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末新政与奏折制度变迁

庚子事变爆发后,两宫西逃至西安,军机处奏准全面暂行改题为奏,接着,湖广总督张之洞提出了暂行改题为奏方案。光绪二十七年八月,清廷颁布废除题本、改题为奏上谕,之后,两江总督刘坤一提出了比较全面的执行办法。改题为奏之后,外省奏折数量大增,加重了皇帝处理折件的负担,并导致一些不良后果。宣统二年,宪政编查馆提请各省循例具奏事件改咨各部,得到了摄政王的部分批准。随后,在内阁官制的拟订中,奏事权问题成为重要的争议点。宣统三年下半年,责任内阁成立后,与各部酝酿重要事件须经阁议,并缩小各部具奏事件范围。辛亥革命爆发后,袁世凯内阁成立,更是垄断奏事权,清朝皇权名存实亡。清末新政的迅速推进,导致奏折制度的快速变革,甚至动摇了皇权的根基。     

清代的“早朝”──御门听政的发展及其衰微

清代国家的政务处理,主要体现为文书流转和朝会议事两个相互关联的方面。康熙朝形成制度的御门听政,是清前期重要的朝会,最先每日举行,各部院上呈题本、奏本,内阁上奏折本,皇帝阅后进行商讨。随着中央集权的加强,强调文书机密性的奏折制度兴起,题本地位下降,沦为寻常事件的奏报。题奏本章由原有的皇帝先阅、发下内阁票拟,变为先呈内阁票拟、交皇帝批准这一模式。与此同时,处理奏折时召见军机、部院轮值制度也逐渐兴起。这使得御门听政的必要性大减,留给御门听政的时间也随之减少。乾隆朝之后,御门听政次数逐年锐减;到同治帝即位后,御门听政制已完全停止。     

也论军机处、内阁和专制皇权──对传统说法之质疑,兼析奏折制之源起

在清史学界,存在着一种比较流行的传统说法,即雍正时设立军机处主要是为了通过削弱内阁以及议政工大臣会议的权力,以强化专制皇权;而军机处的设立也使“君权得到极大提高”,“专制主义中央集权发展到了一个空前阶段。”有人甚至说因“清世宗找到了军机处这一得心应手的工具．从而使高度的君主专制能在清朝长期维持。”本文拟根据有关材料,以阐述自己观点的方式对这一说法提出质疑,并试图对与军机处和专制皇权密切相关的奏折制的起源问题作一简要分析。至于妥当与否,尚析方家指教。一、雍正设立军机处主要是为了完善或方便是帝独裁,…     

清初奏折探析

奏折制度为清帝所独创,且几乎与有清一代相始终,它的出现不仅标志着中国古代官文书制度的重大变革,而且与清代政治体制的演变息息相关。可以说,清初以来皇帝与内阁、督抚与部院权力分配的矛盾斗争最终孕育出了奏折制度。而折奏方式的广泛使用和规范化,又势必将皇权高度强化的象征——军机处推上历史舞台。本文以探索奏折的出现和发展为重点,时间范围大体限定在顺治、康熙两朝近80年内。一、顺治年间官私文献所提及的“奏折”奏折起源于何时？历来论者说法不一。《清世祖实录》记载：顺治十三年六月“甲申,偷吏部,向来科道及在京满汉…     

略论清朝中央权力分配体制——对内阁、军机处和皇权关系的再认识

略论清朝中央权力分配体制——对内阁、军机处和皇权关系的再认识高翔研究清朝中央权力分配体制,自然不能不涉及到内阁和军机处这两个关键机构。长期以来,清史学界存在着两个十分明显的倾向,一是将清初（乃至明朝）内阁和专制皇权对立起来,认为雍正设立军机处的主要目...     

略论明代的内阁制度

明代内阁制度是明朝中枢机构的核心部分,它是在废除传统的宰相制度基础上逐步形成、发展起来的,有效地维持了明代国家政治机器的正常运转。明代内阁的职权广泛、职官选拔方式多样,其与皇权、司礼监之间的关系比较微妙,既相互依赖,又相互制约。     

张璁与嘉靖内阁

嘉靖时期是明代内阁发展中的重要阶段,张璁是这一时期内阁的重要代表人物之一。他与世宗在大礼议中建立起了特殊的关系,对在皇权许可范围内提升内阁的地位和扩大内阁的影响具有积极作用。面对议礼余波和复杂的权力斗争,世宗四次罢免张璁,但又很快起用,并给予较大权力,使其协助世宗实现了皇权的顺利转移,稳定了嘉靖政治,客观上也强化了内阁职能。     

明景泰朝辅政群体探析

正统十四年(1449)八月发生"土木之变",明英宗被瓦剌俘虏,宦官王振与内阁阁臣曹鼐、张益等辅政成员身死于役,致使明朝皇权和辅政群体的格局发生剧变。郕王朱祁钰被拥立即皇帝位即明景帝,于谦和王文成为辅政群体的重要成员,内阁阁臣陈循发挥一定的辅政作用,高层宦官金英、兴安也是景泰朝辅政群体成员,王直、胡濙等部院大臣则是辅政群体的外围成员。景泰朝辅政群体内部关系复杂,辅政地位差别大。在景泰朝辅政群体的这些变化中,皇帝和皇权起到了决定性的作用。     

明代内阁、司礼监与皇权之间的关系

内阁和司礼监的设立是明朝政治制度的独特之处。内阁通过票拟控制朝政,而司礼监则通过批红来干预政事。与皇权形成一个不等边三角形,从而保证了皇权的集中。     

垂帘听政、训政、归政与晚清的奏折处理

咸丰帝去世后,清朝原有的由皇帝独揽大权的局面不复存在,国家政务依靠咸丰帝遗命的"赞襄政务大臣"制度来维持,内外奏折、大小国事由八位政务大臣赞襄处理,交两宫皇太后钤印确认。这一权力格局因"辛酉政变"而改变,并由此而衍生出垂帘听政及议政王、军机大臣辅佐制度:内外奏折,由两宫皇太后先阅,并授意议政王军机大臣拟批。同治帝亲政后,政务与文书程序"归复旧制",同治帝恢复一切权力。光绪帝登基,垂帘听政再次举行。待到光绪帝成年,其生父奕先是创造皇帝亲政同时皇太后训政的特殊体制,光绪帝完全处于文书和政务"训练"之中;后来又创造一种有限度的皇太后"归政"模式,光绪帝的奏折处理、上谕拟定之权大打折扣,无限期接受慈禧太后监督,为此后宫廷争权和晚清政局的走向埋下了伏笔。     

嘉庆整顿军机处维护双轨辅政体制

乾隆晚年,和珅擅权,他在乾隆皇帝的纵容默许下,对清朝前期所制定的政治、经济、文化等方面的成法作了一系列更改,对内阁、六部、军机处等衙门进行了改造。正如洪亮吉所言:“内阁、六部各衙门,何为国家之成法,何为和坤所更张;谁为国家自用之人,谁为和坤所引进,以及随同受贿舞弊之人,……不能一切摒除。”哪些是成法,哪些是和坤的更张,这本身并无关紧要,重要的是要分清哪些有利于专制皇权,哪些不利于专制皇权,这是嘉庆皇帝亲政后整顿国家制度首先是整顿军机处有关制度时的标准。     

清初摄政、辅政体制与皇权政治

清初经历了叔王摄政、异姓大臣辅政的两种特殊的政治体制。入关前,太祖、太宗未定立储制度。皇太极过世,各派势力窥视皇权,戏剧性地达成拥立幼主福临,叔王摄政的体制。摄政王权势过重,威胁皇权,借机治罪多尔衮。康熙冲龄即位,借鉴前制陋规,形成以孝庄文皇后为核心的异姓大臣辅政统系,辅政失控,导致权臣鳌拜专权,再次危及皇权,而智捉鳌拜。摄政王、辅政大臣的争斗,反映了满洲八旗内旗籍矛盾的尖锐。摄政、辅政与皇权之间的冲突,构成了清代政治文化的重要内容,极大地影响着清初政治的价值取向。     

硃批奏折之由来及其他

清代内外臣工的奏折,经皇帝用硃砂红笔批注之后,谓之硃批奏折,是清代封建君主专制集权下的特殊产物。 一、硃批奏折的形成及其演变 清初,袭用明代的奏本制度,规定:“一切钱谷、刑名、兵丁、马匹、地方民务所关大小公事,皆用题本,用印具题;本身私事,俱用奏本,虽有印之官,亦不准用印。”(《内阁》·兵科题本)在《钦定大清会典     

乾隆朝民数汇报的制度设计及运行

利用奏折、奏折副本、户科题本等清宫及内阁大库档案,本文廓清了乾隆朝民数汇报制度设计过程的诸多细节,考订出民数汇报先后出现三个截然不同的操作方案,其差别在于如何处理民数汇报与人丁编审的关系。基于这些发现,本文质疑了先行研究围绕民数进行人口数字估算的学理基础,提出应摒弃现代人口学的预设立场,回归制度设计和运行的历史场景,理解数字本意。     

八十年代以来中国大陆明代内阁票拟制度研究述评

二十世纪八十年代以来,大陆学术界对明代政治中枢模式中的内阁票拟进行了多方位和多视角的研究,着重讨论了票拟产生的历史背景、内容和程序,内阁制度趋于完善和首辅制度形成后票拟权的流向与延伸,以及其与明代政治中枢政权结构的关系。票拟是明代内阁的基本职责,是阁权的主要行使方式和权力象征,亦是明代政治中枢模式中公文处理的重要环节。内阁票拟权的基本属性是对皇权的依附性,票拟的出现及其制度化使以内阁制取代丞相制度的明代中枢政权结构发生改变,成为有明一代政权系统中决策权与行政执行权之间调合的主要方式。     

清朝皇权研究的创新成果——读《历程制度人——清朝皇权略探》

<正>清朝是中国封建社会最后一个王朝。研究清朝皇权,对了解中国封建社会皇权的发展、演变及其作用具有重要意义。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杨珍研究员的《历程制度人——清朝皇权略探》①是一部研究清朝皇权的创新成果,读后令人耳目一新。首先,从多个视角探讨清朝皇权。作者从清朝皇权发展历程、若干宫廷制度的建立与变革、皇权发展历程和宫廷制度建立、变革中皇室及宫廷人员的遭遇等方面考察清朝皇权,使皇权研究这一政治     

民国时期的律师

律师,是辩护制度中所规定的有权辩护人之一。 1910年清王朝起草制定的《大清刑事民事诉讼法》里面就已提到了“律师”。可以断定,当时已经有以“律师”名义活动的人了,只是还缺乏系统的、正式的权利和义务,没有规范化和制度化,并且此法典未及颁布,便因辛亥革命的爆发而埋葬于故纸堆中。直至1912年,北洋政府才公布《律师暂行章程》、《律师登录暂行章程》,中国的律师制度开始逐步建立,律     

内阁相否?——明人内阁话语解析

"内阁相否"是明代一个突出的政治话题。与明亡后的制度检讨不同,明代以外朝官员为主体的持论者,把心目中认为理想的内阁,与以往朝代的丞相制度相比照,得出"内阁非相"或"内阁为相"的结论,作为一种"他者"话语,这带有更多改变现状的意图。其中的矛盾性源于内阁权力与职责相割裂的制度特征。这一制度特征与持续百年的他者话语一起,深刻影响了明代内阁的政治演进和阁臣对于"内阁相否"的自我认知。     

论清末内阁协理大臣的增设及朝野之反应

立宪各国均无增设内阁协理大臣之理,而中国在清末责任内阁的"筹划试行"中却开此先例。其原因极为复杂,它既与军机大臣相互牵制、安置裁员密切相关,又与中国幅员辽阔、总理大臣一人难以全盘负责紧密相联,更与袁世凯等地方督抚为维护其权益,以及繁杂的预备立宪事宜等不无关系。这些错综复杂的因素,导致在清末增设内阁协理大臣的过程中,既有反对者以立宪原理中无增设协理大臣之理而进行的抵制,同时又有协理大臣名额及其遴选之争。最终在朝野各方面强烈的博弈下,奕劻增设协理大臣的建议获得了清廷的批准。     

意大利法西斯主义教育体制初探

意大利法西斯主义教育体制初探陈祥超法西斯政权建立的当年,墨索里尼就提出改革教育制度,使其有利于法西斯统治。有鉴于此,他提出尽快完成教育的法西斯化进程。为了实现这一目标,墨索里尼任命著名唯心主义哲学家乔万尼·真蒂莱为第一届法西斯内阁的教育大臣,授命他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