试论中国古代土地私有权的产生

公田和私田是中国上古土地权利开始分化的起点。在村社共同体瓦解，土地从公有向私有的转化过程中，私人（以家庭为单位）需要面对发展壮大的国家。国家不但僭越了社会共同体所享有的“公田”收入并将其转化为征税权，而且不断的将征税权扩展到所有的土地。对于国家而言，土地制度的核心不是土地的归属，而是土地的经营与赋税征收，这使得中国古代，土地私有权发展的空间极其有限。     

汉代公田的经营与使用

正学界一般认为,汉代国家直接控制着大量的土地。国有土地中的可耕地,称为"公田",未开垦的土地则称为"草田",也属于政府控制的公田的一部分。如何看待秦汉时期的公田,土地国有制论者和私有制论者的认识是不一样的。对于土地国有制论者来说,国家手中掌握着数量庞大的国有土地是土地国有制的重要论据。比较有代表性的是贺昌群的看法,他认为公田制是汉唐间实施计口授田制的重要物质基础,从汉初到唐玄宗的九百多年间的封建土地所有制形式,是以公田制为基础的国家所有制占主导地位(参见贺昌群:《汉唐间封建土地所有制形式研究》,上海人民出版社1964     

从“领地国家”到“税收国家”:中世纪晚期法国君主征税权的确立

中世纪晚期是法国从"领地国家"向"税收国家"过渡的时期,三种因素共同促成了这一转变:政治哲学家和法学家为君主征税权提供了理论支持,封建习惯法则为国王向臣民征移提供了实践空间,十四五世纪法国的社会和政治现实最终促使三级会议向国王让渡了征税权。15世纪30年代后,申世纪法国的"协议税"为"强制税"所取代。前者需经三级会议同意才能征收,后者则建立在君主权威的基础上。伴随着中世纪晚期税权观念的转变以及政府结构和管理体制的革新,法国君主征税权的确立实质上改变了中世纪法国的社会基础和权力运作方式。     

英国议会征税权探源

英国议会征税权探源李金亮在英国历史上,征税权是议会最重要的内容之一,议会通过征税权与英王讨价还价,对社会政治与经济生活等重要领域都产生了影响。在１７世纪中叶的内战过程中,清教徒在＂长期议会＂就以征税权为武器与专制王权进行斗争。因而,对于史学界来说,探...     

西汉土地制度的几个问题

关于中国封建社会土地所有制形式问题,笔者同意私有土地同国有土地并存、私有土地居于主导地位的观点,汉代也是如此。本文只就西汉土地制度几个问题谈谈自己看法。 “公田”和“民田”的明显区分     

邦联国会争取关税权的努力及其意义

征税权是一个现代主权国家所必需的权力,但美国邦联国会缺乏这种权力。为了改善财政状况,邦联国会希望争取到征收关税的权力。它通过提出关税修正案的方式,希望各州赋予它征收关税的权力,但是两个关税修正案都因为一个州的反对而功亏一篑。邦联国会争取关税权的努力虽然没有成功,但它是修正邦联宪政体制的一次重要探索,是将征税权赋予全国性政府的一次有益的尝试,是全国性政府加强从社会汲取资源的能力的重要一步。由此可见,邦联国会争取关税权的努力是美国早期国家构建历程中至关重要的一个环节。     

孙中山“平均地权”理论再思考

土地是中国现代化进程中的头等大事,考察各个时期的土地主张是认识近代中国各时期政权属性和立场的重要指征。对土地权利的探讨,则是研究土地问题的核心。“权”的力量伴生着“利益”,“权利”往往会被视为一体,因此在面对“平均地权”理论时,研究者们基本默认了地权与地利一体,讨论的空间通常建立在两个点上——国家对土地的态度和国家可行使权利的方针内涵,而没有对方针内容能否对应“平均地权”题目做出回应。事实上,“地权”和“地利”两个概念在“平均地权”理论中并不适合做一体化讨论,推行这一理论,无法通过“地利”的平均实现“地权”的平均。     

明清时期黔西南的“土流并治”与赋役征收

相比于明朝在西南地区的流官官府更多地因循原土司的统治方式,清朝则致力于将边疆地区传统的社会结构制度化,纳入国家的统一管理,将部分"营"改为"里"的同时,也使"营长"由宗支继承变为流官指派。这实则意味着赋役征收方式的转变,将本应"纳租于主"的公田造册升科,按"分"纳赋。而流官简单地以汉族中的租佃、主佃、乡保等观念来看待土司、土目与其所辖民众之间的关系,忽视了改土归流以后,当地民户在向流官州县纳赋应役的同时,土司、土目对其的需索、派累依然存在,其只有通过赎买村寨的方式才能买断土司的派累之权。或许,在国家与土司博弈的情况下,对于普通民户而言,"土流并治"的内涵更多的是双重负担的并存。     

晚清天主教会在内地的置产权述论

有学者认为,1860年的中法《北京条约》确立了天主教会在晚清"内地置产的特权"。其实,《北京条约》只是为法国"正式"向清政府索取内地置产权提供了藉口。而比《北京条约》诈欺性质更为恶劣的1865年"柏尔德密协议"和对中国土地管理主权严重削弱的1895年"施阿兰协议",才最终确立了天主教会在中国内地的置产权。     

论代议制民主思想的起源

代议制民主思想的一些基本要素是在中世纪漫长的历史过程中逐渐孕育形成的。它的基本内容包括:社会共同体是政治权力的最终来源;王权源于人民权力的转让,但人民仍保留着对它的所有权和终极控制权;公共权力的使用应以社会共同体的同意为基础,“关涉大家的事需得到大家的同意”应成为立法、建立政府及其他政治决策的基本原则;由各等级或社会团体选派的代表组成的机构能够行使共同体的政治权力,特别是立法权和征税权。本文从政治权力的来源、归属和行使等方面分析代议制民主思想的原初内涵及其在中世纪的起源与成长发育过程。     

近代早期法国的乡村共同体与村民自治

作为一个自治性质的政治单位,乡村共同体以习惯法为基础,通过村民会议及其代表自主地管理共同体的公共事务。受近代早期法国社会经济形势和王权扩张的影响,这一自治组织发生了变化。村民"委员会"取代中世纪带有"直接民主"性质的村民会议,成为共同体的主要决议机构。代表共同体居民利益,管理乡村事务的村官则日益成为中央政府的代表,乡村共同体最终被转化为正式的基层行政单位。     

清至民国婺源县“神会”资产的运作——兼论近代乡村地权的“精细化”

清至民国婺源县的乡村社会中,神会"会产"已经具备了"土地"的基本性质,不仅可以出租、买卖、继承、抵押,还可把"会权"分割为两部分,即"使用权"(会权,"做会"的权益)和"所有权"(会产,土地本身)。"神会"会产运作中,一块土地可被精细地分割成多份,可以有"四地主"、"五地主"、"六地主"乃至更多"地主"。神会组织在清代以来大量出现,反映出中国小农已经发展出非常灵活处理财产的方式——各家各户零散的资金通过"做会"的方式集中起来投资于土地等不动产,并获得收益。清代至民国,乡村土地物理形状的"零碎化"、土地表述的"租税化"和地权运作"精细化"是三个相辅相成的过程。     

中古教廷税官制度研究

中古罗马教会的兴衰与教皇的财政力量密切相关,教皇财政力量的积累有赖于税官的运作．13、14世纪教廷税官的设立反映了教皇征税权在西欧的扩展,但税官功能的发挥亦受到王权的制约．15世纪随着民族国家的兴起,王权逐渐排挤掉教权的征税权,致使税官退出历史．中古教廷税官制度的兴衰反映了王权与教权在税权方面的争执以及社会转型时期王权在制度安排方面的新变化．     

公地制度中财产权利的公共性

公地制度中,无论土地还是权利,都可以用"common"一词来表示,这说明它们都具有"公共"的性质。公地制度下财产权利的公共性,既表现于公地共同体在对外关系中,集体地拥有和行使财产权利;又表现于共同体成员之间土地财产的混合,以及全体成员行使财产权利方式的集体性。     

李昌平 “新土改”最需要放权给农民

在刚刚结束的十七届三中全会上,中央通过了《中共中央关于推进农村改革发展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提出"完善农村基本经营制度",赋予农民更加充分而有保障的土地承包经营权,为中国农村未来改革设计了一条新的路径,最终目标是用城乡同权的改革实现城乡一体化。为何进行"新土改"?"新土改"将何为?本刊为此专访了三农专家李昌平。     

中国-澜湄国家边境旅游风景道规划建设策略——基于增强国家文化软实力视角

风景道是具有交通运输和景观欣赏双重功能的道路,我国风景道的建设尚属探索萌芽阶段。本文结合国家"一带一路"倡议及建设中国-东盟命运共同体的宏观背景,基于增强国家文化软实力及促进云南、广西边境旅游产业升级发展的视角,提出了建设中国-澜湄国家边境旅游风景道的构想,并就如何将其规划、建设好,从原则、策略、方法上进行研究,以期为国家风景道建设提供参考价值。     

文史快车

财经站中国最早的车船税最早对私人拥有的车辆和舟船征税是在汉代初年。武帝元光六年(公元前129年),汉朝就颁布了征收车船税的规定,当时叫"算商车"。"算"为征税基本单位,一算为120钱,这时的征收对象还只局限于载货的商船和商车。元狩四年(公元前119年),开始把非商业性的车船也列入征税范围。     

中国共产党推进中华民族共同体建设的实践经验——基于马克思主义人的需要理论

中国共产党推进中华民族共同体建设是以“现实的人”为出发点、以人的需要为内在动力的实践过程。中华民族共同体建设是中国共产党推动马克思主义人的需要和理论中国化、时代化的生动实践。中国共产党通过政治上赋“权”、经济上赋“利”、精神上赋“能”，不断满足各族人民多层次的现实需要，以此推进中华民族共同体建设。     

梁启超的公私观

对于公私问题的思考和论述是梁启超思想中重要的组成部分。梁启超对公私观的理论重构,是承袭传统与汲取西方文化的成果。他批判了中国传统的公私观,对"公"、"私"的内涵进行了转化,从"朝廷为公"向"国家为公"转化,从"群体之私"向"个体之私"转化。由此,把公私的主体转化为"国家"与"国民"。在此框架下,从道德、政治、经济、法律等不同视域,对公私规范进行了重构与解释。他把中国传统的"公私对立"观念转化为公私相互依存;他区分了政治法则与伦理道德,使传统的"公"、"私"观念在政治学说层面上具备了近代形态;他还强调国民的权利及其对国家的责任。梁启超的公私观对中国当时及其后的公私秩序的讨论产生了不可忽视的影响。     

人类命运共同体:国际关系的双重视角与历史趋向

正2012年,党的十八大报告首次提出"倡导人类命运共同体意识"。此后,习近平以总书记或国家主席身份在国际场合反复阐述了"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思想,联合国的多个文件中也写入了"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理念。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不是空洞的外交口号,而是有着五个方面具体内容的理念体系,即建设持久和平、普遍安全、共同繁荣、开放包容、清洁美丽的世界。~(1) 2017年党的十九大报告明确提出,"坚持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是新时代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基本方略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