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泽东与章士钊《柳文指要》的出版

章士钊先生的《柳文指要》,是一部奇书。它的问世,也很富有戏剧性和历史意义。在“文化大革命”的中期。文化界还是万马齐暗的时代,《柳文指要》的出版,就为文化禁锢的黑屋子打开了一个缺口。当时引起了惊世骇俗的震动,是完全可以想像的。讲到《柳文指要》的出版,还得从头讲起。1963年3月,《指要》的初稿,约四十多万字,就曾由中华书局的一位老编辑陈乃乾     

回忆岳父高二适

谈起高二适先生,人们就会想起发生在1965年的那场兰亭序真伪之争,即所谓“兰亭论辩”。二适先生批驳郭沫若的文章《兰亭序的真伪驳议》是通过章士钊呈送给毛泽东的。章先生在信中是这样向毛泽东介绍二适先生的：     

章士钊思想演变的轨迹

在中国大陆一般人心目中,章士钊(1881—1973)是非常特殊的人物。知识阶层中年纪稍大的,大约都知道毛泽东与他的关系非同一般。“文革”前夕,毛要谈教育,特地把这个段祺瑞当“执政”时的教育总长找来静聆纶音。“文革”期间,“知识越多越反动”,焚书坑儒,他的《柳文指要》却由毛特别批准出版。1973年5月25日,根据“最高指示”,     

郜锦强和他的“郭体书法”

2007年中秋时节,我应母校淮北煤炭师范学院的邀请,前去为巾文系的学生作题为《人在他乡的文学情怀》的演讲。在母校见到有着“安徽郭体（郭沫若书体）书法第一人”之誉的郜锦强先生时,他一下送给我好几本近年出版的书法著作：《郜锦强书法作品选》、《书法创作指要》、《行书创作概要》、《梅花颂——郜锦强书咏梅诗词名句选》,真令我叹为观止,颇有“士别三日,当刮目相看”之感。     

毛泽东与章士钊

中国现代史上,章士钊是一位与国共两党都有着密切关系的著名历史人物。一个被鲁迅痛斥的人——章士钊,却被一个极为崇敬鲁迅的人——毛泽东所欣赏。也许,章士钊一生最大的幸运,是后半生遇上了一个最得力的保护人——毛泽东。数十年来,章士钊与毛泽东公谊私交皆深,堪称知遇莫逆。新中国成立后,毛泽东对章士钊更为关怀备至,优握有加,远远超出了一般意义上的“礼贤下士”。“文革”期间,在万马齐暗、百花摧残,全国文坛出版业一片凋零的情况下,毛泽东排除康生等人的种种于扰,居然下令出版章士elJ煌煌上下两大卷逾百万字的《柳文指…     

关于王国维给胡适的一封书信

胡适在《词的起源》一文中,提到王国继给他有两封谈词的信。而中华书局1984年出版的《王国维全集·书信》,却没有收录王氏给胡适的信。1994年12月,黄山书社影印出版了职云志主编的《胡适遗稿及秘合书信》,其中收录了王氏给胡适的一封谈词的书馆（据原件影印）。这封信是回答胡适1924年7月4日的请教。胡适原信如下：群庵先生：顷偶读后村同中“席上闻政有尿”一首《贺新郎》,有云：那人人间校按曲,绣帘初卷;道是华里荒管唱,笑杀鸡坊拍变。“鸡访拍衰”是什么？四日唐、宋史的《乐志》,皆不详“拍变”之义。先生曾浩燕乐史,使中能见…     

也谈对“鲁迅如果活着会如何“的理解

去年,鲁迅先生之子周海婴出版了《鲁迅与我七十年》的著作,“再说几句”透露了罗稷南问“鲁迅如果活着会如何”以及毛泽东对此的回答。周海婴心中十分忐忑,“由于这段对话属于‘孤证’,又事关重大,我撰写之后又抽掉”。幸而有王元化先生的鼓励,“再说几句”才成为《鲁迅与我七十年》书中的一部分。此书出版后,一石激起千重浪。谢泳先生在《文史精华》2002年第6期发表文章认为,在1957年那样的形势下,毛泽东以他政治家的身份,说出罗稷南所讲那样的话,在逻辑上不合理。事已至此,“孤证”也几乎无据了,似乎“再说几句”也该成多余的几句了。     

毛泽东批阅《红楼梦》

原中国俗文学会副会长路工先生因病于1996年10月25日在北京辞世,享年76岁。我和他交谊甚笃,他一生勤奋笔耕,著述颇多,出版过5本诗集,编著出版过10余本民间文学专著,他还喜好古典文学研究、摄影、文物收藏。几年前的一天,我去看望他,他拿出深藏三十多年的毛泽东批阅过的《红楼梦》抄录本给我翻读,我一页页仔细阅读,字里行间注入了毛泽东对红学研究的思想精华。我曾关切地询问这手抄本从何处抄来？毛泽东亲笔批阅那本《红楼梦》现在何处？路工对我说,他是1957年在康生家中偶尔翻阅到的,他说,毛泽东是用蓝笔批注在全书的前八十回…     

《文木山房诗说》初探

吴敬梓《木山房诗说》久已亡佚。金和在《儒林外史》跋中说：“先生有《诗说》七卷,是书载有《溱洧》篇数语;他如“南有乔木”为汉江神女之词;《凯风》为七子之母不能食贫居贱,与淫风无涉;“爰宋唐矣”为戴妫答庄姜“燕燕于非”而作;皆前贤所未发。又说：“先生     

鲜为人知的毛泽东第一篇文稿

他是毛泽东读中学时的国文教师,在批阅迄今为止发现的毛泽东最早的作文《商鞅徙木立信论》时评曰：“自是伟大之器”,“吾不知其所至”,“力能扛鼎”,“积理宏富”,“实切社会立论,目光如炬”。这位国文教师是湖南湘阴人,清末秀才柳潜。[编者按]     

中国资产阶级研究的重要收获——《上海总商会史》读后

上海社会科学院经济研究所徐鼎新先生穷五年之辛勤努力,和他的同事钱小明先生共同完成了36万余言的《上海总商会史》一书,并于1991年由上海社科院出版社作为“学者书库”之史丛第一辑出版。多承厚意,远遣寄给我一本,并要我写一点读后感。他在信中郑重声明:不要“溢美”之辞,只要求“实事求是”的评价,特别要求指出“论证中的疏失和不足”。我感谢徐先生的盛情和推重,对他在学术研究中的谦虚精神和审慎态度,尤其表示钦佩。     

对“第一张大字报“《再考订》一文的商榷

1980年10月中共中央批转中纪委关于康生问题的审查报告中,认定康生的反革命罪行之一,就是在他的幕后策划下、在他及其妻子曹轶欧指使下,炮制了“第一张大字报”。各种有关的书籍刊物也都是这样认定的。可是1999年7月,印红标先生在《百年潮》上发表的《“第一张马列主义大字报”出笼记》却说:“这张大字报是由哲学系少数教师自己发起的,没有人指使。”另一位先生在另一刊物上发表类似文章说“七人大字报是他们自发的举动”。总之,他们是以“自发论”来否定中央的定论。凡是要否定一种说法,必先了解该说法的根据是什么,然后有根据地提出新的论…     

再说听之而已信则未必——答《对辩误的辩误》

纪希晨先生所写《对辩误的辩误》(以下简称为《辩》文)一文,重申其《听叶剑英谈西安事变的张学良》(以下简称《听》文)文中观点,对拙文《听之而已信则未必》提出商榷。真理只有一个,蔽则昏,辩则明。仅就《辩》文所示,再申愚见,就教于纪先生,并祈识者参予研辩,是其所是,非其所非,以澄清事实,促进史学进步。《辩》文断言叶剑英于12月13日向毛泽东、张闻天、周恩来、秦邦宪等人参加的“中央会议”汇报西安事变情况,而不是当日召开的中央政治局常委扩大会议。查《毛泽东年谱》、《周恩来年谱》及     

心系乡情国脉的历史教材——为杨东晨同志《陕西古代史》所作之序

杨东晨先生所著的《陕西古代史》一书,约50万字,预计今年年底或明年初由陕西人民出版社出版。石兴邦先生在通读书稿后慨然作序。石先生以他数十年从事历史研究和考古工作的坚实功力,以及他“乡情国史萦系于怀”的欣慰心情,精要评述了陕西历史概况及其在中国历史中的地位。在此书未出版之前先发表石先生所作之序言,以飨读者。     

《逃牺图》 三绝记趣

江辛眉先生去世十一年后,他的《阮堂诗词选》终于出版了。收到新书,自冯其庸先生的《序》和辛眉之子的《高天寥落一诗星》读起,江兄的音容笑貌仿佛又浮现眼前。他前期诗作,见所未见,但后期诗作,颇多熟悉。就诗论诗,冯序云:“乃辛眉不生于唐、不生于宋,而生于当世,当世无杜、韩、苏、黄,则其人谁与归乎?”真令人“情何以堪”,“不禁泫然”。     

“中国先生”傅高义带着忧虑走了

2020年12月20日,哈佛大学荣休教授傅高义因病去世,享年90岁。在美国,他同时有“日本先生”和“中国先生”之称。1979年,他出版《日本第一:对美国的启示》,在日本高居畅销榜榜首。2011年,他倾10年之力写就的《邓小平时代》英文版在美国出版,《纽约时报》书评称之为“迄今为止对中国惊人而坎坷的经济改革之路最全面的记录”。     

释“众不见信”

释“众不见信”杨宝忠,姚萱《论衡·知实－》：“凡论事者,违实不引效验,则虽甘义繁说,众不见信。”郭锡良先生主编的《古代汉语》注：“众不见信,群众不相信。见信,略等于‘相信’,‘见’不表被动意义。”“众不见信”即“终不见信”,谓终究不被相信也。“众”读...     

论中央苏区时期周恩来与毛泽东的关系

周恩来到中央苏区后与毛泽东的关系究竟如何?这个问题一度引起国际性的争论,似乎至今仍方兴未艾。始作俑者是中国共产党的叛徒龚楚。他在50年代前期与中共叛徒张国焘商量后写就的《我与红军》那本回忆录中首先捏造了一则谣言,说周恩来到中央苏区,是衔“左”倾中央之命去“清算与斗争”毛泽东的,他“夺”了毛泽东的党权和军权。书中不惜笔墨把周恩来描绘成是一个冷酷无情、专事斗争、言词尖刻的专制家长,而毛泽东则成     

是谁第一个为毛泽东诗词谱曲?

毛泽东的诗词创作年代很早,但直到1937年出版的《外国记者西北印象记》一书中才首先发表《长征》一诗。其后,美国记者斯诺著作《红星照耀中国》(中译本名为《西行漫记》)又发表《长征》,才使该诗走向世界。毛泽东的《六盘山》词,首次公开发表于1941年12月5日在上海出版的文学刊物《奔流新集》第2辑。阿英的《敌后日记》1942年8月12日则记录了两首长征诗词,即《长征》诗和《长征谣》(根据《六盘山》词略作改动后的歌谣),这     

张元济和他的解放西藏歌

中央文献出版社和中国藏学出版社出版的《毛泽东西藏工作文选》中，收录了毛泽东同志1951年9月5日给张元济的信。全文如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