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末新政时期中国使节制度变革述论

使节制度是近代外交制度的重要组成部分。中国近代使节制度产生于总理衙门时期。清末新政十年间,清政府通过严格出使大臣的选用标准,统筹使馆随员的使用,实现使馆定员定岗,控制出使经费的使用,健全使馆武官制度,重申中国接受及派遣使领的合法权利,对中国近代使节制度进行了变革与完善。这一时期的变革围绕集权、高效展开,极大地推动了中国使节制度的近代化。     

曾纪泽《中国先睡后醒论》评介

曾纪泽(1839—1890)是中国近代早期著名外交活动家。他自1878年(清光绪四年)8月奉旨派充出使英国法国钦差大臣,1880年2月又兼任出使俄国钦差大臣,至1886年(光绪十二年)10月始离任返国,连续担任驻外使节长达八年有余。在这段时间里,他除了穿梭般来往于英、法、俄三国,主持使馆的日常工作外,主要是做了三件大事:其一     

同光年间清政府对遣使设领态度的转变──晚清侨政研究

晚清时期，清政府对华侨的政策发生了急剧变化。其中，光绪初年开始的对外派遣使领人员借以保护海外华侨，是其政策转变的显著标志。本文着重探讨清政府对外遣使设领的背景，分析清政府政策转变的动机和影响，借此说明其转变所带来的意义。常设使馆制度是近代欧洲国际关系的产物。15世纪以来，首先是在意大利出现常设使馆，随后又渐及西欧。1648年《威斯特伐利亚和约》签订后，它成为普遍推广的外交方式。从国际角度而言，每个主权国家都享有使节权，其是否行使自身的使节权，则由各国依具体情况自行决定。使节权的内容包括国家派遣和接受外…     

《奉使燕京总歌并日记》所见江苏运河风物考述

<正>中、越两国山水相连,一衣带水,交往密切。历史上,越南为中国藩属,例要朝贡。使节出使中国,多有诗文集传世。行文献多为越南使节的诗文著作,记录了越南使节的使程生活,沿途见闻。最早的清代越南燕行文献为1673年越南使节陶公正的《北使诗集》,而最晚的为阮述、范慎遹的《建福元年如清日程》。清代越南燕行文献时间跨度200余年,历经越南后黎朝、西山朝、阮     

十七、十八世纪中俄外交礼仪之争

中俄邦交在中西交往中居于十分重要的地位,由于种种因素的综合作用,十七、十八世纪双方在外交礼仪方面发生了一系列的分歧和误会,这对两国交往产生了极大的影响,因此,对这一问题有进行探讨的必要。中俄两国之间的使节往来,始于明末。在１７、１８世纪俄国接连派使节到我国蒙古地区,西伯利亚事务衙门的案卷中保存了１７世纪和１８世纪初派到蒙古去的使节的出使报告２３份。~①其中１６３４—１６５５年期间,俄国与蒙古的使节来往十分密切,一方派出使节后,必定由对方另派新的使节随同他们回去。俄国使团出使的目的总的说来只有一个…     

关于宋金交聘“国书”的斗争

宋金对峙时期,双方聘使往来十分频繁,并且在不断交往过程中,逐步确立了交聘制度,形成了一套完整的交聘礼仪。诸如:使节出使携带什么样式的“国书”;使节进入对方境内,接伴使按何种礼仪接伴;到达对方京城或出使目的地,馆伴使按何种礼仪陪伴;如何设宴、巡游、用乐、朝见、进国书;对方皇帝以何种礼仪接受国书;使节回国,送伴使按何种礼仪送伴等,都有一定的礼仪规定,甚至使节的立、坐位置等,都有严格的要求。这些交聘礼仪的规定,代表一定的等级,因此,宋金双方都十分重视交聘礼仪,并围绕着交聘礼仪问题,展开一系列斗争。本文不想对宋金关于交聘礼仪的斗争做全面探讨,只想就宋金交聘“国书”过程中的斗争,略加论述。不当之处,敬请同志们批评指正。     

南北朝聘使略论

聘使作为南北朝唯一合法的交流手段,在南北朝文化的交融中起着不可忽视的作用。本文将从使节选拔的标准到使节出使期间相关的文学活动,对聘使的"文学桥梁"作用做一个简单的介绍。     

辽代避讳问题研究北大核心CSSCI

避讳是中国古代社会特有的现象,然而,关于辽朝初期是否存在避讳制度,学界仍存在较大分歧。本文根据历史文献,结合近年来新发现的石刻资料,对辽代避讳制度建立的时间、避讳的原则与方法及研究的价值等问题进行了较为深入的研究,不但揭示出辽太祖、世宗、穆宗、景宗及义宗、章肃皇帝的汉名均是辽圣宗在澶渊之盟后追加,而且发现由于国书、使节、牒檄往来,皇太后、皇后也一度起过汉名。出使宋朝方面的契丹官员,也多临时起过汉名,导致《辽史》在记录出使经过时经常与《续资治通鉴长编》中所载契丹官员名字产生冲突。通过对辽代避讳制度的研究可以复史之旧,订史之误,补史之阙,有助于解决辽史研究中的重要问题。     

辽代避讳问题研究

避讳是中国古代社会特有的现象,然而,关于辽朝初期是否存在避讳制度,学界仍存在较大分歧。本文根据历史文献,结合近年来新发现的石刻资料,对辽代避讳制度建立的时间、避讳的原则与方法及研究的价值等问题进行了较为深入的研究,不但揭示出辽太祖、世宗、穆宗、景宗及义宗、章肃皇帝的汉名均是辽圣宗在澶渊之盟后追加,而且发现由于国书、使节、牒檄往来,皇太后、皇后也一度起过汉名。出使宋朝方面的契丹官员,也多临时起过汉名,导致《辽史》在记录出使经过时经常与《续资治通鉴长编》中所载契丹官员名字产生冲突。通过对辽代避讳制度的研究可以复史之旧,订史之误,补史之阙,有助于解决辽史研究中的重要问题。     

引进与变革：近代中国企业官利制度分析

官利制度是近代中国股份制企业中独具特色的分配方式。它与西方股份制企业制度引进中国相伴而生,是经过变革而又适应中国社会经济结构的一种经济制度。近代中国社会经济结构的环境条件、中国近代资本市场的高利贷性质和中国悠久的商事习惯,是导致其产生和长期存在的根本原因。其本身利弊共生,但却适应当时的社会。正是这些独具特色的事物,给后人认识近代中国国情提供了极好的途径。     

试析清末新政时期外交体制变革的有利因素

清末新政时期清政府对外交体制进行了全面变革,从而实现了外交体制的现代化转型。变革之所以能够取得成功的三个有利因素是:统治集团中形成了浓厚的变革氛围;清政府前期现代化事业卓有成效;中外交往不断扩大:     

1907-1908年中德美联盟问题研究

1907年,鉴于英法日俄四国在侵华问题上互相达成谅解,德国政府向中美两国政府提议建立中德关联盟。一种颇为流行的观点认为,1908年清政府派唐绍仪赴美,是以向美国退还庚子赔款一事致谢为幌子,真正使命在于建立中德美联盟。事实上,清政府对德国的中德美联盟之提议反应冷淡,唐绍仪与美国总统密谈一次,即决定终止中德美联盟之议。美国政府起初曾向德国表示愿意考虑中德关联盟问题,但后来转变态度,与日本政府签订《罗脱高平协定》,拒绝德国的提议。中关两国拒绝德国提议的原因在于,中德关联盟方案具有极大的冒险性,不符合两国的安全利益。     

A Faithful Interpreter? Li Zibiao and the 1793 Macartney Embassy to China

Abstract

This paper is about the interpreter of the first British embassy to China. Li Zibiao was a Chinese Catholic priest who Lord Macartney recruited in Europe and brought with him to China. This account of his participation in the embassy aims to help us understand the role of the interpreter in intercultural negotiations in the late 18th century. Interpreting is something we tend to think of as invisible, but in these negotiations, where only a single interpreter was present, the interpreter had significant power. In effect, he acted as a mediator, shuttling between the two parties to enable each to accept the positions of the other so that the negotiations could come to a more or less successful conclusion. This position of power meant that the interpreter’s own institutional and personal interests could also be important to the negotiations. Thus loyalty was crucial to how interpreting worked. Li’s achievement during the negotiations was to create a situation where both Lord Macartney and the Qing officials were willing to accept him as a mediator and where he survived to tell the tale.     

朝鲜燕行使者与18世纪北京的琉璃厂

在中韩文化交流史上,18世纪是个重要的转折时期。一方面,从这一时期开始,朝鲜人逐渐调整心态,对盛清时代的来临,作了全新的认识。而在另一方面,随着东亚形势的变化,以及朝鲜燕行使者孜孜不倦的公关活动,中国官方对燕行使团成员的限制逐渐放宽。在这一世纪,燕行使团渐渐摆脱了朝鲜馆内序班(中国胥吏)的控制,直接与琉璃厂的书商等展开频繁的交流。由于琉璃厂是当时北京雅俗文化的中心,这不仅极大地丰富了书籍采买的来源,而且,通过持续不断的观察,以及与不同阶层的接触和交流,也使得朝鲜人对于中国社会的了解更为全面。     

Going to War Against the Middle Kingdom? Continuity and Change in British Attitudes towards Qing China (1793–1840)

This article investigates British attitudes towards Qing China as a consequence of their early encounters from the Macartney embassy to the opium crisis. Examining this medium-term time span, to which previous scholarship has paid inadequate attention, shows the continuity and change in these attitudes through different historical contexts. With its focus on war-related discussions, this article reveals how the idea of war against the Chinese empire was developed and debated on the basis of these changing ideas. The First Anglo-Chinese War, to a great extent, could not have developed into the form and scale it did without these developments.     

比较中的审视——中日近代军事变革比较研究

在内忧外患的冲击下,中国和日本几乎同时启动了军事变革。但晚清政府在甲午战争中的惨败,却宣告了中国近代军事变革的顿挫。当百年之后的今天,我们对它进行比较时,发现日本在指导理论、政府威权以及军事变革诸要素的变革上,比晚清政府处理地更加科学和高效。     

清末英国租借威海卫交涉始末——以总理各国事务衙门档案及舆图资料为例

中日甲午战争清廷战败后,李鸿章(1823—1901年)奉派担任特使,与日本签订《中日讲和条约》(即《马关条约》)。随后俄国联合德国与法国,要求日本放弃占领辽东半岛,此即近代史上著名的“三国干涉还辽”事件。光绪二十二年(1896年)清廷与俄国签订《中俄密约》。光绪二十四年(1898年)三月,清廷又与俄国签订《旅大租地条约》,将旅顺、大连两港口租予俄国,英国为阻止俄国势力扩张,即向清廷提出要求租借威海卫。依据档案史料记载,英国租借威海卫是经过分析与策划并与列强交涉协商后,即与清廷进行威海卫租借交涉,并逼迫清廷签订《租威海卫专条》,将威海卫划入其势力范围。本文拟以《租威海卫专条》原件以及相关舆图、“中央研究院”所藏《总理各国事务衙门清档——英租威海卫案》等档案史料为基础,对英国租借威海卫交涉史实作简单的探讨。     

新中国成立前夕苏联对华政策剖析--以苏联将使馆由南京撤至广州事件为中心

1949年1～2月间,在中国革命即将取得全面胜利之际,苏联驻华使馆却令人吃惊地追随正在逃亡的国民党政府由南京迁至广州.有关苏联驻华使馆撤离南京的真正用意,是史学界长期以来关注的焦点,同时也是部分研究成果论证苏联、斯大林本人怀疑中国革命说法的基础.实际上,苏联驻华使馆撤离事件是苏联方面采取历史上惯用的双重对华政策的必然结果,既不是苏联方面对中国革命的进程判断失误,也不是苏联方面坚持了不干涉中国内政的原则.相反,在意识形态(革命利益)和国家利益之间发生冲突的时候,苏联方面首先选择的是自身国家利益.苏联驻华使馆在新中国成立前的撤退,符合苏联的国家利益,最大限度地保护了苏联在华的政治和经济利益.客观地看,苏联驻华使馆由南京撤至广州作为外交手段捍卫国家利益本无可厚非,但从联共(布)和中共共同的革命利益出发,上述做法显然欠妥.     

新疆行省制下督、抚、将军的改制探索

清末新疆改设行省,施行"新制"。在这个过程中,如何策划新设行省的高层政区,妥善处理督、抚、将军的关系是清廷面临解决的两个重要问题。由于朝廷议定的行省建置实际上已经偏离左宗棠、刘锦棠最初的设计,以致贯穿清末新疆省政治生活内部最突出的问题——抚、军争权与督、抚、将军关系问题,本质上是由新疆行省制度设置的不完善及行政层级的缺陷造成的。当新疆的社会常情与朝廷的谕令章程发生矛盾时,其高层政区的运转弊症尤为引人瞩目,清廷也在不断地尝试内外均衡的调适机制。最终,新疆"新制"运行改革的过程,并入了晚清政府探索变革的轨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