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超级农民”顾益康

说顾益康是“超级农民”,听起来有点意思。听说这“超级农民”还是浙江省委书记给封的。先是前省委书记习近平,称他是“省级农民”,赵洪祝来浙江出任书记后,又称他是“超级农民”。     

国民党镇压广东农民运动及其影响

国民党在广东清党反共中,使用武力镇压其全力扶持过的农民运动,引发和放纵土豪劣绅民团对农会和农民进行疯狂报复。国民党内一批与广东农村封建势力有紧密联系的“腐化分子”,公然勾结土豪劣绅摧残农会压迫农民,并将清党反共之火,烧到一帮曾经遵照“总理遗嘱”而努力国民革命的“忠实同志”、“总理信徒”、“革命青年”、“真正国民党员”身上,使国民党走上政治腐败之路。国民党因镇压农运而丢弃农民,深深地埋下日后失败的祸根。     

西欧中世纪农民概念浅析

“农民”在中世纪是一个很重要的概念,但西欧中世纪早期,农民不是一个阶级或一个阶层的概念,而只是一个经济概念,是一个从事农业生产活动的社会群体。作为一个等级意义的农民是在11世纪以后才出现的。租税和徭役把农耕者划分为自由的和非自由的。摆脱兵役才是“农民”作为一个等级出现的真正标志。物质上和法律上限制的减少,使得农民产生认同感,具有了共同的身份,即“乡村身份”。     

借鉴与超越:邓小平与孙中山农民观之比较

农民观既是孙中山“三民主义”思想的有机构成,也是邓小平“三农思想”的重要组成部分。邓小平在借鉴孙中山农民观的基础上,在农民建设主力军观、农民生产力动力观、农民全面利益至上观、农民共同富裕观等方面对孙中山的农民观增添了许多具有时代特色的新内容,实现了对孙中山农民观的超越。     

韦拔群发动“东兰农运”始末

1925年5月,韦拔群、陈伯民从广州农民运动讲习所回到广西东兰县,从事革命宣传,恢复和发展农民协会及农民自卫军,开办农民运动讲习所,提出“打倒封建军阀、打倒贪官污吏、打倒土豪劣绅”等口号。东兰县知事黄守先便谓“贪官”是有意指他“、军阀”是指某某,便与当地土豪劣绅勾结     

建设新农村必须充分发挥农民的主体作用

“三农”问题是我国经济社会发展的重大现实问题,农民是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的主力军。充分发挥农民的主体作用、切实维护农民的正当合法权益、重视农民教育和培训、提高农民文化科技素质,是加快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步伐的必由之路。     

湖南农民运动中“左”的错误及其影响

湖南农民运动在斗争高潮中形成了一股“左”的浪潮。中共湖南区委从1926年11月起,就采取了若干措施,纠正“左”的错误,收到了一定的效果,情况一度有所好转。但从1927年2月起,湖南区委经不起这股强大的“左”的浪潮的压力,不仅停止了纠“左”,而且自己也跟着“左”起来了。湖南区委的转向,使农民运动中的过火行为越发不可收拾。过火行为主要是农民和基层农会干部自发搞起来的,但共产党人的领导不力,指导不当,更助长了农民的过火行动。共产党对湖南农民运动指导上的失误,主要表现在:指导思想上,存在崇拜群众运动的自发性和狂热性的倾向;斗争策略上,任意扩大打击面;思想方法上,犯了绝对化、片面性的错误。湖南农民运动“左”的错误,给革命全局造成了极其不良的影响,激起了两湖地区的反革命叛乱,从而加速了国共合作的破裂。     

明清小说中的一种“农民”

明清小说中提到一种较为特殊的“农民”,这是当时民间对负责征收输送粮食的“粮长”的俗称。     

减负增收：当前解决农民利益问题的有效途径

“三农”问题的核心是农民问题,而农民问题的焦点是利益问题。当前农民负担过重和收入增长缓慢,挫伤了农民生产的积极性,制约着农业的进一步发展,要解决农民问题首要的是解决农民的利益问题,而农民利益问题的解决则必须从减负和增收两个方面同时入手,采取有效措施解决之。     

声音

获得理想的职业、走到高的岗位往往也是从低层做起的。我并不想把“总理”和“农民”这两个岗位做贵贱之分。但是,我也可以告诉大家,在几十年前我就是农民。当年我当农民的经历对我今天担任总理的职务受益匪浅。     

为“杂交水稻之父”塑像的农民

“稻仙园”位于湖南省郴州市北湖区华塘镇一个叫塔水的地方，园内矗立着一尊由一位农民自费雕塑的“杂交水稻之父”袁隆平院士塑像。 不久前，我慕名来到“稻仙园”，访问了负责“稻仙园”管理的曹宏球。他就是自费为袁隆平院士塑像的那位农民。一位瘦高个、肤色微黑、蓄着短髭的汉子。     

补偿三农不啻是为了还良心债

3月8日,在政协联组讨论会上,面对全国政协委员宋丰强先生激动地赞扬党中央、国务院的政策让农民得到了“实惠”,说他过去归纳的农民“九盼”都变成了“九喜”时,温总理肯定了政府“强农、富农和惠农”政策的成效后,却说,他不同意宋委员的看法,“我认为过去政府欠农民的太多了。”     

构建和谐农村的必由之路:完善农民利益表达渠道

目前,中国“三农”问题最主要的表现之一,就是农民权益的受损。农民权益受损而又缺乏制度化的利益表达、沟通与协调渠道,愈来愈多的农民开始走向暴力性的非制度性参与,从而使社会公共秩序受到危害。党和政府应更加注重农民利益的表达,为农民的合法利益的表达广开渠道,为构建和谐农村奠定坚实基础。     

土地改革中的农民心态：以1937—1949年的华北乡村为中心

以往关于土地改革的研究主要限于简单的“政策——效果”模式,忽视了乡村社会尤其是农民大众的心态、行为及其与土地改革的互动关系。1937- 1949年华北乡村土地改革的历史表明:本来给农民带来巨大利益的土地改革,并没有立刻燃起农民的热情之火,他们往往胆小怯懦,不敢立即起来响应。为此,中共从改造传统的民俗伦理入手,通过“挖穷根”、“斗争大会”等方法,激发农民对地主阶级的被剥削感、阶级对立意识、革命斗争意识和拥护中共的意识。在此基础上,一向温和、忍让的中国农民将整个地主阶级打翻在地的复仇情绪宣泄到极点。不仅如此,其传统的平均主义心态不再限于打倒地主阶级的“均贫富”,而是发展为部分贫苦农民侵犯中农利益的绝对平均主义行为。在此贫富错位的社会裂变中,农民传统的发家致富心态转变为既渴望富裕、又惧怕富裕冒尖的矛盾心态,甚至不惜将现有的财产挥霍浪费。总之,在中共土地政策的影响下,农民的传统心态历经空前的激荡和改造,同时一些传统心态也在延续和放大。     

陈诚在台湾的起落浮沉（中）

陈诚在台湾登上权力的顶峰时,不忘农村。台湾农民在地主的重利盘剥下,生产停滞不前,农民生活困苦,这与不合理的土地制度有直接关系。在台湾,抗战时,陈诚在恩施主鄂政、曾听从张难先建议并由张主持试行推进过“二五减租”,给试点上的农民带来了一定好处,刺激了农民的生产积极性。可惜抗战胜利后,这一作法不仅未能推广,而且“二五减租”的试点随张难先的辞职而“风过也”,但陈诚由此深悉农村土地制度不合理是必须改变的。在台湾,他组织人事,阐明意图,且有孙中山“耕者有其田”的主张作依据,先不急于实施土地改革,而是推行“三七五减租”办法。具体办法是：规定地主出租给农民的地租额,不得超出主要作物正产品全年收获总量的千分之三七五,原约规定地租超过了千分之三七五者,减为千分之三七五;不及此数者,地主不得向租地的农民增加数额。     

“彭湃把持农民部”说辨析——以台北中国国民党中央党史馆所藏档案为中心

邹鲁在《中国国民党史稿》中,指控农民部秘书彭湃在彭素民、黄居素、廖仲恺三位部长任内把持一切部务。其时国民党中央各部实行的是部长负责制,农民部的办事细则规定“部长统理部务”,“秘书勷助部长整理部务”。彭湃作为部长的助手,是在其分管的职责范围内进行工作。彭素民、廖仲恺两位部长均尽忠职守、事必躬亲,并未放弃其部长职责而放任秘书把持一切。黄居素由“总理手谕”免去代理农民部长职务,并非彭湃排挤走的。邹鲁的指控是错的,应还历史以本来的面目。     

岳成：从农民之子到东方之子

“我是农民的儿子,我的职业是律师,我对农民有着深厚的感情,骨子里有着深深的老百姓情结……”日前,记者在北京亚运村岳成律师事务所的办公室采访了岳成,他的开场白十分耐人寻味。     

历史上俄罗斯农民的东正教信仰初论

历史上俄罗斯农民的东正教信仰,大量渗透农民自己传统信仰的成分。俄罗斯农民按自己方式改造了拜占庭东正教,从而形成了被称为“第三罗马”的俄罗斯东正教。俄罗斯农民作为一个生活闭塞、缺乏文化的下层群体,在抵制东正教的传播和改造外来的东正教文化的过程中,显示了农民群体在文化上保守落后的特性,是国家现代化中的一种阻碍性力量。从历史上农民宗教信仰为切入点,去探索农民阶层的历史作用,这是人文科学研究中的一个重大课题,本文只是作一个尝试性的探索而已。     

《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差点未能发表

1927年春,北伐形势一派大好,农民运动汹涌澎湃。然而,就在农运需要进一步扶持与深入开展之时,国内却出现了一片对农运的诘难之声,恶毒攻击农运是“痞子运动”、“惰农运动”、“动摇北伐军心”、“破坏统一战线”等等,总之,一句话：就是“糟得很”,应当马上取缔．     

试析人民公社化运动中党对农民的思想教育

“大跃进”时期党对农民进行的思想教育促进了人民公社化运动的迅速展开。人民公社化运动中,党的权威、组织基础以及“大跃进”的全面展开为党对农民进行的思想教育提供了有利的社会条件;广大农民易于接受党的教育,但仍存在着文化水平低等问题;农村基层干部自身也有很大不足,政治热情过高,但工作认真、努力;电影、报纸、有线广播等过热宣传共产主义的即将实现,加上农村开展的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教育运动、全民学哲学等,使广大农民打破传统,以前所未有的热情投入到人民公社化运动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