光绪初年中荷关于华侨国籍的交涉

华侨国籍问题曾经构成清末中荷交涉的主要内容,其争执可谓久远。1909年至1911年间,中荷两国相继颁布了各自的国籍法,并在此基础上签订了中荷领事条约,表面上结束了这一纷争,但实际上却导致近代大批拥有双重国籍的印尼华侨(人)的出现,影响至为深远。本文试图从鲜为人所知的光绪初年中荷交涉入手,分析华侨国籍之争的由来与发展。     

东西国际秩序原理的冲突——清末民初中暹建交的名分交涉

清末民初中暹因争夺华侨而引发建交谈判。交涉中,在国家元首称号上,暹方强求中方将暹罗国王“King”译为暹罗皇帝“Emperor”,为中国所拒,建交谈判因之破裂。其根本原因在于暹罗原为中国属藩,在接受国际法后,开始废弃中华世界秩序原理,在国家定位上改采主权对等、国籍上改采属地主义的国际法。因追求中暹平等地位,以致造成东西国际秩序原理的冲突,尤以“名分秩序论”之文化价值冲突为甚。     

民初泗水华侨交涉案研究

在收集整理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馆藏有关档案的基础上,描述了民国时期荷属东印度泗水地区华侨升旗案的发生和交涉过程;分析了其给海外华侨对中国认同、中国与东南亚各国外交关系发展变化所带来的重要影响;并总结了本涉侨案件的三点历史意义。     

略论华侨华人问题的法学角度研究

华侨华人问题研究历来集中于历史学与经济学方面,相对说来,从法学角度研究华侨华人问题,在学术界尚属罕见。然而,基于以下若干问题的认识,我们认为,华侨华人问题的法学角度研究是具有重要的理论价值与现实意义的：（一）华侨华人的现实问题涉及法律问题,对这些问题需要进行法学方面的研究。华侨华人一开始便是个具有法律意义的概念。华侨是指定居在国外、具有中华人民共和国国籍的自然人;华人则是指具有中国血统的外国国籍人。对于华侨问题,涉及的法律问题更多。现代国际法认为：基于属人优先权原则,华侨要受到国籍国即中华人民共…     

一战后东南亚华侨的修约斗争

一战后,在席卷世界的民族主义浪潮冲击下,越南、暹罗以及荷属东印度地区华侨呼吁中国政府利用出席巴黎和会的机会,与侨居地政府修约、废约或缔约建交,实现对东南亚华侨的外交保护,维护华侨在当地的合法权益。本通过对上述历史的回顾,把当前学界对近代中国修约运动研究的视野延展到海外华侨身上,拓宽修约运动的研究内容,同时试图站在华侨的角度,思索华侨修约的真正目的,努力做到全面客观地把握华侨与中国双向互动的交往历史,深刻反思近代中国政府在与东南亚地区交往方面的得失。     

郭嵩焘、曾纪泽与晚清侨务——以清政府驻新加坡领事馆设立为个案

19世纪70年代中期以后,随着华侨社会的不断发展以及晚清朝野对外认识的不断变化,华侨问题逐渐受到晚清政府重视。其中,驻英法公使郭嵩焘、曾纪泽堪称代表。他们既表现出对华侨问题的卓越见识,又参与了在新加坡的设领护侨实践。经过二人的先后努力,清政府驻外的第一个领事馆——新加坡领事馆得以建立、发展,并在一定程度上维护了广大东南亚侨民之利益。郭嵩焘、曾纪泽对晚清侨务的贡献颇受肯定。     

包乐史教授与华侨华人历史研究：档案文献资料的搜集和运用

作为当今国际学术界一位知名且相当有成就的荷兰东印度公司的档案学专家 ,包乐史教授充分搜集和系统运用荷兰文与中文的历史档案文献来研究华侨华人历史 ,尤其是 1 7、 1 8世纪东南亚华侨史、东南亚华商贸易和当时华侨的社会问题 ,从而构成了包教授对华侨华人历史研究的最主要的特色和成就。     

晚清国籍立法动因新探

论文探讨了晚清双重国籍问题的形成、影响,地方政府解决双重国籍问题的努力,以及晚清国籍立法对当代侨务法治建设的启示意义。在晚清国籍法研究方面,学界多认为《大清国籍条例》是清政府为抵制爪哇当局强逼华侨加入荷兰国籍而仓促制订。事实上,爪哇华侨国籍问题只是晚清国籍立法的导火索,通过立法解决拥有双重国籍的华人管辖权争议才是立法的根本动因。国内国籍法意识的发展变化,特别是地方政府对中央国籍立法的推动,构成晚清国籍立法的内在动力。为了有效解决国籍冲突,尤其是国内涉侨纠纷,以闽粤等华侨华人主要来源地为代表的地方政府率先在法律实践中进行探索,通过制定地方法规规范涉侨案件审理,并积极推动中央国籍法立法进程。国籍法研究应该坚持内部视角与外部视角并重,在注重外部世界冲击作用的同时,探究国内地方力量推动立法的具体路径与模式。     

中日“间岛问题”和东三省“五案”的谈判详析

本文对1907-1909年中日两国围绕"间岛问题"和东三省"五案"的谈判过程、内容及双方讨价还价的内幕,进行了详细的探析。日本挑起"间岛问题"以后,认识到"间岛"属韩的证据薄弱,决定放弃领土权而争取朝鲜人的管辖裁判归自己,作为谈判策略仍坚持"间岛"所属未定,再以承认领土权属于中国作为谈判筹码,夺取在"间岛"的特权和其他利权。日本驻京公使伊集院赴任后,与清外务部尚书梁敦彦之间,进行了有关"六案"的七次会谈,双方争论的焦点集中在杂居地朝鲜人裁判权上。由于中方的坚决斗争,日方不但承认"间岛"领土权属于中国,还承认杂居地朝鲜人裁判权归中国,并撤出了非法的"统监府间岛派出所",这不能不说是中方维护领土主权方面的胜利。不过中方也付出了代价,如允许日本在"间岛"设立领事馆,承认对商埠内朝鲜人行使领事裁判权及对杂居地朝鲜人具有领事"立会"和"复审"权,再者承认了"东三省五案"的利权。     

关于华侨华人经济研究的几个问题

一研究概况1．华侨华人经济研究的历史概观战前,有关华侨经济研究的著述甚少,可谓凤毛麟角。仅有郑林宽的《福建华侨汇款》（1940年）、姚曾荫的《广东省的华侨汇款》（1943年）等几种,记录了闽粤主要桥乡“侨汇”的重要资料。此外,华侨在国内兴办企业的情况也有少量资料印行,例如《中国南洋兄弟烟草公司参观记》（归国华侨联合会1926年印行）,就附有该公司的简史。有关华侨在海外的经济状况,虽没有专著出版,但1934年出版的丘守愚著《二十世纪之南洋》一书,则有较多篇幅的论述。战前,国外已出版了诸如卡特的《荷属东印度华人的经…     

论中国与印度尼西亚建交

中国与印度尼西亚建交是冷战时期中国与东南亚外交关系发展的重大事件。尽管印度尼西亚建国初期曾有其总工会代表团赴华与中共高层接触,但正式向中国政府提出两国建交问题的却是印度尼西亚前宗主国荷兰。荷兰利用荷—印(尼)联盟主导者的身份,企图在保留与台湾当局外交关系以及不支持中国加入联合国的情况下,以印度尼西亚与中国建交作为荷中建交的交换条件,并以此保持在华各类利益,但此举为中方所拒。荷兰不得已放弃对台湾当局的外交承认,由此台湾当局撤销驻印度尼西亚外交机构。在印度尼西亚方面,尽管美国施加了外交压力,但苏加诺总统仍采取了平衡外交政策,而中方也获得苏联对中国与印度尼西亚建交的支持。在两国的努力下,中国与印度尼西亚于1950年4月13日建交。     

19世纪爪哇鸦片走私中的华侨包税商

结合19世纪末华侨因为参与鸦片税收承包与鸦片走私成为社会舆论批驳焦点的史实,阐述和分析了爪哇鸦片的输入与鸦片包税制的确立、爪哇鸦片走私的兴起以及华侨鸦片包税商在走私中所扮演的角色及其原因。认为华侨并不是爪哇鸦片走私的唯一参与者,欧洲人、欧亚混血儿及爪哇本土人常常是他们的合作伙伴;无论鸦片税收承包还是鸦片走私,最终的受益者都是荷兰殖民统治者;华侨包税商在荷属印尼历史上所扮演的任何角色都是由荷兰殖民统治的利益所决定的。     

《大清国籍条例》及其施行细则制定过程新探

论文在参考已有研究的基础上,对清政府制定国籍法的动机和《大清国籍条例》及其施行细则的制定过程做了进一步探究。研究显示,清政府制定国籍法,是顺应现实政治的需要,具有多重动机。解决荷印华侨国籍问题,可谓是清末国籍法诞生的催化剂。在国籍法制定过程中,清政府有关部门之间出现推诿扯皮的现象,最终完成法条的制定工作非常仓促。修订法律馆最先拟成国籍条例草案说帖,而后完成《国籍条例草案》。草案经宪政编查馆审核、修改,最后定稿为《大清国籍条例》及其施行细则。《东方杂志》等报刊刊载的《中国国籍法草案》不是《大清国籍条例》的草案。《大清国籍条例》的草案应为《国籍条例草案》,国家图书馆收藏的应为会签本,而北京师范大学图书馆、首都图书馆收藏的则为上奏本。     

危险的愉悦：早期美国华侨赌博问题研究（1850—1943年）

论文勾勒了早期美国华侨的赌博情形,分析了他们参赌、设赌的各种原因和社会危害,探讨了华侨社会、中美两国政府对华侨赌博问题管理和控制的效能。作者认为,早期大部分美国华侨热衷于赌博,主要是赌博为特定历史场景中的华侨提供了一种重要的社会活动方式,被他们视为实现黄金梦的一条捷径。经济利益的驱动致使华侨热衷开设赌馆,也使华侨堂号勾结警察,暴力护赌。赌博对美国华侨社会的危害是巨大的,它使一些华侨不能履行自己对家庭的义务和责任,还引发了吸毒、盗窃、＂堂斗＂等其他社会问题。在控制赌博的行动中,由于华侨社团和中国驻美领事权力有限,威望不高,而华侨赌商和堂号与美国警察互相勾结,致使禁赌行动难有成效。     

声音

马克龙法国总统“推动欧中投资协定早日生效。”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2月25日晚同法国总统马克龙通电话。习近平强调,去年年底,中欧共同宣布完成中欧投资协定谈判。我们要一起努力,推动中欧投资协定早日生效。中方感同法方积极探讨在中东欧地区开展三方合作,为中欧合作开辟新空间。     

项南之父项与年的传奇生涯

在白区隐蔽战线的斗争中,我们党内有许多优秀同志长期隐蔽在城市里,或潜入敌人心脏从事情报工作。他们常常更名换姓,不断改变身份和形象。他们形迹神秘,业绩也鲜为人知,甚至亲属也不了解,以致给亲属造成麻烦和误会。原福建省委第一书记项南的父亲项与年就是其中之一。从华工领袖到中共特科主力项与年又名梁明德,1896年生于福建连城县,1925年加入中国共产党。入党后受中共海外党组织委派,前往荷属东印度婆罗洲（今印度尼西亚加里曼丹岛）三马林达,在华侨中开展工人运动,成为当地华侨华工的群众领袖之一。1927年,年方31岁的项与年…     

私产·市债·工潮——民国时期收回天津比租界的历史考察

天津比租界是南京国民政府时期唯一一个完全通过谈判收回的租界。该租界设立后,比利时政府并未着意建设,而是将其经营权让与私人公司。1927年比方在中比修约谈判过程中承诺交还该租界,随后的交还谈判却由于比方在"私产"问题上做文章及北京政府的垮台而中辍。南京国民政府与比利时签订平等新约后,中比重开谈判,双方在比租界专管公司资产性质、租界市政债务等方面僵持不下,其间比商天津电车电灯公司工潮的爆发打断了谈判进程。而后,比方在英国的影响下提出以向中方出售地亩的方式偿还市债的方案,最终南京国民政府妥协让步,双方订约。中国收回比租界的交涉过程既反映出比租界特殊的治理模式所引发的连带问题,亦凸显收回租界谈判中诸如私产性质、市债处置及列强在修约问题上互为援引等共性问题。     

周恩来与缅甸华侨

新中国成立后,华侨问题是中国与东南亚国家关系中的一个突出问题。周恩来曾九次访问缅甸,在解决缅甸华侨问题的过程中发挥了至关重要的作用。周恩来解决缅甸华侨问题的思想,从国籍选择到解决华侨在政治、经济、文化、语言、婚姻等方面问题,均围绕华侨如何在当地长期生存和发展这一核心。历史证明,这些思想是科学的、正确的,具有务实性和前瞻性。     

国民政府保护华侨权益的尝试——以二战时期伊拉克海员华工案为例

论文梳理了二战时期伊拉克海员华工的基本情况与国民政府对工潮案的处理过程。1942年5月,驻伊拉克英军招募一批滞留印度的中国海员赴伊拉克为内河运输队工作,华工到后不久却因待遇差等原因而爆发工潮。国民政府与英军展开交涉,焦点为涉事华工应否受军事法庭审判。经过协商,由中方外派军事法庭进行审判,开创了中国向他国派出法庭审判本国华侨的先河。中国法官并未使用军事法,而是以普通刑法审判华工,量刑较轻。此后,国民政府继续为改善华工工作与生活条件等问题与英军展开交涉,以保护华侨权益。伊拉克海员华工是战时海外华侨特别是华工生活的缩影,此案的处理体现了战时国民政府处理侨务的特点及境外司法审判实践的探索。     

从外国资料看施琅统一台湾

施琅作为清初一名杰出的历史人物,他率军攻打澎湖,并最终以和平方式统一台湾,在中国历史上写下了光辉的一页。近十几年来,有关施琅统一台湾的研究取得了显著进展,不仅发掘、整理了一批中文档案资料,而且据此发表了不少重要成果。但相对而言,以往的研究对外国资料部注意不够。因此,本文拟根据英国东印度公司当年留下的部分档案,结合中国历史文献记载,对施取统一台湾的具体过程及其与英国人的关系作一论述。英国东印度公司是早年就在远东地区与葡、西、荷等国进行角逐,并与台湾有过关系的商业殖民机构。早在17世纪初期,一个为荷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