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日经济知识交流会30年回顾

中日经济知识交流会是经邓小平同意,由当时中国主管对外经济贸易工作的国务院副总理谷牧和日本著名经济学家、政治家大来佐武郎于1980年共同谋划发起,1981年4月正式成立的。中方的首席代表是经济学家马洪（时任中国社会科学院副院长）,日方首席代表是经济学家向坂正男（时任日本综合研究开发机构理事长）。谷牧和大来佐武郎分别担任交流会中方和日方顾问。同年5月,在日本箱根举行第一次会议。     

浅述改革开放初期山西的工业经济体制改革

1979年后,山西省工业企业进行了以扩大企业经营管理自主权为主要内容的体制改革。虽然这些探索性的改革,并没有从根本上跨出计划经济的框框,也不能依靠它使企业摆脱国家行政附属物的地位,但为后来全面而深入地开展经济体制改革提供了初步的经验,创造了一个不错的开端。     

中日环境合作现状与吉林省经济可持续发展对策研究

经济的可持续发展和环境保护是当今时代的两大热点问题,环境问题的国际化已把整个人类置于全球环境的摆布之中。中日两国随着推进经济可持续发展的加强,对环境问题也越来越重视,并有了相互合作的需要。本文分析吉林省同日本的环境合作及其存在的问题,提出我省积极发展扩大同日本环境合作的对策建议,以促进吉林省经济可持续发展。     

抗战期间的中日假币战

抗日战争不仅是一场军事、政治斗争,同时也是一场经济斗争,而经济大战中最尖锐、最复杂、最特殊的则是中日假币战。[第一段]     

改革开放以来辽宁民族经济政策演变特点及影响解读

改革开放以来,辽宁省实行了一系列促进少数民族地区经济发展的政策措施,它们分布在不同的经济层面,出台的密集程度有别,稳定性也相异,在各个经济领域发挥着独特的作用。客观分析民族经济政策的演变特点及影响。对今后制订及完善民族经济政策、加快民族经济发展具有重要的借鉴意义。     

中日邦交正常化前的民间贸易述论

在中日邦交正常化之前的二十年时间里,作为近邻的中日两国经历了从隔绝、对峙到试探性接触、友好交往的历程,这其中民间贸易扮演了一个非常重要的角色。通过民间双向贸易。两国不仅获得了中国方面需要的发展民族工业所急需的高端工业设备及钢材等工业品和日本经济重建过程中所必需的价格相对便宜的初级原料和广阔的中国市场,同时更是利用贸易这一媒介推动两国民间交往和外交关系由不正常、非正式向正常化迈进,进而在1972年实现了外交关系的建立,中日民间贸易因此成为当代国际贸易关系中的一个良好范例。其间,中日政治家在设计渐进积累式贸易进程巾所表现出来的高度智慧,可为两国寻找改善关系的突破口,扭转两国关系逆向演变的不利态势,推进中日关系重回良性互动、长久友好的道路提供必要的参考。     

《中日和平友好条约》的签订

《中日和平友好条约》的签订经历了曲折的过程。中日双方于1974年11月开始缔约的预备谈判,后因日本政局变动使国内政治力量重组,自民党亲台势力掌控党政大权,在反霸问题上态度变化,导致谈判受阻;与此同时,中国也因文化大革命在缔约问题上回旋余地有限,致使缔约谈判一度中断。20世纪70年代末,日本国内政治环境和国际形势的变化为恢复中日谈判创造了有利条件,在邓小平的推动下,中日于1978年5月恢复了谈判,并于8月正式签署了《中日和平友好条约》,条约的签署对中日来说都具有重大意义。     

论中日“茶道”的差异

茶道是东方文化的瑰宝,它起源于中国,却发展于日本。无论是从茶事活动方面,还是从茶道基本精神和美学意境等方面来看,中日茶道在各方面都存在着明显的差异。从这些方面我们不仅可以了解到中日茶道差异产生的原因,还能看出中日两国的民族性格差异。     

中日外交的国书博弈

首先需要声明,本文的主角小野妹子是位纯爷们儿。六七世纪时日本人的姓氏十分混乱,谁想叫什么就叫什么。妹子的家长,也不知出于什么考虑,起了这么一个令人浮想联翩的名字。     

中日教科书问题的最早纷争

中日两国有关教科书问题的纷争既是个现实问题,又是个历史问题,其源头甚至可以追溯到上个世纪初.在查阅相关史料的过程中,笔者发现了中日教科书纷争的两桩最早个案,在此稍做整理,以供学者参考.     

中日历史问题的对话空间——关于中日历史共同研究的思考

中日历史问题其实是反映在政治判断、民众感情与学术研究三个不同的但又相互联系的层面上的问题。政治层面的问题主要是由战后日本一些政治家对日本发动的侵略战争没有反省意识,掩盖了日本和平力量的积极努力而引起的。与日本社会和平力量共同抵制保守与右派政治家关于战争责任的错误政治判断十分必要。历史记忆源于不同的战争体验,因此导致中日两国民众层面对历史问题认识的差异,而且容易带有明显的感情因素。解决融入感情因素的民众层面的历史认识的差异,主要的方式应是促进民众间的相互理解。学术层面的中日历史问题,主要表现在学术研究的思维逻辑、研究方法等方面。科学地研究中日历史问题的具体问题,从学术研究的高度为政治家与民众之间的对话提供准确客观的历史依据,促进在不同层面建立对话的话语体系是中日两国历史学者的责任。     

“片面最惠国待遇”对近代中国初期的经济影响

近代中国",片面最惠国待遇"是西方资本主义国家侵占中国市场的重要条款,随着条约的签订,国门被打开,西方商品大量涌入通商口岸,新的生产方式和新的理念也随之而来,对近代中国的本土经济产生了重要的影响。     

中日两国现代化变动特征的比较

本文基于中日两国的现代化同属于传播型、后发型现代化这一史实 ,参考现代政治学、社会学等理论提出了“思想→政治→经济”这一比较中日两国现代化的分析模型。“思想”作动于“政治”是利益表达过程 ,利益表达有“内表达”和“外表达”两种形式 ;“政治”作动于“经济”是政治输出过程 ,政治输出也有“硬驱动”和“软驱动”两种形式。在两国现代化过程的不同阶段 ,两国三个子系统间 (思想、政治、经济 )的作动方向是相同的 ,但由于两国三个子系统的内外环境、作动者和受动者的性质不同 ,因而每一作动环节出现的两种作动方式在转换和结合上存在着差异 ,正是这些差异影响了作动力度和效果 ,并最终导致了两国现代化的不同结局。本文还提出了上述分析模型的现实意义 ,即不同所有制形态下的现代化模式存在相互比较和借鉴的可能性 ,同时也对建立有中国特色的内外表达的协调转换机制和软硬驱动的有机结合模式进行了探索。     

中日历史上量词比较的研究及展望

关于中日词汇中的量词的研究及比较已经有一些先行者进行了研究。但各位前辈研究的侧重点又有所不同。     

改革开放初期武汉建设行业大突围报道的记忆

上世纪80年代初,以“两通”为突破口的武汉经济体制改革起步。敞开城门,放开市场,十万外地建设大军涌人江城。实力超群的“中央军”、资金雄厚的“野战军”,如虎狼之师,挤压、蚕食武汉建设队伍昔日一家独霸的地盘。打破地方保护主义后,“地方军”的传统优势消失殆尽。是怨天尤人、坐以待毙？还是冲出围城、开辟新天地？这是当时武汉产业界共同面临的生死考验。     

中日经贸关系发展的特点及展望

中日恢复邦交正常化以来,经贸关系出现较快的发展态势。虽然在发展过程中受到政治因素的影响,出现一些波折,但总的趋势是向前发展的。中日进出口贸易从建交时的10.9亿美元,扩大到2006年的2073.6亿美元,日本为中国第三大贸易伙伴。随着中日贸易规模的不断扩大,进出口商品结构也在不断发生变化,机电产品已经成为双方贸易的第一大商品,产业内贸易越来越活跃,中日贸易正在向水平化的方向发展;日本对华直接投资也在不断的增长,截至2006年12月底,日本对华直接投资实际使用金额累计达到580.4亿美元,仅次于香港、台湾省,位居第三位。展望未来,中日经贸关系仍将以较快的速度发展。     

元代忽必烈征日战争对历史的影响

忽必烈征日战争是元代大规模征战的尾声,也是日本古代史上遭受的唯一一次大规模外敌入侵,这场战争对中、日、朝的历史产生了深刻的影响。     

关于中日共同历史研究的思考

本文认为中日之间产生历史问题的根本原因是战后日本始终存在着不承认侵略战争责任和否认侵略战争历史事实的言论与行动,这种不负责任的言行违背了中日两国的共同利益,不断地伤害战争被害国人民的感情。同时,文章也指出:除了政治原因之外,由于战争体验的不同,战后社会环境与国际环境的不同,中日两国民众对历史问题的认识也会产生差异。解决历史认识的差异,需要通过相互交流和相互理解,相互理解是中日历史共同研究过程中贯穿始终的原则。而相互理解的前提是首先需要将维护世界和平,反对侵略战争视为具有普世意义的目标。文章强调中日共同历史研究必须针对历史问题的产生原因,不是进行所谓“政治框架以外的议论”。     

浅析中日钓鱼岛争端的美国因素及我国的应对策略

美参议院于2012年12月5日明确表示钓鱼岛问题适用于《日美安保条约》,这使得美国因素在中日钓鱼岛争端中日益突出,本文通过对美国介入钓鱼岛争端的经过和缘由的分析,进而分析美国介入钓鱼岛争端的原因以及我国应采取的措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