东北民众抗日救国会与张学良的关系

东北民众抗日救国会与张学良的关系王生杰周志强东北民众抗日救国会（以下简称救国会）是九一八事变之后,流亡关内的东北民众组织中影响较大的抗日救亡团体。在当时的特殊历史条件下,无论是在联络指导义勇军抗战,还是在宣传、推动全国的抗日救亡斗争方面,它都发挥了其...     

回忆新运妇女指导委员会训练组

1938年夏天,抗日战争周年时,我在武汉参加了宋美龄领导的新生活运动妇女指导委员会,担任训练组组长。史良担任本会的联络委员会主任,沈兹九担任化事业组组长。史良是名律师、救国会“七君子”之一。沈兹九当时是《妇女生活》杂志的主编,救国会女领袖之一。我是怎样被宋美龄罗致到会里的呢？     

试论八办纪念馆在先进文化建设中的地位和作用

八路军办事处是第二次国共合作的产物,并且是以中国共产党非执政党身份在国民党统治力量十分强大的地区开展抗日救亡工作的,主要依靠宣传发动和思想引导,即以文化建设为主旨,并使马克思主义与新文化及优秀传统文化得以整合。     

救国会史略

救国会的全称是全国各界救国联合会,简称全救会或救国会。它是三十年代中期,以上海为中心组织起来的一个全国性、有广泛群众基础的抗日救亡团体。1936年5月31日在上海正式成立。1945年改名中国人民救国会。全国解放后,鉴于救国会的历史任务已经完成,1949年在北京开会宣告结束。救国会在它存在     

清代前期账局、放账铺研究--以五种账局、放账铺清单的解读为中心

清代前期不但有资本规模较大,主要针对商号及官员放贷的大账局,也有资本规模较小,可能针对小商人、小手工业者甚至地主农民放贷的放账铺。至少从乾隆年间开始,账局、放账铺已经比较普遍地运用合伙制的方式筹措资本。账局的重要业务之一就是对官员放京债,这种放贷利率高、数额大,但风险也甚高。与此同时,账局也开始大规模地对商号商人放贷,每家较大型的账局至少可能对三十至五十家以上的商号放贷,放贷数额常到一千两以上,最少也有一百两。这种放贷,直至道光年间还很兴盛。账局、放账铺已经具有了商业银行的功能,但是否够得上商业银行,还须进一步探讨。     

胡乔木对抗日战争宣传与研究的贡献

胡乔木是中国共产党名的马克恩主义理论家、宣传家,他在抗日救亡高潮时期投身革命,一生与党的新闻、宣传工作密不可分,是新中国新闻事业的开拓和奠基人。但人们知晓的,多是他在马克思主义理论、宣传、党史教育等方面的卓越贡献,对他在反对日本帝国主义、抗战宣传、批判日本右翼势力等方面的所作所为、贡献,却是知之不多。本对此作了扼要介绍。从中,我们还可感受到：胡乔木是一位热血沸腾的爱国。     

我的三次转接党组织关系

我于1936年11月(15岁)初中毕业后,由柳湜、徐鸿夫妇介绍进入了上海读书生活出版社当练习生.当月又经社里同事周巍峙、李自强二人介绍,参加了“上海职业界救国会”. 我家是贫穷的工人家庭,我家周围邻居也大多是工人和农民,我们都知道共产党是为穷苦老百姓谋利益的党,是坚决主张抗日救亡的党,虽然见不到“共产党”,但是我们经常可以听到、看到许多进步人士抗日救亡的言论、文章,我们就朴素地认为这些“进步人士”,就是共产党方面的人士.     

回忆在武船创办《前进报》的经过

我是1954年武昌造船厂技工学校的第一批学员。在校期间,我担任了学校宣传委员,在铺导员闵启茂的指导下,负责定期出版墙报、"学习园地"。主笔是我,同时我也发动同学写稿,经修改审定后,交由毛笔字写得好的同学张化甫誊写后张贴在校园内。当年6月,我从武船技校毕业,被分配在船台车间装焊一段夏永成小组,并被推选为该小组工会组长。我很爱写作,经常向《长江日     

论抗战初期的重庆救国会

"九一八"事变后,大批日本侵略军开始将其铁蹄踏入中国领土,中华民族到了生死存亡的时刻。除了前线将士浴血奋战外,全国各界爱国人士也纷纷组织敌后抗战团体以支援抗战。以漆鲁鱼为代表的暂时与中共党组织失去联系的一批党员在重庆组织了重庆各界救国联合会(简称"重庆救国会"),在其存在期间重庆救国会指导其下属组织利用多种形式进行抗日宣传活动,对日本的侵略行为、国民政府的反动行为进行斗争,还为前线抗战举行募捐、慰劳等活动。这些活动使重庆救国会逐步成为重庆大后方在抗战初期的领导核心。大量抗日救亡活动的开展也唤醒了重庆民众的抗日热情,掀起了重庆地区抗日救亡运动的高潮。     

李兆麟:杀敌救国复河山

<正>李兆麟（1910—1946）,东北抗日联军创建人和领导人。原名李超兰,又名张寿篯等,辽宁省辽阳县铧子镇小荣官屯（今属灯塔市）人,1930年底加入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1931年7月转为中国共产党党员。九一八事变后,李兆麟到北平（今北京）参加东北民众抗日救国会（以下简称“救国会”）,进行抗日救亡活动,后回家乡组织抗日义勇军。     

读新书店在贵阳

读新书店是读书出版社和新知书店在贵阳联合经营的书店,从1939年2月开始营业,到1941年2月国民党当局发动第二次反共高潮时被查封,前后历时两年。读新书店的正副经理初由沈静芷和孙家林担任。1940年初,沈静芷奉命调桂林新知书店总店,改由孙家林和戴琇虹(女)担任。 在山城开辟宣传阵地 尽管国民党当局积极反共消极抗日,对八路军和新四军不断的制造磨擦,但人民群众抗日救亡的滚滚洪     

抗战初期武汉轰轰烈烈的戏剧活动

1937年7月7日,日本帝国主义悍然发动“芦沟桥事变”,从此,拉开了中国人民全面抗战的序幕.武汉戏剧界人士在民族危亡的紧急关头,同仇敌忾,团结一致,共同抗日,掀起了轰轰烈烈抗日救亡、宣传演出活动的高潮.     

抗日战争初期章乃器在安徽

著名的上海救国会“七君子”之一的章乃器,抗日战争初期到安徽临时省会六安,担任国民党安徽省政府委员兼财政厅长,同时担任第五战区安徽省民众总动员委员会(简称省动委会)常委兼秘书。他在安徽期间,在解决战时财政困难和动员民众参加抗日救亡方面,作出了积极的贡献。南京沦陷后不久,日军进犯安徽,安徽境内宁芜、津浦、淮南铁路沿线的城镇先后失守,安徽成为抗日前线。国民党安徽省军政当局却纷纷逃避。1937年冬,安徽省政府     

红军北上抗日先遣队在福建的文化宣传活动

举世瞩目的长征壮举 ,其政治影响和历史意义早已跨越时空 ,深入人心。在中央工农红军开始二万五千里长征之前的 3个月 ,有一支 6 0 0 0人的红军队伍 ,深入闽浙赣皖 4省国民党统治地区 ,历时 6个多月 ,行程5 0 0 0多里 ,策应了中央苏区第五次反“围剿”斗争和尔后的战略大转移。他们在所经过的4省数十个县的广阔地区内 ,沿途揭露日本帝国主义侵略罪行和国民党当局的不抵抗政策 ,宣传我党和红军抗日救亡立场 ,号召人民团结起来 ,反对内战 ,枪口对外 ,一致抗日。这支队伍就是中国工农红军北上抗日先遣队 ,也可以说是长征的先行者。一1 934年 7…     

江西商人长途贩运与金融信用——《江西商人经营信范》的经营史解读

一个偶然的机会,笔者在南昌古物市场购得一种手抄本的信范,竹纸一册,长约190、宽约185mm.从正面即从左往右有信五十封,从右往左有信十八封①.这六十八封信的主要部分是江西吴城布商②位于江苏溧阳的一家商铺伙计或掌柜写给同一东家另一商号的信,也有点分号写给总号的口气.内容主要是报告本号及同帮商人商号情况,如银钱价格、沿途及本商号所在地的天气、同行商人商品的运销情况、本号经营策略的调整,以及对未来天气、销售不振的忧虑等,可以说属于商人或商号经营信件.但又不是真正的、能具体到某人某号的实际经营信件,而应是当时江西商人、商号、商铺使用的、为教育子弟及初进号的伙计撰写商业信件的范本,但内容具体生动,与实际的经营还相当贴近③.五十封信与十八封信之间还有两封以写给岳父的口气写的信范,此两信却显得格式化,似乎是抄自当时民间某种尺牍范本.故我将此抄本定名为《江西商人信范》(以下简称《信范》).     

晋商成功之道（连载八）

家有家法,铺有铺规晋商非常重视商号内部的经营管理,制订了一系列严格完善的行业规范与经营准则。晋商有谚称:“家有家法,铺有铺规。”其内容包括各分号与总号之间的关系、业务经营原则、对工作人员的要求等。有的商号订有成文的规章制度。如光绪十年(1884年)大     

抗战时期贵州的文化事业

抗战时期贵州的丈化事业大致可分为三个阶段：1937年7月至1939年为第一阶段。当时华北和江南相继沦陷,内迁的教授、学者和文化工作者,一部分抵筑．从事抗日救亡的丈化活动,使贵州文化界和学术界呈现活跃繁荣的景象;1940年至1943年为第二阶段。这一时期,由于国民党中央制定了限制共产党活动的反动政策,贵州国民党当局对宣传抗日的文艺团体加以压制,许多报刊被禁止出版,贵州的文化活动一度沉寂,但进步的文化工作者仍尽量利用合法手段,坚持抗战救国、反对妥协投降的宣传活动;1944年至1945年为第三阶段。1944年5月．日军发动了豫湘桂…     

抗日时期的李济深将军

一 共赴国难坚持抗战实行民主 1937年7月7日,日本帝国主义在芦沟桥发动军事进攻。事变发生时,李济深正在梧州。不久,国民党当局表示欢迎过去反对过他的人参加抗战,李济深便偕同徐谦、方振武、蒋光鼐、张文、云应霖等人从桂林经长沙、武汉到达南京,当局派李担任军事委员会常委。 7月9日,当局在庐山召集各党派(青年党、国社党、救国会、职教派、乡建派等)领导人和教育、学术、金融、经济各界名流举行谈话会,商讨国事,表示要“准备抵抗”。19日在第二次庐山谈话会上,提出了解决事变最低限度的立场,并强调指出:“最后关头一到,我们只有牺牲,抗战到底。”李济深赞许当局的明确态     

回忆我的爸爸梁立言

<正>我的爸爸梁立言,1911年出生于广西临桂县两江乡梁村（我爸爸是1911年生,但身份证写成了1912年）。早年就读于桂林两江小学、林山中学,1932年考入上海复旦大学政治系,选修新闻学。两年后去日本留学。1937年初回国,投身抗日救亡运动。先后在上海、桂林参加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全国救国联合会和全国学联工作。组织抗日救亡战时动员,编辑抗日救亡刊物《学生之路》,团结爱国青年抗日。曾参加营救抗日“七君子”的斗争。后追随抗日将领李宗仁,投身到抗日前线,先后担任第五路军总政治部少校编译员,第五战区长官部政治部中校组员等职。1941年6月起担任李宗仁秘书兼《阵中日报》总编辑,黄埔军校第五战区分校教官等职。     

土地革命战争时期的4支红十二军

1927年大革命失败后,中国共产党发动了一系列反对国民党统治的武装起义,并将工作重心转向农村,创建了一系列农村革命根据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