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姑父张季鸾二三事

我的姑父张季鸾是新记《大公报》的创始人之一、总主笔。小时候,我在姑父家住过,对他有些模糊的印象。我20岁参加工作,就进入了《大公报》。我在《大公报》开始记者生涯的最初一两年,正是     

两位总编把反映群众呼声视为天职--杨西光、杜导正与《光明日报》读者来信

杨西光、杜导正是《光明日报》前后两任总编辑,杨西光的任职时间是1978年3月至1982年2月,杜导正的任职时间是1982年3月至1987年3月。这两位总编辑领导《光明日报》共9年时间,这9年正是党和国家拨乱反正和改革开放起步时期,任务特殊,情况复杂。总编辑作为一张党报宣传政策的执牛耳者,他们的思想、理论、政策水平如何,是这张报纸发挥作用大小的关键所在。     

豫灾报道与《大公报》停刊

大公报创刊号1942年冬,中国抗日战争进入相持阶段。《大公报》派遣年仅25岁的记者张高峰到中原地区采访。他从重庆经西安到达洛阳,看到处处流浪的灾民,鸠形鹄面,沿街乞讨,悲惨的号救之声,随处可以听到。随即他又到豫西、豫东、淮阳等地采访,目睹灾民流离失所、遍地饿殍的惨景,而国民党当局有意掩盖灾情,不使外泄。1943年1月17日,张高峰从河南省叶县向《大公报》重庆馆寄出一篇题为《饥饿的河南》的长篇通讯(6000字)。《大公报》总编辑王芸生看到这篇通讯后深感事关重大,改题为《豫灾实录》发表于2月1日的《大公报》重庆版上,通讯的内容只字…     

徐铸成四次访并

徐铸成,我国著名报人,1927年进入《大公报》所属的《国闻通信社》任抄写员,凭他的勤奋、才智和《大公报》领导的赏识提拔．很快便转为《大公报》记者、编辑主任、总编和《文汇报》总编,1957     

“四人帮”控制舆论的一个剪影——读《姚文元同莫艾的五次谈话》和《五十次电话指示》

1976年10月6日,党中央一举粉碎“四人帮”。第二天——10月7日,中央即派以刘西尧为首的工作组进驻光明日报社,从“四人帮”手里接管了这块舆论宣传阵地。此后不多天,光明日报社临时领导小组负责人(即总编辑)莫艾,因10月4日《光明日报》发表“梁效”的《永远     

国共两党斗争中的《大公报》

《大公报》1902年6月17日创刊于天津,直到今天仍在香港特区继续出版。如今它已度过跨越两个世纪的百年寿诞,这在中国乃至世界报业史上,算得上是一大奇观。评说与考证《大公报》领导人物和重大历史事件的《百年沧桑》,作者是中国杰出的政论家、《大公报》总编辑王芸生先生的哲嗣王芝琛。我觉得对《大公报》是一份厚重的百年纪念贺礼!     

“一二·九”运动到底是谁发动的

引言：旧话重提 《炎黄春秋））2006年第10期《林炎志谈父亲林枫》一文,引起了老友周明兄的关注,给《炎黄春秋》和《纵横》等期刊写信,并连续四次给我来信,谈的都是关于“一二·九”运动的问题。想必是李昌与“一二·九”运动有密切关系之故。他认为“一二·九”运动关系重大,希望李昌、高锦明（原名敖白枫）这些“一二·九”亲历者能够写点文章,说可能比他看到的有些文章会全面些。同时,他还给《纵横》杂志去信,请他们将该刊2007年第9和第12两期寄给这两位老同志,并向他们约稿,或派记者访谈,做口述历史。     

中条山战役引发的“笔墨交锋”

《大公报》渝馆总编辑王芸生撰写了一篇题为《为晋南战事作一种呼吁》的社评,发表在1941年5月21日的《大公报》重庆版上。为此,当时正在重庆的周恩来同志连夜疾书一信致《大公报》负责人,对社评涉及的在山西南部中条山战役中,有损八路军的言论给予澄清。由此引起了的“笔墨交锋”,曾经轰动重庆城。     

一代报界宗师张季鸾

毛泽东曾说：只有你们《大公报》把我们共产党当人 1928年7月1日的郑州火车站,在迎接北伐军总司令蒋介石北上的军人行列中,一个身穿竹布长衫、头发花白的男子格外引人注目,他就是《大公报》的总编辑张季鸾。作为关注时政的一份大报,《大公报》不能无视国家统一这一重大事件的发生。在多年好友、国民党要员陈布雷、张群等人的引荐下,     

彭子冈：白色恐怖中的红色女记者

雾都重庆的一点亮色新闻同业常说,女记者采访最便利、最有成效,个中原因自不必细说。然而女记者不多,真正靠出色的睿智、优美的文笔、辛苦的采访做出特殊成绩的更少。在这更少之中,能犯权贵、闯禁区,一身正气、勇敢无畏的女记者则少而又少。当年《大公报》的著名女记者彭子冈就     

周恩来与王芸生交住二三事

王芸生1929年夏进入天津《大公报》,从记者到总编辑、社长,直到1966年北京《大公报》停刊,几十年来服务于报业。他一生接触过许许多多的各界人物,然而,他与周恩来的交往却是从一场“笔墨官司”开始的。     

《大公报》的一项人事制度

《大公报》在20世纪前半叶是一张很有影响的报纸。特别是从1926年由吴鼎昌、胡政之、张季鸾三人接办之后的"新记公司大公报"阶段。这三个创业者各有特点,配合默契。吴是"北四行"之一的盐业银行老总,他用五万大洋把《大公报》从大粮商王郅隆手上顶下来,并自任社长。胡是报业全才,编采都是能手(1919年巴黎和会他是唯一的中国记者),还擅写评论,尤长于经营管理。张季鸾则是20世纪著名的笔杆子,文笔     

忆张季鸾二三事

1940年至1949年，我曾在《大公报》工作，历任记、采访主任、驻南京办事处副主任等职务。     

王芸生在1949年后

著名报人王芸生先生解放前因主持《大公报》为人所知。1929年因与《大公报》打笔墨官司,他受到《大公报》总编辑张季鸾的赏识而被邀请参加《大公报》,历任编辑、编辑主任、总编辑、社长等要职。他先后在《大公报》天津馆、上海馆、武汉馆、重庆馆、北京馆任职(抗日战争期间,随着日寇入侵,大公报社逐步后撤,曾在各地设馆,坚持出报,从未间断),也去过香港馆(待的时     

朝鲜停战谈判中一个特殊“中外记者团”

一、匆忙组团1951年7月中旬的一天,我（张沛）突然接到一纸由新闻总署署长胡乔木签发的委任书,命我率领一个“中外记者团”前往朝鲜采访停战谈判（那时我任《东北日报》副总编辑）。7月19日下午5点,从北京前来的记者团成员一行十几个人抵达沈阳站,我这个团长也就此到任了。19日抵沈的团员有安林（《人民画报》）、钱嗣杰（新华社）、梁枫（《东北画报》）、潘静远（《大公报》）、梁沙军（《新民晚报》）、孙承佩（《光明日报》）、彭世桢（《世界知识》）、王真（《解放日报》）、朱启平（香港《大公报》）、向立、崔彬（国际新闻局）…     

香港《大公报》忆旧

此番在港,居留时间超过以往数十年间的每一次,也就多了一些时间遐想,感岁月之易逝,念旧友之凋谢,为此文以记五十一年前初到香港的往事。那是一九四八年十月,我在上海《大公报》做记者,香港《大公报》已经复刊数月,忽一日,费公彝民(时任香港《大公报》经理兼上海《大公报》副经理,经常往来港沪间)对我说:“你已被列入黑名单,赶快想法走。”费公并告,他是从警备司令部稽查处长陶一珊那里知道的,消息确实。这自然引起我考     

王芸生与《大公报》

看到时下新闻工作者开展的"走基层·转作风·改文风"活动,我不由得想起当年周恩来总理和曾任《大公报》总编辑、社长的王芸生先生的一段谈话。解放后,周总理有一次问王芸生:多年来,《大公报》培养出许多名记者,有什么经验?王芸生笑着说:报告总理,我没有什么经验,如果说有的话,就是三个字:"发路费"。王芸生所说的"发路费",也就是鼓励记者走下去,深入采访,放手让他们发挥聪明才智,不作过多干预。这样,写出的报道自然会有创     

《通人王蒙》

王蒙先生又去新疆了,这是今年的第二次西行。携手新妻、《光明日报》高级记者单三娅,王蒙的人生在80岁上仍有情可抒。从毛泽东钦点的《组织部新来的年轻人》到新近的《八十自述》,他的写作生涯横亘60年,难怪湖南省作协主席唐浩明评价王蒙本身就是一部浓缩的当代文学史。     

张季鸾三上庐山

新记《大公报》首任总编辑张季鸾上庐山不只是三次,下面记叙他三次上庐山,因为事涉中国近代史三次重大事件,故旧事重提,仍有兴味。(一)上海救国会成立于1936年1月28日,正值上海淞沪抗战四周年之际。救国会主席沈钧儒是《大公报》总编辑张季鸾故交挚友,早在1919年,张季鸾在上海《中华时报》任总编辑时,沈钧儒是这家报纸的主笔,两人友情甚笃。但他们两人,在当时形势下,在是否立即抗战的问题上却各有主张。后来的人称沈为“热思维”,称张为“冷思维”。早在九一八事变后第三天,《大公报》召集全体编辑开会,张在会议上宣布《大公报》今后编辑方…     

朝鲜前线第一个《人民日报》记者李庄

1950年7月10日,《人民日报》社长范长江找到总编室主任李庄说：朝鲜战争已国际化,美国海空军占绝对优势,现在陆续增兵。法国《人道报》和英国《工人日报》都准备派记者去采访,中央决定派你去,由三家联合组成记者团,你牵头。少奇同志已写了信给朝鲜劳动党中央,他们会帮助你们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