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代白银发展成为法定货币历程考

继唐末五代白银出现正式参与流通的趋势,宋元时期,白银货币性质又明显增强,已处于成为正式货币的前夜。明代,是中国古代白银发展为正式货币并成为国家法定货币的时期。学术界对上述中国古代白银货币化的总体进程,并无分岐。但在有些论述中认为白银在明代正式确立货币地位的时间为嘉靖八年(1529年)。     

万历三十九年留都铸钱事件与两京应对

一引言 铜钱,在明代货币体系中占有重要地位,国家始终将铜钱铸币权置于国家控制之下,但是却始终受到私铸的困扰。私铸盛行,严重扰乱了明代货币体系的正常运转。     

明清徽州货币交易的历史考察

正明清货币交易复杂,一般认为,明代货币包括银、钞、制钱。明代中期白银成为实际的主要货币,有学者认为这是一个自下而上的货币选择过程,最终白银货币化在明代得以确立~([1])。清代继承实施银两为本位的银、铜平行货币制度,白银与铜质货币是货币体系中的主要存在。传统银两在明清时期经历了重要的发展变化。徽州作为具有独特文化属性的地域,货币的具体使用情况有着自身的特色与规律。     

《中国近代社会生活史》

<正>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5年7月出版,86万字,168元本书是第一部中国近代社会生活通史著作,从社会文化史视角,较全面、系统地记述了1840年至1949年中国社会生活变迁的历史过程及全景画面。自鸦片战争开口通商至新中国成立一百余年间,中国社会发生了剧烈变动,社会生活作为人们一切活动的基础,与政治、经济、文化诸方面的变动互动交织,共同构成了中国社会近代转型的历史洪流。伴随着各个时期的社会变动,以城市为主导、居于社会生活变动前沿地带的广大民众,其衣食住行等物     

论我国现代货币单位"元、角、分"体系的确立

18世纪中叶以降 ,中国货币制度的近代化渐次展开。新的货币单位———“元、角、分”体系随之出现 ,在与传统货币单位的竞争中不断发展 ,1910年成为法定货币单位。通过北洋政府和国民党政府的努力 ,“元、角、分”体系的地位最终得以确立 ,并由中华人民共和国沿用至今     

伪满建国前东北地区的货币体系

本文通过对伪满洲国成立前东北地区的货币发行主体、货币种类、货币的发行额和币值变动情况等问题进行梳理,力图廓清当时东北地区货币体系的基本状态.中资银行中的东三省官银号、吉林永衡官银钱号、黑龙江广信公司、边业银行和日本的横滨正金银行、朝鲜银行是最重要的货币发行主体.东北地区流通的货币以银本位货币为主,发行量最大的是奉票.金本位货币中朝鲜银行金券发行量最大.从币值变动看,正金银行券与朝鲜银行券汇率稳定,银本位货币的币值变动与国际银价波动关系密切.     

明代奴仆与社会

明代前期,政府采取了有限豢养奴仆的政策,限定了奴仆数量的增长和使用范围的扩大。由于地权的集中和赋役负担的不均,自中期后导致了基层社会体系的破坏,大量的自耕农沦为奴仆,从而使奴仆存养现象普遍化。同期由于市镇经济和商品货币经济的发展、乡绅及各社会阶层对社会经济发展的积极介入,使奴仆具有多种类型,而各类奴仆的活动多带有时代特征。奴仆可分为勋戚奴仆、缙绅奴仆、文人奴仆和庶民奴仆诸种类型;不同类型奴仆的实际地位和主仆关系表现出较大差异。虽然明代奴仆的最终法定地位未能发生根本性变化,但在实际生活中,由于奴仆经济活动方式和范围的变化,经济实力的增强和社会观念的变动,江浙地区一些地方的奴仆在就学、婚姻等方面已取得了和平民相同或趋近的社会权利,这是明代社会整体变化的必然结果。     

明代白银货币称量形态对国家—社会关系的含义

<正>明代中国发生了诸多前所未有的变化,其中非常重要的一种变化是白银成为占主导地位的货币,关于这一转变的历程及其对于赋税、财政体制的变革意义,已经许多学者加以考察论证,并构成了大致的共识。近年来对此问题研究较多且深入的是万明发表的系列论文,包括《明代白银货币化的初步考察》(《中国经济史研究》2003年第2期)、《明代货币白银化与制度变迁》(《暨南史学》,暨南大学出版社2003年版)、《明代白银货币化与明朝兴衰》(《明史研究论丛》第6辑,黄山书社2004年版)、《白     

近二十年来国内关于明代社会变迁问题研究状况读书札记

对中国明代社会变迁的探讨 ,不仅关系这个时期的社会状态 ,而且关系中国封建社会晚期的发展趋势和近代化进程 ,因此一直为中外学者所关注 ,近 2 0年来的研究又有新的进展。2 0世纪 80年代以来 ,国内明代社会经济史的研究取得丰硕成果 ,无论是广度和深度都大大超过了以往 ,其中许多论著从不同方面考察了明代特别是明中叶至清中叶的中国社会经济的变迁和转型问题。对于这种转变的理论概括和概念表述 ,在 80年代我国大陆许多学者都沿用“资本主义萌芽” ;90年代 ,出现了“市场经济萌芽”、“近代化萌芽”、“早期工业化”等新概念 ;世纪之交 ,…     

清至民国天柱地区货币表达方式初探——以天柱土地买卖文书为中心的考察

本文以土地买卖契约为主要考察对象,分类论述了契约文书中货币的记录方式,尝试性的探讨了清代至民国天柱地区土地交易中银、钱、洋等货币的使用随时代变迁而变动些许情况。     

银两的概念辨析与价值构成

<正>银两制度是近代中国货币体系和中国特色货币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在世界货币史上占有重要地位。银两制度在我国实行了很长时期，对我国经济、政治和文化均产生了十分重要的影响，对于亚洲地区邻国日本、越南和朝鲜等国的币制演进也产生过重要作用^[1]。     

“明代赋役—财政变革与国家和社会之关系”笔谈

<正>【编者按】财政是国家机器运转的命脉。每一次重大的赋役改革和调整,都极大地影响着国家社会经济发展的进程和格局。处于社会转型、制度变迁期的16世纪的晚明,曾围绕赋役问题进行了一系列改革。这些改革既是自宣德以来赋役制度改革的延续,又是明代商品货币经济高速发展的结果。学界关于明代赋役制度及其改革的研究成果不少,然对于明代财政史却缺乏总体把握,以至于在20世纪末被学者称为"明代财政史研究的‘世纪遗憾’"。目前仅     

明代前期朝贡贸易体系下的制钱外流

明代前期钱法是宝钞与制钱并行,制钱虽是贱金属货币,但在朝贡贸易体系下,"世界货币"的属性导致其大量外流,而明代制钱的东流又对流入国的货币文化产生了深远影响。     

明代中后期的文化转型及原因

明代的政治、经济方面都出现了新特点,文化领域内的变化尤为突出,至明代的中后期出现了转型。本文从多个方面论述明代中后期的文化转型及原因,明代的文化上承宋元,下启清代,地位举足轻重,对明代中后期文化转型的研究意义重大。     

"近五百年来中国社会结构变迁"国际学术讨论会综述

近500年特别是19世纪以来,中国社会结构处于急遽的历史变动进程之中,探寻转型与变动中的中国社会结构及其内在奥秘自然成为社会史学研究的重要课题与方向。由南开大学中国社会史研究中心暨历史学院共同主办的“近五百年来中国社会结构变迁”国际学术讨论会即围绕近500年来中国社会结构的历史变动主题,在社会结构的特征及其变迁、经济发展与社会结构变动、社会阶级阶层结构、社会流动与社会分层、城市社会结构、国家与社会结构变动等方面进行了深入研讨,力图再现500年来中国社会结构变迁的历史图景,并为当代中国社会结构转型提供历史借鉴。     

明代盐法之演变与盐商之变化

明代的盐法是从宋元时期的盐法继承而来的,在国家专卖制度下组织了灶户制度,随着明初钞法的破坏,以及社会经济的变化,明代的盐法经历了一系列深刻的变化,如允许余盐和正盐一样可以公开进入国家的专卖体系;明中叶以后又出现了纳银开中制度等。所有的这些变化并不仅仅是盐法自身的变化,它也引起了与明代盐法变化密切相关的商人的地位与命运的变化。     

从出版史到书籍的社会史——明代商业出版研究评述

<正>本文所说的商业出版是指以书坊为主体、以市场为导向、以赢利为目的的包括创作、编校、印刷、发行和购买在内的图书制作和传播活动。明代,特别是晚明时期,商业出版空前发达,图书开始大规模地进入商品流通领域,从而极大改变了知识的生产和传播方式,由此促进了思想文化的变迁和社会的转型,但是在各种历史叙事中,无论是书坊主、编辑、书贾,还是刻书活动本身,都处于极端的边缘状态,历史在这     

从王翠翘传奇看明末清初人对于徽商“海寇”的另类解读

明代中后期徽州的汪直、徐海等海商集团,横行海上一时。从政府统治和传统观念的立场看,是十恶不赦的"海寇"、"海盗",但是如果把汪直、徐海等人的作为放到明清时期社会经济变迁转型的历史进程中来观察,汪直、徐海等"海寇"、"海盗"对当时的社会影响确实不可忽视。我们在阅读明清文献时,曾经接触到一些明末清初诸如《王翠翘传》的传奇小说,从中可以领略到当时人对于这些"海寇"、"海盗"们评述的时代变迁以及另外一些截然不同的书写方式,有助于我们对于明末清初"海盗"问题的多角度观察。     

从报恩院到临官驿：闻湖盛氏的族史建构与家族转型

闻湖盛氏是明清时期嘉兴著名“望族”之一，除了族谱之外，其家族早期文献散见于明代地方志中。这些早期文献对家族历史的叙事存在不同版本，透过对其文本细节的分析，不仅能窥见元至明初盛氏先祖及其外家朱张氏家族的面貌，更能揭示明代盛氏家族重构族史的过程及其文化观念的变迁。明初及以前的朱张—盛氏家族并不具备正统儒家式的宗法文化与组织形态，相反却具有浓厚的佛教色彩。明代中期以来，随着族人在科举考试中取得成功，盛氏家族逐步讳饰祖先祭祀活动的佛教色彩，探寻和构建自身以及朱张氏煊赫的祖先源流，创造出“钱塘临官驿”的族史叙事，同时通过编修族谱、建立家族祠堂、置办祭产，最晚到16世纪晚期，从意识形态和实体两个层面完成了“宗族化”的转型。     

明代白银货币化的原因分析

明代白银货币化并非一蹴而就的。而是民间与官府、白银与纸币和铜币的博弈中造就的。白银在民间的普遍使用与供给的大幅增长共同促进了白银货币化的进程。从民间开始的自下而上的白银货币化趋势冲击着明代的货币制度,最终政府不得不以法令的形式认可了白银的货币地位。明代中国产银数量虽有所提高,但远不足以满足货币化的需求。明政府被迫开放海上贸易。在贸易顺差与套汇的双重作用下,巨额海外白银流入国内,满足了不断扩大的白银货币需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