谈“吴叔戈”

一九七八年发掘的山西侯马市上马墓地第三号车马坑主墓(M1284)出土铜器中有一件带有铭文的铜戈(编号M1284:14),援长12.8、内长7.6、胡长8厘米。栏侧三穿,一穿在顶部略呈方形,另有两穿在中下部呈方形,内上有一穿。援头部呈圭状(见图),与陕县上村岭第1605号虢国墓出土的戈形式相同,与浚县辛村17号墓出土的戈形式亦同     

正定县文物保管所收藏的两件战国有铭铜戈

1981年3月,河北省正定县文物保管所从正定县牛家庄村征集到两件战国刻铭铜戈,现介绍如下。 (阝奇)氏戈。通长22.2、内长8.5、阑长12.5厘米。狭援微弧上翘,脊棱明显,锋稍圆钝,长胡三穿,穿近梯形。内作刀状,上下有刃,刃较锋利,其上一长方形横穿。内上刻有“(阝奇)氏币艹”四字(图一、三)。“(阝奇)氏”为地名,《汉书·地理志)记上党     

泰安市博物馆收藏的一件“淳于右造”铜戈

1999年4月,在泰山虎山东路拓宽工程中,发现了一处战国墓葬群,出土1件带铭文的铜戈。此戈援长而狭,胡上三穿。内微上翘,上有一穿,内末端及下侧有刃。通长27.2、援长18.6、宽2.5~2.9,内长8.3、宽2.9厘米。穿右侧自上而下铸有“淳于右造”1行4字铭文(图一~三)。从“淳于右造”戈的形制、铭文看,应属战国中晚期的遗物。铭文中的“右”,应是铸造兵器的“右库”之“右”。齐国当时在都城设有左右库冶造兵器,下属小诸侯国亦设兵器冶铸库。从目前所发现的铜戈铭文中,已有“淳于左造”、“淳于右造”可证明。铭文中的“造”字从“舟”则为齐国兵器铸…     

四川郫县红光公社出土战国铜器

1972年11月,郫县一区土特产收购站向四川省博物馆反映该站收集到一批战国铜器。经了解这些铜器是11月上旬红光公社七大队第四生产队在杨家旱地取土烧窑时,在深约一米处发现的两座战国土坑墓内出土的。现将这些铜器综合介绍于后: 戈一件(图一)。援长17.8、内长7.5、胡长8厘米。方内,长胡三穿。援后部至内     

平泉县七沟镇发现青铜戈

1991年6月,在平泉县七沟镇圣佛庙村出土了一件青铜戈,保存基本完好。戈峰呈弧线三角形,较锐。援中起脊,阑侧三穿,长方内中有一穿,援上刃高于内上缘。戈体通长20.8厘米;援长13.6厘米,宽3厘米;内长7.1厘米,宽3.4厘米,厚0.3厘米;胡长7.1厘米,厚0.2厘米。戈体表面光滑。     

河北涿鹿县发现一件春秋晚期有铭铜戈

1986年,涿鹿县矾山镇五堡村农民在挖土时发现1件铜戈,现藏涿鹿县文物保管所。铜戈援稍上扬,中起脊,前锋弧尖,胡狭阔,三穿;内直,一长穿,末端有两行五字铭文“索鱼王□戈”,第二、四两字笔划不全。通长19.8、援长12.5、内长7.3厘米(图一、二)。其时代应为春秋晚期。铜戈出土地点距涿鹿故城约500米。这里曾多次发现战国时期的陶器,铜短剑、     

河北围场县出土的战国兵器

１９７８年１０月,围场县龙头山乡小锥子山村一农民在“小锥子山古城址”附近挖土时,发现了战国青铜兵器７件,其中戈３件,矛４件,后由县文物管理所征集并收藏,现分别介绍如下。三穿戈３件。１．长援,微上翘,双面刃,长胡,近阑处有３个半圆形穿,平内,后缘上翘呈弧形,中间有一梯形穿。援长１４．７、内长８．７、胡长１０、通长２３．４厘米（照１）。２．长援,微上翘,双面刃,长胡,近阑处有３个半圆形穿,直内,后缘开双面刃,呈弧形,中间有一长方形穿。援长１４．６、内长８．７、胡长１０．２、通长２３．３厘米（照２）。…     

文安出土郾王职戈

廊坊市文物管理所收藏有一件文安县出土的铜戈,全长26.5、高23、援长17.3、内长9.2厘米。形体较大、中脊隆起,两旁有血槽、直援、微上昂;胡刃有三组锯齿状刺,阑内三穿,直内无刃,直内上角方、下缺,内上一穿。内靠阑部两面均有(?)形纹饰(图一)。内上有铭文“郾王职作(?)萃锯”(图二)。     

新泰市博物馆藏“成阳左戈”铭戈

正1996年,新泰市博物馆征集到一件青铜戈。该青铜戈出土于山东省新泰市翟镇崖头河。戈直援无脊,弧线形尖锋;内部平直无刃,呈圆角长方形,上有一长三角形横穿,末端铸"成(阳)左戈"两行四字铭文;栏侧残存一近半圆形穿,援上刃与内上缘几乎呈一条直线,援与内于侧栏处断开,胡部残缺。援长11.7、内长7.2、通常18.9厘米(图一、二)。     

介绍一件战国铜勾戟

1984年9月,西平县师灵乡师灵街农民黄双喜捐献一件战国晚期青铜勾戟,现藏西平县文化馆。此戟分戟刺、戟刃和胡、内、穿等(见图)。通体完好无损,锈蚀较轻。戟全长30、宽22厘米;援长11.5、宽2厘米;戟刺长21.7、宽2.6——4.4厘米;直内长5、宽1——1.7厘米。这件铜兵器为连铸,戟刺较长且双刃锋利,戟刃(援部)和胡部以及内端均有利锋刀,对敌皆有杀伤力,它能刺可勾,为刺兵器和勾兵器的结合物。这种铜戟是战国后期出     

论魏源的《诗古微》

清代著名的三家诗学者魏源的《诗古微》,是一部功力深厚影响较大的诗经专著,它在诗经研究史方面具有不可忽视的地位与作用。《诗古微》内容丰富,涉及面很广,本文并不是对该书的全面评价,而是偏重于从诗经研究发展史的角度,对该书进行选择性的重点评价,即比较王先谦与魏源对《毛诗》评价的异同,对魏源如何看待《毛序》与卫宏的关系,对魏源在《诗经》研究方法论方面的突破与贡献,对魏源的精微之见,作一些介绍与评述。     

毛泽东巩固人民民主专政的思想轨迹

建国以来 ,毛泽东率领全党全国人民为巩固人民民主专政的国家政权 ,在政治、经济、思想文化建设等方面进行了极其艰难、复杂、曲折的探索。我们应该严肃地、实事求是地、全面准确地、科学地进一步加以认真的总结和研究。因为它关系着对党和国家近 30年的历史评价 ,关系着 1 0亿中国人民在共产党领导下努力探索社会主义建设道路的伟大实践的评价。     

毛泽东与社会主义的中国

研究毛泽东与社会主义的中国的关系,首先应关注毛泽东在建国后所面对的国际国内环境,从他所处的环境出发,研究其探索建设道路的思想脉络。概括讲毛泽东在建国以后主要抓了三件大事,即:抓建设,使中国赢得大国地位,巩固无产阶级政权。毛泽东晚年犯错误的原因,主要在于对社会主义的理解和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观察出现了偏差,对国内政治状况、社会主义的主要矛盾和对党内意见分歧的定性处理上出现了错误。     

毛泽东思想与中国共产党的伟大理论创新

一部中国共产党的历史 ,是马克思列宁主义同中国实际相结合 ,并不断丰富和发展的历史。毛泽东思想作为历史的源头 ,占有极其重要的一页。毛泽东思想作为全党的指导思想 ,是马克思列宁主义同中国实际相结合的第一个理论成果。建国后毛泽东思想在执政党建设、思想文化建设、经济建设和外交政策上都有新的发展。在进入 2 1世纪的今天 ,在新世纪中国共产党的理论创新中 ,毛泽东思想具有重要的指导意义     

郑玄《毛诗笺》校勘成就初探

东汉古文献学家郑玄注《诗》"宗毛为主",但绝不拘泥于一家之见。其《毛诗笺》对于《毛诗》多有改动,且训释方式不拘一格。尽管郑玄改字也存在一定的局限性,但他本之三家,灵活运用多种校勘方法,订正了《毛传》中的诸多误字,取得了较高的校勘成就。     

刍议毛泽东建党精神与中华民族精神

毛泽东建党学说和建党理论,是马克思主义建党理论与中国实践和中国传统文化相结合的产物。毛泽东建党思想所折射出的建党精神,体现了中华民族生生不息与长盛不衰的民族精神。研究毛泽东建党精神与中华民族精神的关联,对于加强现阶段党的建设以及弘扬伟大的民族精神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试论毛泽东对人民参加国家管理的探索

跳出执政＂历史周期率＂是毛泽东始终思考的重要命题。新中国成立以后,毛泽东就这一问题继续进行思考与探索,并取得了一系列重要成果。毛泽东关于人民参加国家管理的思想,在当今时代条件下依然闪耀着智慧的光芒,它对于推进当代中国民主政治建设仍具有重要启示意义。     

毛泽东与人民政协事业

毛泽东在指导人民政协事业的创建和发展方面做出了重要贡献:创立了人民政协,并将人民政协作为民主政治的象征,推动了中国民主政治的发展,对“文化大革命”前特别是建国初期新中国的各项工作发挥了不可替代的重要的推动作用。尽管人民政协事业在“文化大革命”期间遭受挫折,人民政协这种发扬民主的形式遭到破坏,但毛泽东坚持将人民政协保留了下来,开启了我国社会主义政治文明建设的先河。     

Mao Zedong and Zhou Enlai at the dawn of the People's Republic

As the founders of the People's Republic of China, Mao Zedong and Zhou Enlai dedicated themselves to the construction of the new country. Mao Zedong drew up the overall strategies for China and Zhou Enlai was responsible for their concrete implementation. They had good working relations. At the same time, Mao and Zhou had different opinions and disagreed on certain issues, as it was natural to have different perspectives and thinking. Despite sharing a common objective to carry out a socialist modernization, they slightly disagreed on priorities.     

毛泽东在“谁战胜谁”问题上的两次观念转变

本文通过分析毛泽东在建国前后对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谁战胜谁问题的认识,认为在20世纪50年代他在这一问题上发生了两次观念转变,并对这两次观念转变的实质及其依据进行了说明,指出从认识论根源看,导致这种观念转变的根本原因在于其思维方式的转变,即:由主要从生产力发展状况所决定的客观物质条件方面认识"谁战胜谁"的问题,转变为主要从上层建筑特别是意识形态方面来认识这一问题.这也是他晚年对中国国情作出错误判断的根本原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