抗战时期中苏国家关系中的意识形态问题

抗战时期中苏国家关系中的意识形态问题,主要是指此间两国围绕政治思想方面的问题所展开的矛盾的冲突。意识形态利益是国家利益的重要组成部分,对国家关系必然产生一定的以至重要的影响。总的来看,两国能够从反法西战争大局考虑,着眼于最主要国家安全利益,把意识形态问题置于次要地位,这是两国在处理相互关系方面值得肯定的一面。但两国意识形态的分歧又是客观存在、无法消弭的,并影响到抗战时期两国关系的发展。这方面一个最明显的事实,就是具有鲜明意识形态色彩的中共问题的影响。从中苏复交到中苏结盟,从中苏结盟到中苏谈判(1945年),中共问题都在程度不同地影响甚至制约着两国关系,以至造成两国关系的曲折。我们反对把意识形态问题抬高到不适当的程度,但也要反对忽视甚至排斥意识形态的错误,这样才能更加客观地反映这一期间中苏关系的实际。     

江南文化在长三角一体化中的作用

<正>马克思主义历史唯物论的基本观点是,任何一种文化都是在一个特定空间、特定时间内,一些特定的群体在长期的生活、生产、生存的过程中逐步形成的。马克思去世后,恩格斯在其墓前发表的著名演说中指出,马克思从繁芜丛杂的意识形态下发现了一个简单事实:人们首先必须吃、喝、住、穿,然后才能从事政治、科学、艺术、宗教等等活动。我们现在讲江南文化,实际上是讲的江南文明。江南文化是中华文明的一部分,是中华文明下面的一个亚文明,是江南特定范围内从古到今所创造出来的     

苏联在制定宗教政策方面的启示

宗教作为一种社会意识形态,是人类社会发展到一定阶段的历史现象,有其发生、发展和消亡的客观规律。如何对待宗教是影响国家政治生活的一个重要因素。社会主义国家执政党制定宗教政策的好坏直接关系到国家的政局稳定和社会安定。苏联的解体给予我们很多思考,在诸多因素中宗教政策占有特殊的地位。在当代的中国,宗教问题不仅仅是意识形态方面的问题,而且也是一个复杂的社会问题,宗教作为一种社会力量在一定范围内还将长期存在。     

从民族交融发展看中华文明的统一性

<正>2023年6月2日，习近平总书记在文化传承发展座谈会上强调：“中华文明具有突出的统一性，从根本上决定了中华民族各民族文化融为一体、即使遭遇重大挫折也牢固凝聚，决定了国土不可分、国家不可乱、民族不可散、文明不可断的共同信念，决定了国家统一永远是中国核心利益的核心，决定了一个坚强统一的国家是各族人民的命运所系。”⁽(1))中华文明是由中华各民族共同创造的，中华文明的统一性突出体现在中华各民族交融发展，共同开拓了辽阔的疆域，     

从秦汉学术背景看伏羲历史地位的确立

从先秦开始,中国学术从“百家殊方,指意不同”的百家争鸣局面逐渐转向理性探索意识形态之源。秦汉时期,出现了大一统的历史格局,从分裂中走来的崭新时代需要统一的学术理想,同时需要重新认识与各民族的关系。在这样的历史背景下,作为中华民族伟大的人文始祖,伏羲氏被冠冕堂皇地推向中国历史舞台,伏羲时代也成为中华文明的起点。本文重点论述在秦汉学术背景之下时局的转变所反映出的思想变化,以此来说明伏羲氏历史地位确立的过程。     

中华文明进化的历史逻辑与范式重建——基于新中国成立70年的视角

"文明冲突论"是亨廷顿借用库恩的"范式"概念提出的"文明范式",用新的世界性政治思维框架来分析世界政治的全新理论。然而,亨廷顿的"文明范式"更多的关注了世界政治的关系而忽略了"文明"的本质和进化的历史逻辑,将国家间的矛盾冲突归结为"文明冲突"。提出了"文明冲突是对世界和平的最大威胁,以文明为基础的国际秩序是防止世界战争最可靠的保障。"在梳理中华文明发展进化的历史逻辑时,很容易发现"文明冲突论"有悖于文明的本质特征。通过重新构架中华文明进化过程中的文明改型的分析框架,用新中国70年文明进步的历程去总结5000年中华文明传承的历史逻辑,诠释中华文明范式重建的现实意义,以期为中华文明伟大复兴的理论诠释提供新视角。     

聚落形态研究与中华文明探源

文明起源研究是人类历史研究的三大课题之一,历来受到国内外学术界的重视。国家“十五”重点科技攻关项目——“中华文明探源工程预研究”(2001～2003年)和“中华文明探源工程”第一阶段(2004～2005年)都把“聚落形态所反映的社会结构”作为重点课题,并取得     

中华文明多次分裂后终归于统一的关键是什么

正《中华文明何以在多次分裂后终归于统一》中华文明有一种魅力,它能产生一种文化向心力,使得落后文化被先进文化所吸引,在不断聚合后,成了中华文明的一部分。在台湾学者吕正惠教授看来,汉字在其中就扮演了关键的角色。他以梁启超为例,这位20世纪前后叱咤风云的政坛人物,其乡音很重,光听讲演,或许很难理解     

5月18日 被人遗忘的国际博物馆日

<正>题记:无论你旅游的目的是风景、人文还是历史,博物馆都以其最原始的状态展现在每一位游人的面前。在诸多的世界纪念日中,"世界博物馆日"常会被人们所忽视。博物馆记录着一个国家和民族的历史和文化,纪念这个日子对每一个国家、每一个民族来说,都有着非常重要的意义。     

试述十二生肖文化的价值取向

我国是一个幅员辽阔、民族众多的国家,五千年的文明为中华民族留下了极其丰富的文化遗产。珍贵的非物质文化遗产遍布在我们周围,是民族的魂之所系、国家的根之所在。加强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是保持人类文化多样性和确立我国文化身份的重要措施,是落实科学发展观、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必然要求,是传承中华文明、繁荣社会主义先进文化的重要内容。     

中日两国古代关系的性质与特征

两千年的中日古代关系错综复杂,可谓剪不断,理还乱,无法用友好、对立抑或其他定性词句一语概括。文明发展程度及实力对比是约束国家间关系的基础,维护和增进国家利益是国家间关系的本质,但国家统治者的政治判断和政策选择往往决定了事物并非一定按照直线发展。在古代中日关系的政策选择上,两国统治者都有过误判并在遭受挫折后进行了纠错,因此中日古代关系研究的意义并不在于证明两国关系的主流是友好还是别的什么,而在于阐明不同历史环境下双方的政策选择推进还是倒退了两国关系,以资借鉴。     

论日欧首脑外交

首脑外交是第二次世界大战以来国家间交往的一种频繁使用的外交形式,随着国际格局多极化与世界经济全球化的发展,首脑外交也日益突显出其独特作用,并且为当今大多数国家的政治首脑所接受,冷战约束后,首脑外交更加趋向于公开化,制度化,全球化,在当今国际新秩序的构建过程中,资本主义世界的铁三角同盟（日美欧战略三角）也面临着战略性的结构调整,向着全球性战略伙伴关系发展,日本与欧盟及其成员国的关键日益密切,日欧间首脑的频繁互访无疑发挥了重大的作用。     

甲午战争后日本亚洲主义演变的两个特征

甲午战争后,日本民间为对抗美欧扩张在华权益而提出旨在与中国等亚洲国家间提携甚或结盟的亚洲主义论调,在其嬗变过程中存有两个明显的特征:一是至太平洋战争爆发前紧随局势变幻而频频翻新名称和言说;一是始终未变其国家利益至上的实质,及为主流意识形态和对外政策所不屑的边缘地位。     

河洛文化在东南亚(越南)的传播与影响

诞生于河洛大地、形成于夏商周时期的河洛文化,是中国传统文化中的核心文化,是中华文明的源头,同时也是中华民族和炎黄子孙的根。河洛文化具有包容性、传承性、辐射性。越南是中国的近邻,为中国的郡县有一千多年的历史,彼此之间有着十分密切的历史关系。作为中国的近邻,作为具有高度文明的中华文明,越南深受中华文明的影响。特别是深受作为中华文明源头的河洛文化的影响。     

“祭祀”与“纪念”之间——对“东方之星”事件“头七”公祭的考察

灾害公祭作为一种公共社会活动和仪式象征体系的一部分,可以折射出国家意识形态与社会文化传统的关系。"东方之星"游轮翻沉事件发生后,政府采用民间俗信"头七"的时间举行公祭,而公祭之仪式、内涵、主体却与传统俗信差异极大。在此背后,隐含着世俗性事件处理与信仰性阴阳沟通仪式之间的矛盾,也体现出世俗权力借公祭将死亡意义价值化、意义化的一贯逻辑,更进一步表明国家权力所型构的公共"纪念"仪式与民间俗信所支撑的个体祭祀之间的生死观存在差异。而透过对当代社会"祭祀"与"纪念"之间复杂关系的分析,可以透视唯物主义生死观和传统信仰正呈现一种既交汇又对峙的微妙关系。     

论和平共处五项原则在当代中国外交中的作用与意义

和平共处五项原则是新中国建国伊始中国共产党面对复杂严峻的国际环境在外交上所进行的重要实践。第二次世界大战后,国际格局发生了根本的变化,逐渐形成分别以美国、苏联为核心的两大国家阵营对峙的局面。国家利益与意识形态的冲突使得阵营间的对立不断加强,并严重制约了国家间正常关系的建立与发展。彼时,中国作为亚洲新兴的社会主义国家,亟须获得国际承认,与世界其他国家发展建立外交关系以融入世界体系。     

龙－中华文明的符号

中华文明是人类文明重要而丰富的文化遗产．龙作为中华民族的象征．则是中华文明自古以来所尊崇的文化符号．有着丰富而深邃的文化意蕴。龙作为中华民族的图腾．起源于远古的图腾崇拜。甲骨文的“龙“字．商周青铜器的龙纹．以及玉件上雕的草龙,都呈现出一种长躯、     

冷战起源刍议——兼论意识形态在国际关系中的作用

“冷战”这一概念并不能涵盖战后世界历史，它只强调了军备竞赛对峙的一面，忽略了和平这一时代主流，应该说“冷和平”或“核和平”可能更贴近于现实。冷战的产生并不是某一方某个人的作用或过错，而是诸多因素和条件所促成的，具有某种历史必然性，国家利益以及由此形成的国家关系态势起着根本作用。在东西方对峙中，意识形态的对立和原子武器的威慑作用也是不应忽视的重要因素。     

礼俗同构与礼俗互动传统的当代价值

礼与俗,都是人们物质生产与社会交往实践中的产物,因而广泛存在于人类社会的不同群体、不同阶层,并贯穿于人类整体意义上的社会生活与意识形态之中。礼与俗的关系,在不同族群中有不同的表现,但在其要素置换和价值转换中趋于价值同构,则是普遍存在的社会事实。中华文明历史上的礼俗互动传统,体现出和谐共生、家国一体等深厚内涵。在当今社会转型期,如何准确把握礼俗重构实践的矛盾统一律,实现对礼俗互动传统的创造性转化和创新性发展,以价值融通助力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是时代赋予当代学者的神圣使命。     

对互联网时代巩固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领导权的思考——深入学习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意识形态工作的重要论述

马克思主义是社会主义国家意识形态的旗帜和灵魂,能否保证马克思主义在意识形态领域的领导权是事关我国前途和命运的关键问题。今天,中国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在互联网上遭到诸多西方错误思潮、历史虚无主义和鼓吹西化的公共知识分子的肆意攻击和抹黑。为了捍卫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领导权,必须在党内加强马克思主义理论学习,让广大党员干部敢于发声,敢于反击互联网上的一切西方错误思潮,保证意识形态领导权牢牢掌握在真正的马克思主义者手里。与此同时,一方面我们要完善互联网社会治理体系,做到在互联网意识形态领域有法可依,有法必依,维护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安全;另一方面,我们的宣传部门和广大党员干部应该积极创新互联网意识形态传播的内容和话语,积极引领互联网舆论流行潮流,从而牢牢掌握互联网时代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领导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