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本"满洲移民"战略意图新探

殖民主义者总是采用军事暴力手段对外扩张,抢占殖民地,以移民的形式来达到其经济掠夺和长期霸占的目的.日本帝国主义者也不例外.日俄战争之后,日本以继承沙俄在中国"南满"的权益,经营旅大租借地和"满铁"及其附属地为契机,便开始了移民侵略政策的实施."九一八"事变,日本武装占领中国东北地区,为日本向中国东北大力推行移民侵略政策创造了"千载难逢的良机".到抗战胜利以前,日本先后向中国东北推行了"武装移民"、"百万户移民"、"满蒙青少年义勇军"移民等"满洲移民"侵略政策,并将其列为日本政府的七大国策之一.日本"满洲移民"从表面上看是一场日本人口的大移动,但其背后却隐藏着险恶用心,其中以治安、国防的军事意图尤为突出.本文仅就日本"满洲移民"的军事战略意图加以探讨.     

关于日本在东北移民的检讨

自日俄战争日本得到俄国在中国东北的特权后,打着"人口过剩""有支配东北之必要"的旗号开始向中国东北地区移民。九一八事变后,日本加紧了侵略步伐。1933年2月,关东军特务部设立移民部,作为其拓植事业的中心统制机关。1936年,日本广田内阁制定了二十年间向中国东北移民一百万户的计划,东北移民成为日本基本国策之一。本篇史料即是南京国民政府外交部亚东司的杨觉勇对日本在东北移民的概述和检讨,揭露了日本对中国的侵略面目。     

日本“满蒙开拓青少年义勇军”考析

日本全面侵华后,由于战争规模扩大,导致兵源严重短缺。日本国内适龄移民被应征入伍,"满洲移民"的侵略计划受到严重影响。日本政府决定招募"满蒙开拓青少年义勇军",补充关东军兵源,确保日本侵略当局在东北的治安。青少年义勇军移民作为日本向中国东北"百万户移民"侵略计划的重要组成部分,不仅给中国人民带来灾难,也对日本人民产生很大影响。     

日本“百万户移民”国策评析

１９３６ 年日本政府制订的 《二十年百万户移民计划》是广田弘毅内阁的“七大国策”之一。它是日本帝国主义在中国东北地区推行的大规模移民侵略政策，企图以此解决日本国内的政治经济危机，巩固和加强日本在中国东北的统治，达到永久占领的目的。日本利用移民协助关东军维持治安， 镇压东北抗日武装， 疯狂掠夺中国的资源， 不仅给中国人民带来了沉重的灾难， 也给日本人民造成了极大的痛苦。     

日本移民开拓团的组织形态及对东北村屯组织结构的破坏

九一八事变后,日本政府为了实现永久占领中国东北的野心,在军力一时难以到达的农村,开始有计划地向中国东北输出武装移民。1937年,日本政府制定了"二十年百万户移民计划"。移入中国东北的日本移民开拓团有三种类型:集团开拓团、集合开拓团和分散开拓团,他们以在东北定居的方式,通过日常生产和生活的融合、渗透达到民族侵略目的。日本移民开拓团,从经济上说是生产组织,从政治上说是独立的基层政权组织,从军事上说又是日本关东军的别动队。日本移民开拓团的入殖与建立,破坏了东北农村原有的村屯组织结构,打破了农村宁静的生活,并给农民生产、生活带来了极其恶劣的影响。     

伪满洲国日本人移民用地征购政策

伪满洲国建立后,日本便不失时机地向中国东北大规模推行日本人农业移民．以达到土地和人口的占领,进而实现长期霸占的目的。为此日本关东军等有关侵略机构便煞费苦心炮制了一系列日本农业移民用地取得的方针、政策,并以军事为后盾,对中国东北的土地进行疯狂的强行“征用”、“收买”和掠夺,给中国人民带来了深重的灾难。     

“九一八事变”不能改称“九一八战争”

1931年9月18日(农历辛未年八月初七日)晚10时许,日本帝国主义驻中国东北关东军第二师团和铁道守备队突然起兵,向中国东北军北大营及沈阳城发动攻击,爆发了震惊中外的"九一八事变".近年来,有人提出:日本帝国主义为了掩盖其侵略中国东北的阴谋,最早提出"九一八事变"一词,我们已被欺骗了70多年,仍沿用、重复日本帝国主义的"协和语",现在不要再上当了.他们认为"九一八"不是事变,是侵略战争,应将"九一八事变"改称为"九一八战争",并要求媒体也如此宣传并正式使用"九一八战争"一词.其实,"九一八事变"这一历史名称,并不是在1931年9月18日日军以武力侵略和占领沈阳城之后立刻形成的,它有一个逐渐演化的过程.     

“九·一八”事变与东北军——纪念“九一八”事变七十周年

70年前的“九·一八”事变,是日本帝国主义大规模武装侵略中国东北的严重事件。1931年,日本帝国主义驻中国的关东军制造一系列挑衅事件后,加紧进行武装侵略中国东北的准备。9月18日夜,日本关东军自行炸毁南满铁路沈阳北郊柳条沟附近一段路轨,以此为借口,炮轰东北军驻地北大营。同时,南满铁路沿线日军向沈阳城发起了攻击,制造了震惊中外的     

“九一八”事变前日本对中国东北的土地掠夺

为了实施大陆侵略政策,日本在日俄战争后就不断向中国东北移民与侵占土地.“九一八”事变前,日本对中国东北的移民与土地掠夺虽然不是很多,但它是其后的“武装移民”及“国策移民”的先声与基础.文章通过几个典型案例,对“九一八”事变前日本对东北的土地掠夺进行剖析,对日本采取种种无耻手段攫取民地、公地、陵地等土地的使用权与所有权的罪行予以揭露.     

我一辈子的中国情——一位日本老兵的自述

1945年8月6日、8月9日,美国在日本广岛和长崎各投下一颗原子弹,震惊了日本国。8月8日,苏联对日宣战,随即出兵中国东北,苏联红军向驻中国东北的日本关东军发起猛烈进攻。     

战后中国对东北地区日本侨民的安置和遣返--近现代中国政府和人民妥善处理中日历史遗留问题的一个范例

从1946年4月到1953年9月的8年里,中国政府和人民在战后经济困难,百度待举的严峻形势下,不惜一切代价,认真履行国际义务,将东北地区的150多万日本侨民平安遣送回日本,在整个遣返过程中,中国人民对日本侨民始终体现着宽厚仁爱,讲究人道,尊重人权的崇高精神,向全世界展示了中华民族的正义,慷慨,宽容,谦和的伟大品格,同时,遣返日侨使长期存在于中日两国之间的日本在中国东北的侵略性移民问题得以妥善处理,为战后中日两国建睦邻友好关系,实现东亚和平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中国统一化论争"的历史认识

本文试图说明20世纪前半期日本对中国的政治认识及其政策的结构.笔者的历史分析可概括为三个论点"9·18"事变前后在中国东北的日中经济冲突--政治逐步升级的论说;1932年日本政府对中国政治的认识论--否定"李顿调查报告书"的理论;1937年的日本论坛"中国统一化论争"中的新认识论--日益明确的对中国认识的坚固"岩盘".     

民国时期日本称谓中国国号之演化及用心考论

日本政府延至1913年10月才正式承认中华民国,但又规定在内外公文中要以“支那”或“支那国”称呼中国。在30年代末和40年代初,又先后将其改为“中华民国”和“中国”。每一次改称背后都包含着分裂或独占中国的野心,也是民国时期日本对华政策和中日交涉中的一个症结。     

The Cage of Nature: Modernity's History in Japan

"The Cage of Nature" focuses on the concept of nature as a way to rethink Japanese and European versions of modernity and the historical tropes that distance "East" from "West." This essay begins by comparing Japanese political philosopher Maruyama Masao and his contemporaries, Max Horkheimer and Theodor Adorno. Both sets of authors define modernity as the moment when humanity overcomes nature, but Maruyama longs for this triumph while Horkheimer and Adorno deplore its consequences. Maruyama insists that Japan has failed to attain the freedom promised by modernity because it remains in the thrall of nature defined in three ways: as Japan's deformed past, as the mark of Japan's tragic difference from "the West,"and as Japan's accursed sensuality, shackling it to uncritical bodily pleasures. In short, Maruyama sees Japan as trapped in the cage of nature.
My argument is that Maruyama's frustration arises from the trap set by modern historiography, which simultaneously traces the trajectory of modernity from servile Nature to freedom of Spirit and at the same time bases the identity of the non-Western world on its closeness to nature. In other words, nature represents both the past and the East, an impossible dilemma for an Asian nationalist desirous of liberty. By revising our historical narratives to take into account the ways in which Western modernity continued to engage versions of nature, it becomes possible to reposition Japan and "the East" within modernity's history rather than treating them as the Other.     

中国问题与日本1941年的开战决策——以日方档案为依据的再确认

本文以1941年日美政府级交涉为主要考察对象,根据日方的原始档案,验证中国问题和日本开战决策的内在联系.本文以日本决策者的各种自白揭示:中国的对日抗战既是对日本死守既有侵略果实之企图的重大障碍,又是对日本力图进一步实现北进、ⅱ南进和所谓"大东亚共荣圈"等扩张野心的最大牵制,从而也是对美英等国的全球性利益的必不可少的保障.日本当年在中国问题上沉迷不醒,其症结就在这里;美国最终拒绝在中国问题上妥协,其关键亦在于此.运用日本决策者自己留下的证据来重观历史,有助于人们明辨问题的实质.     

日本右翼势力支持"台独"的历史考察

日本右翼势力对“台独”的支持大体经历了三个时期:战后初期,日本右翼势力是“台独”逆流的始作俑者和首开“台独”运动先河的罪魁祸首;冷战时期,日本右翼势力不仅在中日复交前使本国成为“台独”势力的大本营,而且在中日复交后仍一如既往、不遗余力地支持“台独”;后冷战时期,日本右翼势力支持“台独”不仅变本加厉,而且呈现出民间与政界配合、右翼与政府呼应之特点。     

“日本投资模式”在东亚经济效应分析

根据小岛清的“边际产业扩张论”,日本对东亚的“顺贸易导向型”投资,对扩大东道国贸易,促进东道国宏观经济增长均有较大的积极效应,在东亚工业化初期发挥了“进口替代效应”,为建立“出口加工基地”做出了一定的贡献,但是由于日本对东亚投资结构的固定化类同化,技术转让滞后等,到了90年代后,不仅日本国内陷入长期的萧条,而且也诱导了东亚金融危机的爆发,且无力扭转东亚地区严重的经济危机。     

日本对东亚直接投资"雁行模式"再思考

20世纪80年代以来日本在东亚地区进行大规模的直接投资,执意要确立梦寐以求的、以日本为领头雁,带动亚洲NIES,由ASEAN和中国作为后盾的“雁行模式”。这种三位一体的投资地区分布和产生结构的梯度转移,虽然在短期内有利于日本在亚洲乃至世界保持经济、技术上的优势,有助于东亚经济的高速增长,但从长期效应来看,由于“雁行模式”所具有的致命缺陷,对东亚等发展中东道国乃至日本本国经济发展以及产业结构的高度化将带来深刻的负面效应。     

日本对华直接投资的区位选择分析--兼论东北三省吸引日资的对策

日本是我国最大的外资来源国之一,日资的进入对我国国民经济的拉动作用显而易见。从日本对外直接投资区位的总体格局来看,发达国家占绝对优势,我国所占的比重虽不大,但增长势头良好。明确我国在日本对外直接投资中的地位,研究其对华直接投资的区位选择机制,对我国改善投资区位条件,提升在日本全球化生产格局中的分工地位有重要意义。本文从投资动机和区位要素两个方面来考察日本对华直接投资的区位选择机制。在此基础上,最后对地理上与日本临近的东北三省予以特别的关注,就如何吸引日资提出了几点对策。     

日本在华直接投资的历史回顾与前景展望

外国对华直接投资,始于中国实行改革开放之后,日本作为中国的近邻,从最初就显得特别活跃,但其对华进行直接投资的20余年里,投资数目及其投资金额都是起起伏伏,并不平稳,其原因何在？本文将通过对日本在华直接投资的背景分析,尝试对此做出回答,本文还通过考察日资企业的个案,以及中国加入WTO后中国政府对外商投资问题的具体举措,来分析,展望日本对华的直接投资的未来前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