡之际,他自觉地转向救亡图存和民族边疆现实问题的研究,并在反思其疑古立场的基础上,结合中国的历史与现实,提出了“中华民族是一个”的理论,强调以此理论为核心编撰中国通史和民族史,纠正古史材料“言分化有余,言团结不足”的偏颇,以历史教育培育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尽管顾颉刚的中国通史和民族史编撰事业并未完成,但其民族史编撰思想及理论自觉意识,对新时代加强中华民族共同体历史研究和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仍有着重要的启示意义。     

正确看待和处理改革开放前后两个历史时期的关系是搞好新中国史编撰的关键——评《新中国70年》

正确看待和处理改革开放前后两个历史时期的关系,是搞好新中国史编撰的一个关键问题。《新中国70年》是一部贯通描述新中国70年历史、向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70周年献礼的史书。在章节布局上,该书将改革开放前的几个犯错误时期和基本正确时期合在一起;在编撰内容上,将犯错误时期的错误与犯错误的时期加以区别;在书写行文上,注意将改革开放前的成就与改革开放后的发展相呼应,更加鲜明地体现出两个历史时期的内在联系。这样处理改革开放前后两个历史时期的关系,在方向上是完全正确的,在实践上是值得称道的。     

浪漫派和批判派的碰撞与融合——塞尔维亚民族史学构建(1873—1940年)

塞尔维亚获得民族独立之际,支持将传统民间史诗作为史料的浪漫派与反对将史诗作为史料、支持对史料进行考据和批判的批判派之间,爆发了一场有关史学方法、观念和重大历史问题的大论战。这场论战持续近二十年,最终以批判派的胜利告终,确定遵循兰克“如实直书”的史学方法,孕育出塞尔维亚民族史学的雏形,推动了现代塞尔维亚历史研究与历史教育的发展。尽管两个学派在史学研究方法上有不同的见解,但实际上两者在塞尔维亚史学研究重点问题和关键叙事上具有一致性。塞尔维亚民族史学就是在浪漫派与批判派的碰撞中接纳了现代的史学方法,又在两个学派的融合中继承了“民族主义指导历史书写、构建历史记忆”的史学观念,现代塞尔维亚史学发展总体方向由此确立。     

70年来中国历史民族地理研究的主要进展

历史民族地理是现代中国历史人文地理的一个分支,其研究成果涉及中国民族史、民族学(人类学)、历史人文地理以及边疆史地等多个学科。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70年来,历史民族地理的发展也经历了一个曲折而复杂的过程。改革开放以来,随着各个相关学科的蓬勃发展,历史民族地理研究成果丰硕,成绩斐然,已初步成为历史人文地理研究领域的一个重要分支。     

全球史：民族历史记忆中的全球史

全球化呼唤着全球史。但是,就如同不存在“文化全球化”一样,也不存在“全球化”的全球史。文化的多样性决定了全球史的多样性,即每个国家和民族都有自己心灵中的全球史。历史是一种记忆的形式,在任何一个国家或民族中,历史研究和历史著述的基本功能是保存和传承自己的历史记忆。全球化和“全球史”并没有中断每一个民族自己的历史记忆的延续。任何一个独立的民族,都有自己独立的历史记忆。这种记忆既包括对本民族历史．也包括对其他民族及整个世界历史——全球史的认知和判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