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本政府的伪满留日学生政策

九一八事变后,日本政府通过伪满政权选派学生赴日留学,对口接受,安排进入相应的学校和机构实施定向培养,既通过常规的课程教学传授科学文化知识和技术,也灌输亲日思想,以培养“日满融合”的“楔子”,服务于日本在中国东北的殖民统治和侵华政策。为防止伪满留日学生产生反“满”抗日思想,日本采用特殊管理,限制伪满的留日学生与中华民国及其他伪政权的留日学生交往,并借助社会团体“辅导”伪满留日学生,利用留日学生会影响和控制他们。日本政府对伪满留日学生的特殊政策,体现了日本“以华制华”“分而治之”,并吞中国东北的战略企图。     

日本政府的伪满留日学生政策

九一八事变后,日本政府通过伪满政权选派学生赴日留学,对口接受,安排进入相应的学校和机构实施定向培养,既通过常规的课程教学传授科学文化知识和技术,也灌输亲日思想,以培养“日满融合”的“楔子”,服务于日本在中国东北的殖民统治和侵华政策。为防止伪满留日学生产生反“满”抗日思想,日本采用特殊管理,限制伪满的留日学生与中华民国及其他伪政权的留日学生交往,并借助社会团体“辅导”伪满留日学生,利用留日学生会影响和控制他们。日本政府对伪满留日学生的特殊政策,体现了日本“以华制华”“分而治之”,并吞中国东北的战略企图。     

日本政府的庚款补给中国留日学生政策研究

为缓和留日学生与日本政府之间的矛盾,以培养留日学生的"中日亲善"感情,日本政府顺应国际上列强退还庚款以资助中外文化教育交流的趋势,于1923年3月在第46届国会上通过了《对华文化事业特别会计法案》,并以此为基础,经与中方协商建立了一般补给生制度,正式开启了庚款补给中国留日学生工作。此后,日本政府为垄断庚款补给中国留日学生的大权,独自推出了特选留学生制度和选拔留学生制度,并在九一八事变后将一般补给生制度置于可有可无的地位。日本发动全面侵华战争后,由于中国停付庚款和对华文化事业经费的扩张,日本政府的庚款补给中国留日学生政策也是几经变化,并随着日本的战败投降而彻底终结。     

1918～1926年日本政府改善中国留日学生政策初探

日本政府在1918～1926年的大正中后期一改此前相对冷漠的中国留日学生政策,支持成立"日华学会",颁布改善中国留日学生待遇的系列法案,退还部分庚款建立中国留日学生学费补给制度等。其原因主要来自中国留日学生日益剧烈的反日斗争和欧美各国争夺中国留学生教育权的国际压力,以及本国各界人士要求反省和改进中国留日学生政策的呼吁与建议。因此,这些政策虽在客观上为中国留日学生的学习和生活提供了方便,但并未改变日本政府通过留日学生培养中日亲善意识和亲日分子以配合侵华扩张政策的主观目的,所以具有明显的功利性、选择性、象征性和国际性特点。     

放任自流与优待主义:日本对民国初期留日学生的政策(1912—1917)

民国初期,中国从帝制走向共和,而日本从明治时代走向大正民主运动时期。在这个转折时代,日本既继承和沿用对清末留日学生的积极接受、消极教育和利己管理政策,又不得不面对该政策日益明显的负面效应,最典型的是"留日者反日",这与其培养留日学生"亲日倾向"和借此扩大日本在华势力的目的背道而驰。于是,日本政府内部逐渐出现改变对中国留日学生放任自流的"不干涉主义",转而采取"优待主义"的建议和动向,虽在当时未能落实,但毕竟是此后"改善"留日学生政策的量变积累,反映了任何事物的发展变化都离不开其所依存的时代环境。     

1936年山西籍留日学生名单

近从台湾文海出版社有限公司印行的《近代中国史料丛刊》第67辑(沈云龙主编),影印日本学会所编《中华民国廿五年(1936)日本昭和十一年留日学生名簿》中,辑出其中山西籍留日学生人名,将对目前各县新修方志以及查找民国人物资料有所裨益.     

满铁与九一八事变

九一八事变是中日两国近代关系史上的重大事件,“满铁”在九一八事变之前就竭力鼓吹、怂恿日本政府以武力解决所谓满蒙问题,其中“满洲青年联盟”所起作用最为恶劣。九一八事变爆发后,满铁又不遗余力地运送大批关东军作战人员和军事物资,修复被中国抗日志士破坏的铁路桥梁,为关东军提供大批经费和抚恤金,参与策划炮制伪满洲国以及为关东军提供大批情报和在满铁附属地内建立自卫团等等。     

敌国留学——抗战时期在日中国留学生的生活实态

抗战爆发后,中国留日学生的选派主体变成了日本在中国占领区扶植的傀儡政权。战时的特殊背景与选派主体的特殊性使留日学生失去了战前的相对自由,在专业选择、课程设置、教学管理等方面只能接受日本政府、学校和相关机构的安排。随着日本深陷中国战场及太平洋战争的爆发,压缩学制年限、"学徒出阵"、"勤劳奉仕"等政策严重影响了留日学生的专业学习。作为伪政权选派的留日学生,这一特殊群体在战争环境中与日本民众一样经历了饥饿、空袭、疏散,甚至原子弹爆炸等灾难。加之,他们远离故土,战时生活的困苦在某种程度上更甚于日本民众,尤其是在日本警察、特务的监控下,早已没有战前留日学生积极参加社会活动的"兴趣",但又不得不参加日伪机构组织的各种亲日、崇日活动。战时日本主导下的中国人赴日留学,既然偏离了以传播科学文化知识为目的的正常轨道,结果必然随着日本侵华战争的失败而终结。     

三名日本“中国通”与“华北分治”

日本发动九一八事变,侵占中国东北后,进而向华北侵略。其侵略华北的策略,包括军事、外交、经济三方面,“华北分治”政策,就是军事与外交相互为用的典型。关于日本侵略华北,有的论者认为,关东军是主谋,策源地在东北沦陷区。笔者有不同的看法。笔者认为,主谋是日本政府,策源地在东京。日本驻在中国东北的关东军和华北驻屯军,是负责执行这一侵略政策的     

清末留日学生"取缔规则"事件再解读

1905年中国留日学生因日本政府颁布"取缔规则"而发起的群体抗议活动,无疑是民族精神和爱国激情的张扬.但是,就"取缔规则"本身来讲,从出台缘由、性质到具体内容,实属正常的教育整顿,旨在进一步规范日本的留学教育.留日学生因日俄战争中国所遭受的民族耻辱,以及日常生活中受到的种种不公平待遇,积之日久形成强烈的反日民族情绪,以"取缔规则"为导火线,一触即发,从而将教育问题演变成一场激进的政治反抗运动.事实上,留日学生对此规则存有诸多的误解与误读,情绪化的激情有余,冷静的客观分析不足.难能可贵的是,留日学生也在"蛮干"的过程中逐渐反省,回归理性.这对留日学生日后的政治追求和社会活动均产生了重要的影响.     

浅析辛亥革命前中国留日学生活动

辛亥革命以前的中国留学活动中,以留日的学生人数最多、规模最大。本文对辛亥革命前中国学生选择留日的原因、日本政府及国民对待中国留学生的态度以及留日学生对中国革命的贡献及原因等进行了分析和阐述。     

张学良与九一八事变再探讨

基于中国国力不及日本、迷信和平和保存实力等因素考虑,九一八事变发生后,张学良在没有得到蒋介石和国民政府的明确指示下,自行实行不抵抗政策,致使沈阳失守,东北沦陷。由于在对日看法上,张学良与蒋介石观点基本一致;二人对九一八事变的处理又合作无间,所以,张学良和蒋介石对东北沦陷都应负责。论对狭义的九一八事变的处理,张学良应负直接责任;论对广义的九一八事变的处理,蒋介石则应负主要责任。但蒋、张之“不抵抗政策”,非为不抗日,而是何时抗日、如何抗日的问题。     

1928-1929年中共在日本的组织及活动--以日方档案资料为中心的历史考察

1927年国共分裂后,中共在日本的组织及活动遭到破坏。1928-1929年是中共的在日组织重建和发展时期。在东京的支部遭受重创后,中共在大阪重新进行了党员登记,对党员及地方支部进行重新整编。通过诸多形式,在中国留日学生、华人华侨中间积极宣传共产主义思想,播撒革命火种,大力发展党员。中共党员经过多方努力重新开展地方支部工作,领导和建立了一批社会科学研究性的社团组织,通过散发宣传物品、创办机关刊物等方式开展马克思主义研究,宣扬革命思想。中国共产党日本特别支部与日本共产党也存在某种联系。1929年10月3日,日本政府在全国各地同时行动,速捕了大批中共党员及留日学生,中国共产党日本特别支部再次遭受严重破坏。     

九一八事变后日本的对华外交及战略意图——兼论南京国民政府的对策

九一八事变后日本的对华外交及战略意图——兼论南京国民政府的对策熊沛彪九一八事变后，日本政府和军部制定了“实现日本指导下的日满华三国提携互助”即在东亚确立以日本为霸主的国际秩序的战略目标①，日本外交的任务因此已不仅是维护和扩大在华权益及控制局部地区，其...     

民国时期日本称谓中国国号之演化及用心考论

日本政府延至1913年10月才正式承认中华民国,但又规定在内外公文中要以“支那”或“支那国”称呼中国。在30年代末和40年代初,又先后将其改为“中华民国”和“中国”。每一次改称背后都包含着分裂或独占中国的野心,也是民国时期日本对华政策和中日交涉中的一个症结。     

留学与救国——30年代留学生的抗日救亡活动

本文以抗日救亡活动为研究取向,以1931年“九·一八”事变爆发至1937年抗战军兴为探讨范围,就海外留学生的救国活动、心态、方式,效果及其意义,提出一些粗浅的看法,以求正于大家。一留日学生及其爱国运动中国学生留学日本,始于甲午战后。然自甲午战争至抗战胜利,这一段中日关系史,不啻是一部日本侵华史。留日学生因身处日本,对日本政府的侵华策划和日本国民由潜意识中反映出来的轻视中国的心态,感受极深,因之更能激起其爱国心和民族意识。早在1905年,留日学生因反对日本文部省颁布《清国留学生取缔规则》,而掀起了近代中国留日史上的第     

卢沟桥事变前日本基督教界的反战言行及其本质

九一八事变爆发后,日本基督界发表了大量反战和平言论,并在实践上作出中日和解的尝试。但多数人并未认清日本对外战争的非正义性,他们反对的只是战争本身,而非制造战争的日本政府。这种不纯粹的和平言行本质上与真正的和平主义相去甚远,且缺乏稳定性。卢沟桥事变爆发后日本基督教界之所以迅速转向支持侵略,直接诱因固然是日本政府的高压政策和舆论蒙蔽,但更重要的是民族主义语境下日本基督徒的自主选择。这种情形在日本宗教界具有普遍性,反映出战时日本宗教界并未真正清醒。扩大来看,战时日本国内的和平话语需要重新评估。     

留学欧美人士与中华民国的创建

留学人员是建立中华民国的中坚力量．他们的卓越贡献得到学术界的广泛关注。然而．讨论常常集中于留日人员．忽视了留学欧美人士．常常囿于整体考察，忽视了留学不同地区的人们之间的差异。本尝试以留日学生为参照系，展现留学欧美人士在民国建立过程中的独特风采，抛砖引玉引起人们对民国史更全面的讨论。     

九一八事变与东北关内移民

九一八事变后,日本侵略者在东北的残酷统治和经济掠夺,对关内移民的限制政策以及向东北的移民狂潮,中断了关内向东北移民的正常进程。随着九一八事变及日本全面侵华战争的爆发,关内向东北移民的数量、移民的空间流向、居住年限等方面发生了巨大的变化,出现了30年代和40年代前期移民运动的畸形发展。     

《近代日本的中国留日学生政策史》出版

正徐志民著,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20年出版,26.7万字,98元近代中国留日学生人数多、规模大、影响深远,与中日关系极为密切。近代日本面对蜂拥而至的中国留日学生,如何接受、教育、管理他们,在留日运动起起落落和中日关系的变化中,又如何调整留日学生政策,以及这些调整又怎样反作用于留日学生与中日关系?本书从西力东渐的时代背景和近代东亚国际关系史的宏观视角出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