陆谭时期的南宁城市建设与近代南宁城市文化的形成

陆谭时期是南宁城市建设和近代南宁城市文化形成的重要时期.1912年广西省会迁往南宁后,南宁的城市地位得到极大的提升,开始由桂南中心向广西政治、经济、文化中心转变,市政建设也在此时全面开启.政府通过填壕池、拆城墙、修筑马路,开启旧城改造.迁省南宁,南宁城市功能更趋多元化,叠加效应的作用使得南宁加快了发展速度.南宁市政建设管理和社会控制近代化,打破城乡合治的传统行政体制束缚.处于新旧交替时期的近代南宁城市文化内涵十分丰富.     

行政“一把手”腐败的预防机制

行政"一把手"腐败的本质特征在于"以权谋私",其主要表现为行政决策的腐败、行政审批的腐败、行政裁量的腐败、行政经费的腐败与行政垄断的腐败。在预防行政"一把手"腐败路径选择上,可以借鉴同属中华文化圈的新加坡、香港、澳门等国家和地区在预防腐败领域的先进经验,从完善制度控制、强化监督制约、重视道德教育、树立法治理念四个层面下功夫。     

我国行政听证制度的法治化研究

行政听证制度是行政机关在作出影响行政相对人合法权利的行政行为之前,与行政相对人进行协商的行政过程。行政听证制度必须坚持公正公开兼顾效率的原则。我国行政听证存在缺乏听证意识等意识层面上的问题和听证程序适用范围狭窄,缺乏监督、救济机制不完善等制度层面的问题。为促进行政听证制度的法治化进程,笔者从提高公众的法治理念,加强行政听证制度与程序建设,提高听证主持人和听证代表的素质,扩大听证程序的适用范围,增加行政听证的透明度,扩大宣传等方面去完善听证制度。     

清代西藏的地方行政建制研究

清代西藏的地方行政制度是在西藏长期历史发展过程中逐渐形成和完善的,颇具民族和地方特色。本文首先从宗豁一级,其所辖之下的社会基层组织骆卡（庄园）、部落两级建制,以及特殊的地方行政体制等三个方面,探讨了西藏的地方行政制度及其特点。其次,对清朝中央政府在边疆少数民族地区采取“因俗而治”的方针,基本保持原西藏的地方行政制度的前提下,进行的一些改革,作了深入的考索。     

集权政治与专家治市:近代中国市政独立的艰难旅程——1930年代汉口个案剖析

20世纪20年代末30年代初,旨在推动城市现代化的市政改革运动在汉口兴起.作为市政改革的一项重要内容,专家治市在推动近代中国城市政治民主化、法制化和城市管理科学化方面具有积极作用.专家治市的成功与否,既受制于民国整体的政治环境和城市现代化的总体进程,亦与专家治市中的主体--近代知识分子的身份转变和文化转型有很大关系.由于市政体制受制于国民党"一党专制"的集权体制,加之近代中国没有建立起西方式的公务员体制,而且中国城市早期现代化还处于起步阶段,以及近代知识分子对权力的人格依附,近代中国没有也不可能建立真正的"专家治市"的"良好市政",市政独立也不可能真正实现.     

试析我国司法监督行政的制度效力及其成因

本文从法院行政诉讼和检察院反贪腐两个视角考察了我国现阶段司法监督行政的制度效力,发现司法监督已经成为我国行政监察体系中的重要组成部分,发挥着解决官民纠纷、反贪腐、传播法治文化、促进社会和谐等作用。但同时也表现出非对抗性监督特征和日常监督效力差、独立监督能力有限等制度不足。本文认为,党领导法治建设的背景,以及其他监督机制运行成本较低的现实导致了这一制度效果差。我国司法监督行政具有很大的制度发展空间,但这需要党领导下的持续制度改革和法治经验积累。     

城乡结合部流动人口聚居区的空间生产——以广州市瑞宝村为例

空间的生产理论是当前解释中国城市空间开发现象的重要理论工具,也是目前学术界相关研究的热点。中国对于空间生产理论的研究当前主要着眼于宏观的制度、资本等要素,而本文以广州市瑞宝村为例,探讨了由流动人口推动的城乡结合部"弱"空间生产过程。研究发现,城乡结合部流动人口聚居区的空间生产是流动人口在当前的户籍、土地、政府监管与城市更新制度之下,通过积极的区位选择、社会网络关系带动实现了对空间的占据、巩固和空间的持续占有,其空间生产的结果是形成一个以流动人口为主体、以社会网络关系维系的稳定、孤立的同质生产社区。在当前的制度体制之下,此类社区并非个例,而对此类社区的管治,需要从一个更为综合的社会-空间视角进行考量。     

"城-乡"交互视角下附郭县的历史审视——以《邗江县志(1988～2000)》为样本的附郭县政区志分析

附郭县是中国历史上县级建制的一种特殊形态,专指没有独立县城而将治所附设在府城、州城的一种行政区形态.在当代,附郭县的特征主要体现为与中心城市的市县同城而治.由于没有独立的县城,附郭县往往不承担普通县城的相关功能,它与所附治的中心城市的关系表现为比较明确的城乡分工,同时又与中心城市在若干方面呈现为"你中又我、我中有你"的相互交融的状态.     

规划决策民主化:基于城市管治的透视

管治是探索政府、市场、公众等多元力量协调整合的理念与过程。在中国城市发展面临巨大转型的背景下引入、借鉴管治的思维,对促进城市规划健康发展与决策民主化都具有重要的意义。文章介绍了管治的背景、内涵,从管治的角度论述了中国特定发展环境中的城市规划民主决策问题,并辨证地评析了管治的作用。文章认为,中国正在转变的社会经济背景和城市管理的要求,使得管治进入中国有其必然性和必要性。随后文章分别从城市规划存在的整体性体制缺陷、政府的企业化导向、薄弱的公民社会等方面,分别阐述了在中国开展城市规划决策民主化所面临的严峻挑战。在发展转型期,中国城市规划决策的民主化只能是有限目标、有限进度的。文章的基本结论是:城市规划决策民主化是与整体社会经济发展阶段、体制相匹配的一个环节,它的建设与完善取决于整体的社会管治水平。     

从八旗驻防到地方行政制度——以清代盛京八旗驻防制度的嬗变为中心

清代承平日久,驻防盛京的旗人逐渐卷入当地的社会生活,由客居变为土著。旗人社会的变化,使以军事防御为主的八旗驻防制度发生了重大变革。本文通过对清代盛京八旗驻防制度的考察,认为驻防旗官从行政、司法、经济诸领域渗入地方社会的管理,八旗驻防的地方政府不断完善,与民官一起,成为区域社会的重要管理者。盛京将军辖区的"城"已成为驻防区约定俗成的政区,拥有治所、幅员、边界、行政组织等,驻防制度逐渐演变为带有八旗制度特征的地方行政制度。     

城乡关系视阈下民国市县划界纠纷——以成都为中心的考察

随着近代城市自治的发展,成都市从"城乡合一"的体制中剥离出来,通过"切块设市",成为独立"法人",旧有的县则仅保留对城市周边地区的管理。民国时期,随着各项公共工程的修建与城市规模的扩大,成都城市的发展日益需要突破旧城垣,扩大辖区。在此背景下,成都市、成都县、华阳县在辖区方面发生了长达十余年的划界纠纷。在省政府的干预下,直到1945年,成、华二县各向成都市划拨大量土地,三方的划界纠纷才暂时告一段落。成都市因"切块设市"成为城市型政区,随着划界的完成,成都市获得"大郊区",最终解决了"城乡分治"所留的后遗症。     

国外城市非正规性研究进展及启示

21世纪以来,西方城市研究界认为大部分城市发展将发生在发展中国家,新的城市理论也将产生在这些新的地理空间,而城市非正规性是其主要特征。本文首先对城市非正规性的演变进行了梳理,认为城市非正规性的研究具有对"二元主义"的超越,"传统"非正规研究的超越和认识论上的转变3个特征,并明晰了城市非正规性的理论内涵是一种管治模式;其次,认为制度变迁和城市非正规性研究之间的焦距在于国家、地方政府、企业和个体等行动者之间的相互作用,在此基础上总结出了城市非正规性互补式、补充式和让步式3种主要类型;最后,从政治、社会和文化三个维度总结了非正规性在中国形成的根源,并提出非正规性可以理解成为中国城市发展的一种模式,非正规实践及非正规制度蕴含制度创新的启示。     

铁路与沿线地区城乡经济关系的重构——以1888-1937年间的石家庄、郑州、天津为例

在1881-1937年间的华北地区,铁路运输兴起并形成网络后,其所具有的种种优势促进了新兴城市的崛起,推动了传统城市形态的演变,加快了沿海港口城市腹地的拓展.由此,这一区域内的城乡经济关系也发生了时代变动.由于以往的城乡二元结构或三元(城市、集镇、农村,或城市、城乡边缘区、乡村)结构理论关照下的笼统分析,并未反映出城乡经济关系的多样性和复杂化,因此本文将以石家庄、郑州和天津为例,试图通过考察城乡经济关系的变动与重构,揭示区域社会由传统向近代演变的特征与一般规律.     

深圳市“城中村”非正规住房的形成与演化机制研究

非正规住房是发展中国家普遍存在的城市现象。快速城市化背景下,大量村庄被纳入城市并以"城中村"的方式成为我国城市的非正规居住空间。"城中村"非正规住房作为规划外的住房发展方式,在承担特殊的住房供应职能的同时带来各种环境、经济、社会和管理问题。论文在梳理深圳市"城中村"非正规住房发展演化过程的基础上,从制度—市场—社会的视角剖析"城中村"非正规住房形成与演化的影响因素,并运用"结构—能动性"理论总结"城中村"非正规住房形成演化的内在机理。在此基础上,提出"城中村"非正规住房的管治方向与措施。     

渠长与清至民国五台山地区村落水利制度的演进

渠长是传统村落水利事务的管理人员,其职权体现出村域公共利益的群体认同。清代以降五台山地区诸村分水、理讼的过程中,暗含着水利规约失范、渠长司水不力之情,渠长的形象、职能为官民重塑,呈现出传统村落水利制度的运行实态。清代时人创设乡官的设计、民国山西村治改革皆着力于乡村治理行政化,将渠长司水旧例纳入其制度设计,成为具有科层特征的渠长制。面对国家行政力量向村落的渗透,传统的水利制度侧身其中,亦保持自身的柔韧性,形成国家制度与乡土秩序相互汲取的过程,反映了近代村落公共制度变迁的复杂路径。     

中国城市与区域管治研究十年回顾与前瞻

在理解转型中国的城市与区域发展时,管治的理念提供了一个较为完备的理论框架。管治的研究与其他关于政府的研究不同,它强调政府与市民社会以及市场的互动关系,探讨政府角色的定位和市民社会的责任,构建和谐社会。本文综述十余年来内地以及港澳人文地理学者的主要研究成果,适当结合国内其他社会学科的有关研究,回顾管治研究的发展,追踪其前沿,以期对我国管治研究做一个较为全面的梳理。首先回顾自上个世纪九十年代末管治研究被引入我国人文地理学界以来,其兴起和进展两个阶段的主要研究成果与贡献以及存在问题。文章接着围绕尺度的概念,对当下各相关学科在管治领域的研究做了横向比较,指出人文地理学在管治研究中从尺度切入的优势。进一步地,文章介绍了管治研究的一个新探索——协作管治。文章指出,无论是城市还是区域尺度,地理学界对于"管治"的研究可以继续有所贡献。     

近代城市统治阶层的早期现代化研究

近代基本经济关系的变动导致政治结构的演变。随之而来的则是城市统治阶层在制度化、非制度化等各个层面上的转换,这种转换不仅体现在其流动方式的变化上,而且更体现在新的社会功能分化导致公务员的出现以及统治阶层的日益扩大化、平民化。但是,特殊的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背景又使这种转换呈现出畸形特征。     

概念史视域下的近代城市苦力

对"苦力"进行概念史意义上的考察可以发现,近代"苦力"一词源自于东方国度,发轫于西方语境,成为体力劳动者的蔑称,其涵盖行业体现了经济社会的发展阶段和文明进程,其来源群体反映了转型时期的城乡关系和人口流动,而其社会形象更映衬出苦力行业的运行态势和生存状态。"苦力"不仅仅是一个简单的词汇,更是反衬时代、体映行业和折射底层群体的缩影,解读"苦力"概念无疑就是解读一部近代中国城市底层社会史。     

我国行政相对人法律地位的历史性考察

建国以来随着我国法律制度的完善,行政相对人的法律地位经历了从从属、消极、被动到独立、积极、主动的变化过程。这一转变过程可以划分为三个阶段,从建国至改革开放之前的被压制时期、改革开放至1989年的相对转变时期和1990年至今的新发展时期。     

地方政府管治下城市空间拓展——以广州市为例

改革开放以来的一系列制度变化对地方政府的政府职能和管治手段提出了新的要求,并由此对城市空间拓展产生了深远影响。以广州市为研究对象,探讨了其近十年城市空间拓展与地方政府管治的关系,发现市级政府以行政区划调整为手段、以战略规划为纲领的管治方式主导了城市生产及流通空间的建设;同时,由于各级政府之间利益协调的原因,地方政府管治过程出现了尺度分异,表现为区级政府与房地产市场共同作用下外围地区空间拓展向北低效蔓延的管治失灵现象。通过对政府管治在城市空间构建过程中的作用和成效的探讨,以期对引起人们对中国城市化进程中地方政府管治和城市空间关系的思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