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代日本修改不平等条约述论

19世纪五六十年代日本被迫和西方列强签订了一系列不平等条约。这些不平等条约与中国在鸦片战争后和列强签订的不平等条约在本质上没有什么不同,但在签约过程和条约内容方面却有不同之处。明治维新后,日本政府不遗余力地进行修约谈判。经过40余年的努力,日本完成了修约的任务,彻底实现了关税和法权的自立和独立,与西方列强建立起了平等的国家关系。日本修改不平等条约的成功是由多方面因素促成的。     

试述中华民国政府废除列强在华领事裁判权的对外交涉

所谓领事裁判权,是外国资本主义、殖民主义势力通过不平等条约在半殖民地、附属国攫取的一种政治特权。在19世纪中叶,资本主义侵略者用炮舰政策打开了中国大门,强迫中国接受屈辱的不平等条约,以法律的形式把领事裁判权强加在中国人民身上。1843年中英签订的《五口通商章程》,第一次确立了列强在华的领事裁判制度。此后,美、法、俄等十几个资本主义国家也都接踵而来,相继效尤,攫取了领事裁判权。     

近代中国利权丧失的另一种因由——领事裁判权在华确立过程研究

近代中国利权丧失的另一种因由——领事裁判权在华确立过程研究郭卫东一个无可辩驳的基本事实是：近代中国种种利权的沦丧，肇因于外国资本帝国主义对中国的野蛮侵略；近代中国存在的不平等条约体系，是列强对中国的暴力强加，外交讹诈，再加以所谓的法律固定化制度化的结...     

《中日修好条规》与甲午战争——以修约交涉为中心

日本明治政府成立后,以"条约改正"(修改不平等条约)作为"国是"。关于"条约改正",学界一般关注日本与欧美各国的交涉,但当时日本与欧美各国签订的条约都规定了"一体均沾"的原则,若不能与中国完成修约,则日本与欧美各国修约后,欧美各国仍可"一体均沾"《中日修好条规》中的领事裁判权和关税税则条款,等同于"条约改正"无效。故对日本而言,修约必须同时与西方诸国和中国一体进行。《中日修好条规》签订后,日本随即向中国提出修约交涉要求,但从1871年到1888年为止都未能成功。日本最终以甲午战争废弃了对等的《中日修好条规》,并借战胜而获取城下之盟式的外交与通商特权。通过梳理日本与中国的修约交涉过程,可以从修约层面来探讨甲午战争爆发的原因。     

简述汉口日租界

“国中之国”的租界形成于鸦片战争后的近代中国,是一系列不平等条约的产物,是外国列强对中国进行侵略、掠夺和殖民统治的大本营。日本在中国的租界虽然开辟较迟,位置偏僻,但是随着租界区域的扩张,汉口日租界成为日本侵入中国内地的重要基地。     

浅析伍廷芳的条约观

鸦片战争以来,清政府与列强签订了大批条约,条约交涉成为晚清外交的重要内容。19世纪末到20世纪初,晚清外交重臣伍廷芳办理了大量与条约有关的外交事务,从而对条约及中外条约关系产生了一定的认识;而随着时代的变化,在民国初年,伍廷芳为消除不平等条约对中国的不良影响又提出了一些中肯的建议。伴随着伍廷芳外交生涯显现的条约观念的内容主要体现在其对条约与国际法关系的认识、对不平等条约的认识以及修约、拒约的观念与主张等几方面。其中的某些认识与主张,对于维护中国利益起到一定的作用;然而亦存在着某些局限。     

近代日本在华领事裁判权述论

甲午战后,日本在华逐步确立片面的领事裁判权.较之于欧美诸国,日本在华领事裁判权在领事法庭、诉讼程序、判决执行等方面,自成体系.领事裁判权既为日本所攫取的不平等条约之一端,又是其获取更多侵华权益之渊薮.     

日本修改条约交涉与何如璋的条约认识

19世纪七八十年代之交,以“实现关税自主”与“收回治外法权”为目标的日本修改条约交涉的经验,经由当时驻日的晚清第一任出使日本大臣何如璋介绍到中国及当时中国的藩属国朝鲜,成为剖析中国的不平等条约,以及朝鲜开港并与西方各国订立条约的重要参照系。虽然何如璋最终没能促成清政府像日本一样着手进行改约交涉,但是,他将中国的不平等条约问题明确定位在协定关税和治外法权两大关键性条款,是具有历史意义的。同时,何如璋以日本改约交涉为模式的订约策略,对于当时朝鲜与日本的关税交涉以及《朝美修好通商条约》的订立,均产生了重大影响。     

鸦片战争后“口岸界址”的议定及其原因

<正>口岸界址,系根据近代第一批不平等条约规定而划定的外国人在通商口岸的居留活动范围。"口岸界址"与"内地"乃清季中外条约外交体制中一对非常重要的概念。自从第一批不平等条约签订,中外围绕"口岸界址"及其对应词"内地"的相关交涉、冲突和争议就从未停止过。目前学术界已有文著论及中外相关争议如"城口之争"、"口岸范围"和"居留地界址"等问题。①但关于"口岸界址"的议定原因、过程及其实质,尚未见专文探讨。本文拟从条约文本入手,对此加以分析。     

正确还是错误?——李鸿章外交思想浅论

李鸿章是清朝末年的重臣,他主持清朝外交超过30年,是清朝晚期外交活动的核心人物。李鸿章的外交思想以及其奉行的对外政策对于清朝晚期的发展产生了很大的影响,他所参加的外交活动以及中外交涉构成了清朝晚期外交实践的主体。李鸿章代表清朝和西方列强签订的诸多不平等条约,对晚清中国外交的近代化起到了非常关键的作用。所以,我们深入研究李鸿章的外交思想能够在很大程度上帮助我们理解晚清外交,对今天也有很大的借鉴意义。     

民国时期安徽蚌埠并未开埠

<正>近代中国的通商口岸大致可以分为两种类型,一种为帝国主义国家强迫中国政府签订不平等条约而被迫开放的商埠,通常称为"约开口岸"或"约开商埠",上海、广州、天津、汉口、重庆、芜湖等城市均属于此类。在这些口岸,列强通常设立租界,攫取领事裁判权、土地承租权、行政管理权、关税权、警察权、市政权等特权。另一种为中国政府自行宣布开放的通商口岸,通常称为"自开口岸"或"自开商埠"。由于自开商埠系中国政府主动开设,此类商埠的主权当然完全归诸中国政府。它     

十九世纪中后期精英主义在日本的传播与发展

精英主义在十九世纪中后期伴随欧美列强对亚洲的侵略而传入,对日本产生了深远的影响,鸦片战争后对中国的不平等条约使日本看到了精英主义下的资本主义有着旺盛的生命力,在海洋日本论与精英主义的结合下,日本迅速完成"脱亚入欧",成为资本主义列强,对外展开了侵略扩张的道路。     

中日关于济案的交涉及其“解决”

济南惨案发生后 ,国民政府迫使日本将济案转入外交交涉 ,中日两国先后在南京、上海进行了近十次谈判 ,最终在秘密谈判中达成了“解决”的协议。中方以诸多的保证措施、甚至以承认北京政府时期日本在山东的权益和不平等条约为条件 ,换取了日本的撤兵 ,济案本质上并未“解决”。国民政府在济案交涉中的妥协 ,使其“革命外交”黯然失色 ,从一定意义上说 ,九一八以后的对日政策 ,实即肇端于济案交涉。     

关于近代史上教会内地置产协定

第二次鸦片战争后,以法国为代表的天主教会势力凭借不平等条约中的内地置产协定而引起的教案交涉屡见不鲜。这一显著特点,连天主教会编的《契卷汇式》也不得不承认:“历观公庭案牍,每多田宅争讼。”近代清政府与法国关于教会在中国内地置产的协定先后有三个,分别为咸丰十年(1860年)《北京条约》(中文本)第六款,同治四年(1865年)柏尔德密协定,光绪二十一年(1895年)内地置产协定。本文拟据有关档案史料,对上述三个协定的由来及交涉经过作一简要考察,期能进一步认识近代教案之起因。     

《江华条约》的实质

1876年,日本强迫朝鲜签订的《江华条约,》是一个典型的不平等条约。从此,朝鲜逐步沦为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由此可知《江华条约》,在朝日关系史上的重要地位。本文试图对这个条约的历史背景及其实质略作探讨。一日本明治维新之前,朝日关系维持了二百五十余年和平时期。可是,日本德川幕府末期著名思想家吉田松阴,在欧美列强强迫与日本缔结不平等条约的历史形势下,极力     

甲午战争暨《马关条约》与中外条约关系的变化

中日甲午战争暨《马关条约》开启了中外条约关系的新阶段,是中国近代历史进程的重要转折点。西方列强通过鸦片战争在华建立了不平等条约关系,中国出现与朝贡关系并存的双重国际秩序格局。此后,这一双重格局被打破,朝贡关系完全被条约关系所取代。清政府并不自甘放弃独立主权地位,在力所能及的情况下,尝试建立平等关系。这一趋向亦在甲午后被打断,中国成了东西列强共同压迫的对象,在更完整的意义上构建了不平等条约关系。甲午战争恰逢自由资本主义向垄断资本主义即帝国主义过渡时期,条约关系因此有了新的发展,增添了体现这一变化的新特权内容。战争充分暴露出清政府的衰弱,以及列强无视中国的霸道行径,对条约关系的发展产生了重要影响,既刺激了列强扩展在华权益的野心,又加深了这一不平等关系的危机。     

势力范围秩序变动与日本的“‘满蒙’优越地位说”(1905—1922)

19世纪末列强开始在华构筑势力范围，并形成了以划分势力范围为重要特征的势力范围秩序。日俄战争之后，日本开始在中国东北等地区扩张，并形成了一套“‘满蒙’优越地位说”,为其侵略行为制造理论依据。由于在华盛顿会议之前，列强普遍认可在华构筑势力范围的行为，故而日本将自己在东北等地的扩张行为解释为势力范围扩张，以图获得列强的承认。起初，日本通过与英国、俄国和法国达成协约的形式，获得了列强对其在华势力范围的认可。而在“二十一条”交涉、巴黎和会、新四国借款团成立，以及华盛顿会议之后，日本在华构筑势力范围逐渐违法化。日本便脱离势力范围秩序这一解释框架，转而从其他角度论述自己与“满蒙”所谓的特殊关系，继续构建新的“‘满蒙’优越地位说”。     

甲午战争前后日本构筑朝鲜电信网的军事行动与对外交涉

甲午战争前后,日本在构筑朝鲜电信网过程中所采取的军事行动与外交交涉,是日本对中国军事和外交的关键环节之一,也是日本战胜中国的重要因素,更是甲午战争期间中日两国在朝鲜半岛势力消长的一个缩影。朝鲜电信通讯问题开始于19世纪80年代,日本的外交重点是获取日本与朝鲜半岛之间的电信通讯使用权。中日交战前后,则是以保障电信通讯联络的畅通为重点。日本通过外交交涉和武力威逼并进的方式,占有了中朝电信线并完成了军用电线的架设,在通讯联络上优势于中国。甲午战后,日本开始计划独占朝鲜电信所有权,虽然在列强的干涉下一度受挫,但最后还是通过与朝鲜交涉,控制了朝鲜半岛境内的电信通讯。     

何桂清与咸丰帝的对外政策之争及其影响

何桂清与咸丰帝的对外政策之争主要发生于第二次鸦片战争时期。这一时期清廷对外政策开始发生重大变化,战前,它虽然被迫对外五口通商,但是在对外观念和政策上并没发生显著变化。战后,清廷被迫与西方资本主义列强签订了不平等条约,同时在对外观念和政策上发生了明显变化:在观念上,由对列强的蔑视转为畏惧,对外政策上由抵制列强、单独镇压太平天国转为向列强妥协、开始“借师助剿”。     

废除不平等条约与抗日战争

废除不平等条约与抗日战争王彦民１８４２年中英签订《南京条约》后１００年间,列强强加给中国近千项不平等条约,因此,中国人民为废除不平等条约进行了长期的斗争。清末改良派、戊戌维新派曾明确要求修改不平等条约。１９０１年,重庆人民成立“废约促进会”。同年爆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