抗战期间《大公报》主张“修明政治”、倡导“紧缩政策”、呼吁“清明廉政”

抗战进入中后期 ,国民党和国民政府的行政机构日益臃肿 ,金融经济日见衰颓 ,政治腐败日甚一日。《大公报》对此不仅有所察觉 ,而且颇为“抗战建国的前途担忧”。它不仅将这方面的现象彻底揭露 ,更提出了一整套改革治理的良策。揭露丑恶　毫不讳言早在 1940年 ,《大公报》就开始对社会上的不正常现象加以披露 ,在 1940年 8月 2 0日《大公报》重庆版上题为《如何达到清明政治 ?》的社评中就说 :“说到这政治清明性 ,我们实在有点为抗战建国的前途担忧。”文章指出 ,我们“缺乏真正俊伟的政治家” ,“反之 ,以权位荣利为目的而从政的人 ,却太多…     

毛泽东著作《论持久战》问世前后

抗日战争全面爆发后,面对穷凶极恶的日本法西斯,在人们心中表现出两种不合时宜的情绪：先是以“亡国论”为代表的悲观情绪：不久,又滋生出一种“速胜论”的急躁情绪。为了彻底批驳“亡国论”和“速胜论”两种论调．把全国军民的思想统一到“持久抗战、夺取抗战最后胜利”的轨道上来,毛泽东决定撰写一部关于持久抗战的理论专著。从1938年5月上旬开始,毛泽东用了不到10天的时间,就完成了长达5万余字的军事理论著作《论持久战》。     

关于田汉同志手迹的一点说明

抗日战争时期,全国文艺界的许多著名人士,都荟萃在广西桂林。当时,我在桂林《大公报》作记者。由于工作关系,认识了一些文艺界的老前辈,田汉同志就是其中之一。一九四一年前后,蒋介石掀起了第二次反共高潮。悍然向北上抗日的新四军进攻,造成了震惊中外的“皖南事变”,妄图断送全国人民的抗战大业,消灭中国人民的抗战力量——八路军、新四军。《七律》中的“今日危机同昔日,各抛心力起狂飙”两句诗,就是田汉同志对蒋介石反     

进步报刊与香港起义

1949年在中共的指导和协调下,一批聚集在香港的国民党高级将领、“中央委员”、“立法委员”、“监察委员”和其他人士开展了一个广泛的脱离蒋介石政权的运动,史称香港起义。香港进步报刊《华商报》、《文汇报》、《大公报》等在这一运动中发挥了重要的舆论作用。1949年四五月间一批从南京、上海等地来港的国     

《大公报》与“反美扶日”爱国运动

1948年中期,国民党《中央日报》发动了一场对《大公报》气势汹汹的围攻,对《大公报》总编辑王芸生进行公开叫骂,并且罗织了种种“罪状”。要害之一,认为《大公报》发动了“反美扶日”运动。1948年7月19日,南京《中央日报》发表了题为《王芸生之第三查》的社论,它说:“……第二查,查出1947年3月以后到今,王芸生君以《大公报》贡献于反美扶日运动。”国民党把国统区内一浪高过一浪的“反美扶日”运动的所谓“罪状”,归咎于是受《大公报》“煽动”。当然这也言过其实。不过,抗战后《大公报》在这个问题上,确实作了许多如实报道,并且还作了许多实事求是的评论。     

政府等于国家吗？——章士钊就陈独秀案与程沧波笔战

1933年4月,国民党治下的江苏高等法院公开审理陈独秀等“危害民国案”,起诉书列举的罪名为“以危害民国为目的,集会组织团体,并以文字为叛国宣传。”无论陈独秀的无罪自辩,还是章士钊律师义务做的无罪辩护都很精彩,经当时《申报》、《大公报》、《国闻周报》等各大报刊的报道而轰动一时,他们提出的“政府不等于国家”,“反对国民党及其政府,并非反对国家”等观点尤其有力,让国民党当局很是难堪。     

一代报界宗师张季鸾

毛泽东曾说：只有你们《大公报》把我们共产党当人 1928年7月1日的郑州火车站,在迎接北伐军总司令蒋介石北上的军人行列中,一个身穿竹布长衫、头发花白的男子格外引人注目,他就是《大公报》的总编辑张季鸾。作为关注时政的一份大报,《大公报》不能无视国家统一这一重大事件的发生。在多年好友、国民党要员陈布雷、张群等人的引荐下,     

抗战期间国民党组织建设与组织发展的几个问题

抗战初期,国民党有过一段重振革命精神的短暂时刻。1938年3月29日,国民党在汉口召开全国临时代表大会,通过了《抗战建国纲领》等重要文件,对推动全国人民一致抗战,反对投降主义,起到了积极的作用。与此同时,蒋介石对国民党执政十年     

从文坛女将到总理秘书

上海沦陷后的1939年的夏天,杨刚来到香港。杨刚原名杨缤,1928年的中共秘密党员,北平学生运动的领袖人物之一,同时也是北方“左联”的发起人和组织者,1932年毕业于燕京大学英国文学系。她在上海“左联”工作过,被称为“敢于冲破国民党文化禁区,显示出一种解放精神的革命现实主义女作家”。抗战爆发后,她奔赴武汉、南京、上海,从事抗战救亡的宣传工作。也正是这个时候,她接到了燕京大学同学、在香港《大公报》负责“文艺副刊”的萧乾的电报,说他将去英国,要她即刻来香港接替他负责的《大公报》“文艺副刊”。杨刚送走萧乾后,很快…     

1938年毛泽东与王明政治关系评析

1938年,不仅是中国抗日战争由战略防御转入战略相持的一年,也是中共党史关键的一年。这一年,中共召开了意义深远的六届六中全会,中共中央正式确立了毛泽东的不可撼动的最高领袖地位,毛泽东与王明政治关系亦发生根本性的变化,从此王明这个共产国际派来的钦差大臣离中共中央核心机构渐行渐远,经过延安整风彻底出局。所谓毛泽东与王明的政治关系,长期以来,在中共党史上被说成毛泽东与王明右倾投降主义作斗争的历史。根据传统说法,所谓王明右倾投降主义在1937年12月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上基本形成,王明鼓吹“一切经过统一战线,一切服从统一战线”(简称“二个一切”),主要表现在他与国民党谈判时,放弃独立自主原则,提出建立国防政府,“统一指挥、统一纪律、统一武装、统一编制、统一待遇和统一作战计划和行动”等;过高估计国民党、蒋介石,宣扬国民党是“中国一部分优秀进步青年的总汇”,蒋介石是“坚决领导抗战的人物,将成为中国的不朽的民族英雄”;主张以抗日与否来划分敌友,不赞成关于国民党有左中右的划法,提出应以抗日和亲日为标准等。本文根据历史档案,认为这段时间,不存在着王明右倾投降主义的路线,毛泽东与王明在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战略、基本策略方面是一致的,没有原则上的分岐。他们的主要分岐在三个方面:(一)在一些具体问题上意见不一。(二)组织上王明闹独立性。他在主持长江局工作时,常凌驾党中央之上,有成立“第二中央之嫌”。(三)毛、王政治上的歧见反映在思想上就是如何正确对待马克思主义的问题。毛泽东提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命题,是中国共产党思想上的一次伟大的解放运动,为马克思主义在中国取得胜利奠定了思想基础。将王明在武汉工作时期定罪为右倾投降主义是在延安整风中逐渐形成的。     

香港参加民革回眸

全国军民浴血抗战八年,苦难深重,胜利后,国家和人民都需要休养生息。中国共产党以国家民族利益为重,由毛泽东与周恩来为代表,飞到重庆同国民党和谈,签订了“双十协定”。协议停止内战,成立联合政府,建设国家。但是签字的墨汁未干,蒋介石就调兵遣将,部署内战。与此同时,还由国民党中央派人到各省市吹风,向国民党高层人士传达蒋介石的旨意。     

再议美援在美国调处国共谈判中的作用

1945年抗战胜利后,美国派遣马歇尔特使来华调停国共冲突,并给予国民政府大量援助,帮助国民党运送军队。美国提供援助的本意并非支持国民党打内战,但最后走向了最初愿望的反面,未能成为促使国民党改革及国共和谈的推手,反而成为"内战的制造者和鼓舞者"。本文主要利用蒋介石日记及其他档案史料,研究蒋介石与马歇尔之间的博弈,分析蒋介石如何使美援从压力变为助力。     

马文车与“国民代表大会”

抗战胜利后,蒋介石不顾人民的死活,发动了反人民的内战;同时又欺骗人民,实施宪政,装点民主。1946年11月,他不顾中共与民主党派的反对,悍然在南京召开了“国民代表大会”,制订了一部所谓《中华民国宪法》,妄图建立国民党反动统治的法统。周恩来代表中共中央发表声明,指出召开“国民大会”,是国民党政府“违背政协决议与全国民意,由一党政府单独召开的,中国共产党坚决反对。”     

成为历史的“新记”《大公报》

说起中国历史上最有影响力的报纸,《大公报》当之无愧。但对于《大公报》的评价,却曾有过极大的反差。1949年以后的近40年里,《大公报》被冠以“国民党政学系机关报”“对国民党小骂大帮忙”“一贯反动”的罪名,“清算”、改组。文革伊始,更是首当其冲,封馆停刊,被“扫进了历史的垃圾堆”。直到80年代中期,才有人解放思想,开始为《大公报》辩诬、正名,首倡者首推李纯青先生。     

张季鸾与抗战时期的中日和谈

卢沟桥事变爆发不到一个月,国民政府各种形式的对日和谈便开始了。这些和谈贯穿八年抗战的始终。其中以蒋介石、张群为背景,张季鸾本人及委托胡霖与日本在香港进行的和谈,便是上述和谈的重要部分。 张季鸾介入中日和谈是从“陶德曼工作”开始的。1937年11月5日,日本的“和平条件”经陶德曼转给了蒋介石。此后,蒋、陶开始接触。张季鸾作为蒋介石的特邀人物参加了会谈。经过讨价还价,蒋介石准备有条件地和日本达成和议。但由于日军逼近南京后增加了条件和日本政府缺乏议和诚意等因,和谈告吹。 蒋日议和之事传出后,舆论对蒋十分不利。张季鸾利用《大公报》于1937年12月5日、12月8日发表《德国调停之声》、《最低调的和战论》等文为蒋介石善后。文章中关于战与和的言论完全符合国民党、蒋介石在此事上的方针。1938年初,张季鸾接受蒋介石的委托去香港。关于此行的目的,他在出发前向王芸生交代工作时说:“我这次到香港去,是受蒋先生之托,去向敌人撒一把迷眼的沙子。”以此为起点,他往来于香港和汉口     

王芸生三碰蒋介石

在蒋介石所阅读的报刊中。《大公报》是必不可少的,他的办公室、公馆内和餐厅里,各放一份《大公报》,以备随时翻阅。《大公报》总编辑张季鸾曾向王芸生交底:“你在报上骂谁都行,就是不要碰蒋先生。”开始王芸生对这一劝告视若神明,加之1934年夏,王芸生应蒋介石之邀,到庐山为其讲课,蒋虔诚地称王为“老师”,一副礼贤下士的姿态,因此王芸生对蒋有过幻想,亦有为蒋开脱的言论。后来通过事实,王芸生对蒋介石的真面目有了些认识,那么在报上碰碰蒋先生就是不可避免的了。 1941年12月8日,日本发动了太平洋战争,香港随之沦陷,《大公报》香港馆被毁,总经理胡政之等人困在香港。这时已任总编辑的王芸生在重庆找到蒋介石的幕僚陈布雷,请他设法营救。陈很     

叶挺与新四军的组建

叶挺,早期的共产党人,广州起义失败后,因不满党内“左倾”代表的无理指责而脱党;在抗战的关键时刻,蒋介石和毛泽东都将组建新四军的重担交给了他。结果,当然是历史给蒋委员长开了个不大不小的玩笑。     

质疑“三次高级幕僚会议”决定南京防守

质疑“三次高级幕僚会议”决定南京防守李吉荪１９６０年,唯真的《抗战初期的南京保卫战》刊出（以下简称唯真文）。①１９８７年,《南京保卫战——原国民党将领抗日战争亲历记》一书中收入唯真文,用刘斐名刊登。②文中有刘曾参加由蒋介石召开的“三次高级幕僚会议”决...     

国民党新县制实施简论

1939年9月19日,国民党行政院公布了《县各级组织纲要》(以下简称《纲要》),称之为新县制。其理论上的来源,是孙中山《建国大纲》中“县为自治单位”的学说。其实施的目的,是“要把地方自治制度在抗战中完成”。1927——1932这短短的五年间,国民党中央颁布有“40余种,条文957条”的自治法规及附属条款,但用于制订新县制的功夫,以前却不曾见。1938年4月蒋介石在国民党五届四中全会上作了《改进党务与调整党政关系》的     

起义投诚百万“国军“的归宿

●抗战胜利后,蒋介石政府发动了反共反人民的内战,数百万国民党军在全国各地燃起战火。共产党领导的人民解放军对其予以迎头痛击,国民党军兵败如山倒,分崩离析。在此期间,有百万国民党军官兵认清形势,战地起义,投向光明。这庞大的原不义之师投诚起义后的命运、去向如何?请看《起义投诚百万“国军”的归宿》一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