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初“传国玺”造假案

实际上,那个皇太极时代的“传国玺”压根儿就是个假货。难怪当年皇太极搞“迎宝受宝”仪典时,没有让一个汉籍官员参加。后来乾隆皇帝上台后,就将当年造假的证据一劳永逸地销毁了。     

清初东北新满洲入旗研究

入关前后,清廷为了发展、壮大八旗集团,不断地吸纳新成员进入八旗系统,扩大统治基础.东北地区索伦、赫哲、达翰尔等少数民族,成为后金和清廷征抚的对象.当这批少数民族入旗之后,不仅扩大八旗组织,也使本民族的政治、经济、文化带来了根本性变化.     

金朝史实对清初政治的影响

努尔哈赤和皇太极重视吸收汉族文化 ,对于金朝的历史尤为关注。他们把金朝史实应用于各种实践中 ,主要包括论证得到政权的合理性、政权建设、外交活动、训诫满洲贵族等方面。     

清初达尔汉名号考述

据前人考证,达尔汉这一名号始见于柔然,称"塔寒"。继为突厥沿用,称"达干",为专统兵马的武职。之后回纥、达旦等都沿用过该名号。至南宋,在五城之地畏兀儿族中,仅成一世袭空名而已。蒙古兴起后,达尔汉又被广泛使用。①清初,满洲人从蒙古那里借用     

清初的巴克什与满蒙关系

论文广泛引用满蒙汉文史料,考证清初的巴克什号是从蒙古导入的事实。清太祖、太宗时期的巴克什不仅承担着文书工作,还参与战事。当时,巴克什只是一般性名号。巴克什变成正式的官名,是从1615年开始的。太宗年间几次采取措施,改革巴克什制度,明确其职掌。在清初满蒙同盟关系的建立过程中,库尔禅、希福等巴克什以中间人的身份,起到了重要作用。     

清初泉州蔗糖贸易

清政府统一台湾后,随即解除海禁。康熙年间设立海关开海贸易后,沿海贸易迅速兴起。福建商人特别是泉州郊商在其中扮演了重要的角色。他们不仅大力展开闽台地区和江南、山东、天津和关东的远距离北艚商品贸易,同时又将江南的大宗商品棉花、布匹、丝绸,华北的杂粮,关东的大豆、豆饼等商品运回,促进了南北间商品的交流。在泉州商人北艚贸易的货品中,蔗糖是其中最重要的商品。     

清初河南修志述论

清初修志是国家重要的文治工程和重建措施。顺治、康熙年间河南修志对清代地方志事业的发展有筚路蓝缕之功。从清初河南所修的地方志来看,修志活动及时保存了乡邦文献,修志理论得到了继承与发展,并积累了大量的经验和教训。     

清初喀什噶尔商业贸易研究

喀什噶尔是南疆的古老城市,清进入南疆以前,就是回部以及准噶尔部的大本营,是南疆政治、经济、文化、宗教的中心,随着清政府统一并经营新疆,喀什噶尔的南疆商业贸易中心的地位进一步加强,本文试从这一时期喀什噶尔官方、民间和对外贸易三种贸易形式出发,探究清初喀什噶尔商业贸易的特点及规律。     

学统观念与清初经学的转向

清代经学主流如何从理学转向汉学,仍然是需要探究的问题,其中道统和学统观念的消长无疑是值得注意的。当理学官员囿于道统、道学来诠释学统时,一些民间学者则重释理学,推动以经学取代理学,并逐渐自觉地皈依汉学。朝野学统观念相互影响,复杂递进,成为清初儒学的"内在超越之路",将独尊理学导向汉学复兴。     

清初儒学的经道合一论与学风演变

清初儒学的经道合一论 ,针对晚明儒学经道分离而发。经道合一有其思想源流。明代中叶以来 ,面对经道分离 ,一些学者给予批判 ,初步提出经道合一思想。承明人倡导 ,清初儒学在摒弃空谈性与天道的研求之后 ,不约而同地趋向于讨论经与道的关系问题 ,其论述视角虽有不同 ,但使经道合一的思想更加明确、系统化了。提出经道合一 ,意在矫挽明末经学空疏之弊 ,然而由于受明清之际社会的剧变 ,以及学术自身的影响 ,使儒学发生演变 ,即由明道向经世转变 ,由穷经向通经学古转变。康熙后期 ,经道合一呈以经代道的趋势 ,这一趋势的形成是学术与政治的互动结果 ,也是历史的必然     

略论清初的学术史编写

清初顺康时期 ,经历了鼎革之变的理学士人从不同的角度进行深入的反思和总结 ,写下达 2 6种之多的学术史著作。诸多学术史作者以强烈的社会危机感、学术危机感和深沉的历史反思意识 ,总结了自先秦孔孟至宋明以程朱陆王为代表的理学、心学的源流发展及利弊得失 ,从学术层面探讨了社会治乱兴衰的缘由 ,并在写作体例上突破旧模式 ,涌现出像黄宗羲《明儒学案》一类的上乘学术史佳作 ,从而把中国学术史研究推进到一个新的水平。此期学术史著作初步展示了调和程朱陆王与扬朱抑陆两个不同的思想倾向 ,为清中后期学术思想的发展变化做了重要铺垫。这些表明 ,宋明以来流行的理学尽管在此时已呈衰势 ,但仍然是学坛的主流派别 ,具有一定的生命力 ,甚至在较长的时间里还保持着相当的优势地位     

清前期"安南之役"略论

“安南之役”是清乾隆年间中、安之间发生的一场战争。文章从“安南之役”发生的背景、“安南之役”前期进军顺利和后期失败的原因、“安南之役”的性质和影响等三个方面对“安南之役”进行了较为全面的探讨,认为“安南之役”是清朝为维护中、安宗藩关系发动的战争,并非清朝对安南的侵略,它也未从根本上影响以后中、安关系的的正常发展。     

鄂对家族与清代新疆政治

鄂对家族是清代新疆重要政治势力之一,本将该家族放到清代新疆政治中进行考察,分析了该家族投清之背景和影响、家族成员担任阿奇木伯克的状况、对清代新疆政局稳定的影响等几方面,认为该家族是清朝统治新疆的重要依赖对象,为维护边疆的安定和国家的统一起了积极的作用。     

清初程朱理学“复兴”标志论略

程朱理学推动了清初伦理道德体系和社会秩序的重建,也在这一过程中于康熙中叶前后实现了自身"复兴"。其标志主要包括:在意识形态领域独尊地位的重新确立,在社会观念上获得广泛接受,以及编纂理学学术史著作热潮的兴起。     

晚清政治与新史学

晚清政治的变革对新史学的产生和发展起到了积极作用。挽救民族危亡的意识和政治启蒙的需要唤起了史学革命,以民主为指向的政治文化为新史学的发展确定了方向。政治改革不仅为新史学的发展创造了良好条件,也提供了难得的契机。     

清史研究与政治

清史研究自始就与政治纠缠在一起,反满革命、反帝爱国、反修、革命与继续革命,都在影响着它的研究进程、学术质量。政治对于学术研究有正负两方面的作用,它可以创造条件进行有限度的学术研究;然而它的指导思想也可能让学术研究偏离学术轨道,走向伪科学。学术研究不可能完全脱离政治,学术研究为政治服务的提法不可取,“学术研究,独立思考,实事求是”的提法可能好一些。     

清初苏州商船赴日贸易史实辨析

顺治九年(1652),一艘赴日本贸易的苏州商船回国。史学界对该商船的赴日时间及贸易方式存在争议:一说是1644年赴日,在日本进行了八年的海外贸易;一说是1650年或1651年私自出海,交易完毕后即回国。本文根据明清档案及朝鲜史料对该事件的记载,以及当时中国、东南亚、日本之间的贸易状况进行综合考察,可以肯定该商船是于1644年前往日本,并在日本与交趾之间从事贸易活动。     

清末民初"国民外交"一词的形成及其含义述论

清末民初＂国民外交＂一词的提出,既是中国人民在严重的民族危机下寻求自强独立的现实需要,在一定程度上也是受到了日本的影响,将本意为国家外交的＂national diplomacy＂译为＂国民外交＂。中国的＂国民外交＂概念的内涵主要表现为三个方面：一是将人民主权思想应用于外交领域,含有视外交为国民的外交,政府应尊重民意办理外交的意思;二是指国民可通过国会参与外交,以舆论监督外交,将自己的意志反映贯彻于外交事务;三是通过国际民间交往增进友谊,进而改善邦交,促进世界和平。虽然今天的＂国民外交＂概念主要是从国际民间交往的外交意义上来说的,但不容忽视其原来政府外交须尊重民意,而国民有权监督政府外交的含义所具有的现实借鉴作用。     

清末民初城市的"公共休闲"与"公共时间"

城市近代工商业的发展是市民生活城市化、社会化、公共化的自然要求和必然结果,是市民生活公共领域的重要组成部分,也为民间社团、学会活动及公众集会、演说、演出等公共活动提供了条件。这一时期群众性的政治活动和文化活动剧烈频繁的壮观局面,使人们思想交流和互动空前频繁,形成日益趋同的思想变革节奏和价值取向,成为清末民初政治鼎革的社会文化基础。这是近代公民社会公共领域所形成的社会文化效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