戴震辨伪成就述论

戴震是清代引领一时学术风尚的考据学大师,治学注重辨章学术,考镜源流,对古人作伪之书能够博综群籍,参互考证,使伪者自出,真者自存,充分体现出“不以人蔽己,不以己自蔽”的治学风格,其态度和方法对于后来学者有着深刻影响。然而,关于戴震在辨伪方面的实践及观点,至今无人提及。本文从实例出发,略述戴氏在辨伪方面的成就。     

戴震金石文字观述论

清儒大量运用金石字考经证史是清代学术较为突出的特点之一。钱大昕、阮元之功已为学界所共认,但引领一代学风的考据学大师戴震在金石字方面的实践及观点无人提及。而有相关实例来看,戴氏在运用金石字考证经史方面颇有成绩,值得关注。     

章太炎、刘师培、梁启超与近代的戴学复兴

戴震学术在清代即已引人瞩目,产生较大影响。不过当时学大都只看重戴氏考据学,轻视其义理学。今日戴震广为人知的学术大师和思想家之完整形象,则是清末民初章太炎、刘师培、梁启超等人大力阐扬的结果。在这方面,章太炎有首倡之功,刘师培有完善之力,民初梁启超等人借纪念戴震诞生200周年之机所掀起的研究高潮,促使戴学渐成显学。可以说,正是经由他们的不懈努力,戴震在中国思想、学术史上的完整地位才最终得以确立。     

章学诚的史学思想

章学诚(1738年—1801年),清代杰出的史学理论家,在我国史学史上是以议论史学著称的。他生在乾嘉之世,因议论不凡,不为凡俗所重视;去世后头几十年,其学术也不为世人所注目,近几十年来,注意他的人多了,研究其史学的论著也多了,但又往往各自抱有不同目的,有不同的立场、观点和方法。本文不想全面地介绍章氏的史学思想,仅就其中可贵的几点提出来简略地谈谈。     

王鸣盛对新旧《唐书》的研究

清代学者王鸣盛十分注重考证史学研究,作为"吴派"的乾嘉考据家,他的学术成就遍及经史。《十七史商榷》中,王鸣盛对新旧《唐书》进行了广泛且深入的研究,从文字校勘、典制考证、增补史事等方面,对新旧《唐书》进行深入的研究。本文从王鸣盛对新旧《唐书》的研究入手,探讨乾嘉学者的史学研究方法。     

《文史通义》中的“家学”问题与章学诚“三书”说新探

章学诚标榜为"家学"的史学理论,是以目录学为根基的历史编纂学;以目录学之法治方志,是章学诚方志理论的学术本色。章学诚的"方志立三书"说中,"方志"指方志学而言;"三书"是章学诚以目录学之法治方志这一学术视野下的三个学科门目。志是章氏心目中上古《尚书》《春秋》之学的再现,本于刘向、班固的目录校雠之学,即章学诚推崇的撰著之书;掌故是章氏心目中上古《周官》《仪礼》之学的再现;文征是章氏心目中上古十五《国风》之学的再现。这两者辅志而行,是纂辑之作。"三书"说阐述的是两种不同的治学途径。     

张舜徽先生与马克思主义史学

张舜徽先生早年治学,循着清人"由小学入经学"的学术路径,从经史考证出发,以经世致用为归宿。接触马克思主义之后,在吸收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研究成果的基础之上,他实事求是,在以阶级分析学说研究古文字、考证劳动人民史事等方面做出了新的成绩,其经世致用思想也在此过程中得到了充分发挥。他运用马克思主义史学所取得的研究成果是20世纪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的重要组成部分。     

章学诚对学术风气史的反思与发挥

对学术风气史的思考是章学诚反省学风演变及流弊、寻找学术出路的关键环节。他认为三代道器合一、官师合一体制反映了知识自我满足的理想状态,由于官师合一体制的瓦解,人性的局限失去了原有的规范而奔竞好名,学术泥于三代经典内涵的义理、考据、辞章之一端迭起风气门户。章氏以为扬弃风气循环的最好途径就是史学经世,史学的优势在于它通过道器合一又一次提供了人性的规范,继承了先王的合道"道法"即"史意",熔义理、考据、辞章于一炉,又是包含一切根据个人性情产生的著述之学的根源性学术。章氏的史学经世最终从《春秋》经世深化到《尚书》经世,完成了扬弃风气循环的理论。     

“古人之遗意”与章学诚的史学革新论

正在中国史学史上,章学诚是最具变革精神的史家之一。他先于梁启超、章太炎等近代学者一百余年就中国历史的编撰形式提出革新的主张,有些见解至今依然可谓不易之论。关于章氏的史学变革主张与思想,已有不少学者进行了讨论。一方面指出他在史书体裁体例、内容铨配以及历史文学等方面的具体见解,重点阐扬其不拘常例、寻求变通的学术准则;另一方面探讨其某些思想和观念(例如"六经皆史")在其探究史学变革过程中的意义。~(1)然而,这些研究所遗颇多,章氏许多治史理念     

商务印书馆新出陈垣学术著作发微

商务印书馆最近出版陈垣的《中国史学名著评论》、《史源学实习及清代史学考证法》以及陈垣的学术传人柴德赓的《清代学术史讲义》等著作,是根据陈垣、柴德赓的课程说明、讲稿、讲义、教学日记、札记及听课学生来新夏、李瑚等的听课笔记整理而成。这几种著作是中国现代优秀的史学遗产。它们的出版凸显了抢救优秀传统文化遗产的时代感、紧迫感;同时,对弘扬尊师重教的中华民族优秀传统美德和学术传承精神有重要意义;是对当下浮躁学风下的一剂猛药。     

历史语言研究所学术群体治史风格述论

历史语言研究所是在中外史学交融的背景下催生的现代史学研究机构。它于1928年由傅斯年创办,至1948年底迁往台湾。于此20年间,史语所汇聚了众多精于考证的一流学者,俨然在现代中国学术史上形成了一个学术群体。史语所学人治史虽各善其长,但作为一个现代学术社群,又彰显出共有的风格,即重视发掘新史料以揭示被淹没的史实、在学术实践中蕴涵着"以小见大"的治史旨趣和求通而不锢于断的治史视野。考察史语所学术群体的治学特色,不仅有助于科学地评价史语所在现代中国学术版图中的历史贡献,而且裨益于重新认识新旧学问在现代中国的转变,以及整个新历史考证学派在20世纪中国史学发展中的历史地位。     

导读

正本期刊发专题论文和读史札记14篇。今年是中国共产党成立一百周年,本刊特设"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一百周年专稿"专栏,刊发的两篇文章分别从研究方法和研究对象考察了唯物史观对中国历史学的推进。《马克思主义史家与历史考证》从学术风格和宗旨、历史上的关联、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考证成果对学术研究的推进,以及学术团队优良学风的形成四个方面,对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与历史考证之间关系进行了深刻辨析,     

研究皖派学术 重振安徽学风

研究皖派学术重振安徽学风卞利谈到皖派,传统的观点都认为主要是指清代以戴震为代表的汉学学派。我们今天研究安徽学术发展史,不应拘泥于前人成见,而应本着实事求是的原则,把皖派学术当作一个整体来考察,我以为,皖派学术应当是指在历史发展长河中,以安徽（以今天安...     

清代的辽金史学

清代的辽金史学是清代史学的重要篇章。由于满族与契丹、女真族均崛起东北,尤其是满族与女真族的渊源关系,加之清代中期以降边疆史地学的兴起以及《辽史》、《金史》的质量与清代的治学风气等原因,推动了辽金史学研究的热潮,从而也涌现出一批热心辽金史研究的史家。清代辽金史学的主要成就表现在搜辑史料,搜罗遗;考证史籍,纠谬订误;补《辽史》、《金史》表志以及笺释辽金二史语音,核实人、地、官名,刊正画一等方面。清代的辽金史学以考史派为主流,而作史却不多见。但辽金史论却不乏佳篇,多数史论均能切中事机,意存殷鉴,借辽金史事而措意于经世致用之学。     

现代史学批评的另一面相——民国学人日记中的唯物史观史学

民国学人日记大致反映了人们在面对当时不断勃兴的唯物史观史学的心境感受,呈现出现代史学批评的别样图景。占据学界主流的新考证史学家虽然在公开学术场域对唯物史观史学的批判挑战置之不理,但是私下学术空间里却对唯物史观史学极为留意,他们的评论褒贬不一,且带有一定门户之争和意气成分;另一方面,随着中国现代史学的发展,一些学人特别是年轻学子表露出的对考证史学的不满和批判,暗合着对勃兴的唯物史观史学的认可和期许,以及在此基础上整合各史学流派,建设未来新史学的希冀。这股存在于考证史学主流之后的潜流预示着中国史学即将迎来新的发展路向。     

从新史学到新民族主义史学——略论宋学影响下的民国史学主流

由新史学发展为新民族主义史学,这是民国史学主流在抗战时期受宋学尤其是南宋浙东史学的影响而发生的变化。民初史学家通过中国史学史研究发现了宋学与浙东史学的价值。"九一八"事变后,民族危机,史学家发扬宋学、浙东史学精神,注重事功,经世致用,投身学术抗战,构建新民族主义史学,取得了一系列的学术成果,其代表作为陈垣撰著的《通鉴胡注表微》。新史学发展有两条线:一是以梁启超、何炳松、蒙文通为代表,由中国史学史研究发现了宋学;一是以王国维、陈垣、陈寅恪为代表,由历史考证通义理,进而转向宋学。两条线于抗战时期合一,形成了新民族主义史学。抗战胜利后,新民族主义史学融入马克思主义史学。由新史学而新民族主义史学,又由新民族主义史学而马克思主义史学,这是民国史学主流发展变化的路径。     

马克思主义史家与历史考证

关于马克思主义史学与历史考证学的关系,应从以下四个方面进行深入考察:其一,二者风格大为不同,而治学宗旨却有相通;其二,从弥足珍贵的学者心声,看唯物史观学派与新历史考证学派的学术关联;其三,马克思主义史学严密考证的成果推进了学术研究的典型例证;其四,从学术团队优良学风如何形成,看重视历史考证对于推动学科建设的意义。此项研究对于科学地认识20世纪中国史学发展道路,以及对于改进当今史学研究工作,均有重要的学术价值。     

新中国建立后十七年“中生代”史家群体与马克思主义史学

新中国建立后十七年,那些出生于1910年代前后、具备扎实的史料考证基础、已经有一定学术地位、正处于学术生命旺盛期的"中生代"史家群体,在马克思主义史学居主导地位以及学习马克思主义理论的形势下,经历了从史料考证研究为主到运用唯物史观、融实证研究与理论指导于一炉的研究路向的转化。他们参加重大历史理论问题的讨论和大规模史料整理工作,在各自的研究领域多有新的创获,成为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队伍中的一员。新中国建立后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家群体得以充实和扩大。     

钱大昕与乾嘉考据史学

乾隆嘉庆年间,是清代学术发展的辉煌时期。自清初顾炎武、黄宗羲等学术大师力反明末空疏学风之弊,主张经世致用,提倡读书,强调证据,开启一代新的学风以来,经过一百余年的酝酿、发展,至乾嘉年间,以考据为特色的汉学风靡一时,学者以考证的方法从事研究,在扩大经学范围,带动其他学科发展的同时,也在史学领域获得了令人瞩目的成就,形成了独具风格的乾嘉考据史学。流风所披,各种历史考证著作层见迭出,诸如王鸣盛《十七史商榷》,梁玉绳《史记志疑》,钱大昭《汉书辨疑》、《三国志辨疑》,杭世骏《三国志补注》,梁章钜《三国志旁证》,沈钦韩《两汉书疏证》,陈景云《两汉订误》,洪亮吉《四史发伏》,章宗源《隋书经籍     

章学诚与柯林武德史学思想比较之再思考——兼评余英时《章实斋与柯灵乌的历史思想》一文

章学诚与柯林武德史学思想之比较乃中西史学比较中的常见课题。余英时在《章实斋与柯灵乌的历史思想》一文中指出章学诚、柯林武德二人史学思想存在诸多相似之处,但事实上二者的史学思想存在实质性差异,这些差异源自二者各自不同的学术脉络。章氏生当传统中国时代,其史学带有浓厚的经世致用色彩,强调史学为现实服务;柯氏是西方20世纪批判的历史哲学的典型代表,其学术旨在澄清历史学的本质,为科学的历史学提供理论依据。从事中西史学比较不能一味求同,应正视彼此的差异,唯其如此才能理性地探索出中西史学发展的共同道路和规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