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8年我批评“大跃进”

1957年,我从武汉大学历史系毕业以后,被统一分配到中南民族学院历史系工作。1958年初,即与学院一百多名教职工,下放到湖北省潜江县周矶国营机械化农场劳动锻炼。当年普及全国的"三面红旗"运动,对我们也有波及。有两件事印象较深。     

“下放”纪事

1970年初．“文化大革命”进入斗、批、改阶段．其中一项任务是“干部下放”。由于1964年我在连江参加社会主义教育运动时写了一部长篇小说，被列为审查对象．自此一次次运动都有我的份。我成了理所当然的下放对象．参加了“毛泽东思想宣传队”．到偏远的闽东北政和县镇前公社湘源大队。在那里。我渡过了一段辛酸而难忘的岁月。     

1979年进京记

１９５５年胡风事件以后 ,我们夫妇都被扫地出门 ,先后被关押起来。我被关了１１年 ,文化大革命前夕 ,被上海中级人民法院以“胡风反革命集团骨干分子”罪名 ,判处有期徒刑１２年 ,被押回原单位复旦大学下放到印刷厂“监督劳改”。任敏后来下放到青海 ,５８年以后在青海的监狱里关了３年 ,三年困难时期又被遣送回到我的家乡当一个普通农民养活自己 ,在贫困和歧视中苦度春秋 ,一呆就是１８年。我刚到印刷厂时 ,每月给３０块钱生活费。１９７５年邓小平复出 ,老干部又被重新任用 ,印刷厂的支部书记也是原来的老干部 ,他对我讲 :“你回校后我们…     

“文革”中邓小平复出的那段历史

1966年8月,时任中共中央总书记的邓小平,在毛泽东亲自发动的“炮打司令部”的“文化大革命”中,作为“刘邓资产阶级司令部”的第二号人物中弹落马,受到了错误批判。1969年10月下旬,“党内第二号走资派”邓小平被下放到江西南昌市郊新建县拖拉机修造厂监督劳动。     

红宝书的记忆

那是一个被扭曲的年代。随着文革的滚滚洪流,刚刚“升格”为九种人家庭的我,与同城小有名气的资产者之子I君被共同下放到苏北某农场一个被认为最革命的工区。     

波浪海水淡化——孤岛生存的好伙伴

想象一下,如果你要被下放到荒岛上去生活个一年半载,与外界完全断绝联系,你可以携带的最有用的工具？     

我在“一打三反”运动中的遭遇

1968年冬,广东省宣传系统大批干部被从广州市陆续下放到英德县黄陂,广东省宣传战线黄陂“五七”干校宣告成立。 干校学员来自新闻、广播、出版、党校、社会科学系统等单位,其中包括秦牧、黄秋耘、刘逸生、黄文俞、许实(即微音)、杨奇等知名文化人士。他们从广州市     

关于沙洋“五七干校”的回忆

<正>1969年1月,林彪发出"第1号战备令",要求在京的机关、团体和院校的职工紧急疏散。我所在的中央政法干部学校(中国人民公安大学的前身),除留下少数造反派继续监管仍被关押审查的"重点对象"外,大部分职工都携带家属下放到湖北省沙洋"五七干校"②,同时将户口迁至沙洋。     

楚图南接受“审查批斗”时写的“早年经历”

父亲楚图南“文化大革命”中被下放到河南明港“五七”干校。1969年接受“审查批斗”时,由父亲口述,母亲彭淑端记录,写下了父亲的早年经历。这篇最后经父亲修改过的短文,对于人们了解作为一位老共产党人的楚图南无疑是有帮助的。特别是此文写于那种特殊的情况下,其中有许多“话外音”,通过父亲事后的回忆和我的理解,介绍出来,一定是有意思的。     

乡下人，唱杯甜酒吧!

1969年初冬,在北京东堂子胡同的一所老房子里,就要被下放到湖北的沈从文正在埋头整理东西。屋子里乱得吓人,桌子上、椅子上、床上到处都堆满了书和衣服杂物。     

怨也“向阳” 念也“向阳”——在作家协会“五七干校”

“文革”风起,斗、斗、斗,斗到最后斗、批、走。我于1969年9月下放向阳湖“五七干校”,1970年初又斗成反革命分子,在干校一呆就是6年。     

冰心一家在共和国的劫难与际遇

1957年反右斗争开始后,从日本回到新中国的冰心一家,便开始不太平了。先是儿子吴平被打成右派,之后是冰心的三弟谢为楫又被划了右派,一家人下放到甘肃。到了1958年4月,丈夫吴文藻也被打成右派,要他写检讨,挖思想根源。吴文藻是个极为认真之人,每天晚上都是面     

邓小平走出江西下放地

正文化大革命中,邓小平受到冲击,被下放到江西劳动。根据毛泽东的批示,1973年2月,邓小平走出江西下放地回到北京,重新恢复在国务院的工作。1975年,周恩来身体状况日益恶化,邓小平实际主持国务院工作,他在毛泽东、周恩来的支持下,大张旗鼓地整顿全国各方面的工作。这一年,正义与邪恶、真理与谬误,进行了短兵相接的近距离较量,整顿取得明显成效。邓小平感慨地说:我还可以干二十年1972年5月,周恩来被确诊为膀胱癌,他衰弱、     

我工作过的武汉堤角邮电支局

上世纪70年代,我下放到东西湖武汉邮电局东山农场,当了两年猪倌后,又被从武汉最西端的东山农场调遣到武汉最东端的堤角邮局“监督劳动,接受改造”,当了一名营业员。在那里工作生活了七八年,直到沉冤洗雪,退休回家。     

那时候最想吃的是油

我十七岁下放到湖南永州的罗溪。在这里有我的一个好朋友叫其秀,因她婶婶跟我父亲是同事,隔壁邻居,我们在下放之前就认识。所以,我一到罗溪便受到她家的热情欢迎。     

江西共大亲历记

1957年下半年,中共发出干部上山下乡、开发山区、建立垦殖场的号召。当时我在南昌洪都机械厂工作,就向领导递交申请书,下放到安福县武功山垦殖场劳动锻炼,几个月后被调去参加筹建共产主义劳动大     

父亲闻立鹤与赵丹的友情

我的父亲闻立鹤,从小受祖父闻一多的影响,为人正派,刚直不阿,对生活饱含激情。然而,在1957年那场“反右”运动中,父亲却被扣上了莫须有的罪名,受到了非常不公正的、粗暴无理的批判;1958年又被下放到天津机务段当工人。     

市民盟：恢复组织与开展活动散忆

在“文革”动乱中,与其他民主党派一样遭遇,武汉市民盟组织被解散,市委会机关景明大楼也成为造反派“据点”,机关专职干部则分别下放到工厂和街道。民盟的广大成员对自己的“盟员”身份避之而惟恐不及。     

贫下中农教我“旁门左道”

1968年10月28日,我随湖南平江县（被喻为＂将军县＂,今属岳阳市）第三批知青下放到献钟公社五星大队。在知青到达献钟公社之前,各生产队的队长早就聚集在那儿了,他们都打起了这样的小算盘：等知青们一到,就选两三个女知青回去。理由很简单,一是农村娃打单身的多,想为他们找个有文化的知青媳妇;二是知青到农村来＂扎根＂,男的一＂扎根＂就动不了,而女的总是要出嫁的,将来不至增添队上的负担。知青分配到队的热闹有点像现今的人才市场。那些田多、劳力少的生产队,才高兴接纳牛高马大的男知青。     

江岸区“五七干校”始末

1970年至1976年．江岸区在汉南银莲湖农场建立“五七干校”．全区2000多名机关干部、教师、工人和学生来到这里,集中开展思想教育和政治运动,进行生产劳动锻炼。 创建情况 1968年10月5日．毛泽东同志提出：“广大干部下放劳动．这对干部是一种重新学习的极好机会,除老弱病残者外,都应这样做,在职干部也应分批下放劳动。”10月7日,二七区革命委员会召开常委会,经过研究,提出了全区干部下放劳动的初步安排。决定建立二七区“五七干校”。组织区、街、局（科）机关全体在职干部、基层单位党政领导干部（包括中小学教师）分期分批到“五七干校”劳动锻炼。“接受贫下中农再教育,努力改造世界观。”“培养和造就亦工亦农、亦文亦武,能上能下、能‘官’能民,具有无产阶级觉悟的全面发展的共产主义新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