甘肃民乐东灰山遗址的浮选结果

本文对甘肃民乐东灰山遗址四坝文化时期的剖面采集的系列样品进行浮选所获得的炭化植物种子和麦类作物穗轴进行鉴定、统计和分析,结果表明,炭化种子以谷物类为主,各类谷物的比例和出土概率反映东灰山遗址四坝时期的农业经济,是经营以粟为主黍为次的小米类农业,小麦、大麦和裸大麦被普遍使用,以大麦和裸大麦为主的麦类作物,是当地旱作农业的补充。大量炭化裸大麦遗存的发现,为认识麦类作物种子的分类提供了很好的实物材料。与周边遗址的比较分析,我们发现河西走廊地区作为麦类作物传播的重要通道,外来的麦类作物并未取代小米类作物,仅为当地小米类农业的补充。     

青海官亭盆地植物考古调查收获及相关问题

目前对于甘青地区青铜时代的经济状况存在不同认识。青海官亭盆地的植物考古调查结果显示,青铜时代的齐家文化和辛店文化农业皆是以粟、黍为主的旱作农业;辛店文化时期新出现了大麦和小麦等麦类作物,且以大麦为主;辛店文化时期黍的相对增加可能与气候变干有关。本次植物考古研究的结果不支持甘青地区青铜时代经济形态是从农业向畜牧业转型的观点。     

甘肃张掖西城驿遗址2010年浮选结果分析

本文通过对甘肃张掖西城驿遗址2010年发掘时采集的系列样品进行浮选,对浮选所获丰富的炭化植物种子和麦类作物穗轴进行鉴定、统计和分析。结果表明,炭化种子以谷物类为主。各类谷物的比例和出土概率反映该遗址在西城驿文化和四坝文化阶段是从事以粟黍为主的小米类农业,在西城驿文化偏晚阶段开始利用以小麦为主的麦类作物,在四坝文化时期发展成种植粟黍为主、麦类作物为辅的农业模式。遗址的加工模式可能包括脱粒-扬场的加工阶段。     

稳定同位素视角下中国北方长城地带先民的食物结构和生业经济

北方长城地带是古代中国的核心文化区之一,在华夏文明和多民族融合的过程中发挥着举足轻重的作用,因此,重建和还原该地区先民长时段的食物结构和生业经济备受关注。随着该地区先民和动物硬组织稳定同位素数据不断积累和丰富,稳定同位素视角下先民食物结构及生业经济发展和变迁的轮廓日益清晰。鉴于此,经过对该地区新石器时代早期到辽代已发表的先民和动物的稳定同位素数据进行梳理和总结,发现史前时期先民主要以粟黍农业为生,并兼有狩猎采集经济;公元前1600年前后,长城西段先民的食物结构中明显添加了麦类作物,但中段和东段的先民依然以粟黍农业为生;先秦时期,畜牧和游牧在长城地带先民生业经济中的比重显著增强;两汉及其后,农牧经济相互影响且此消彼长,有效地推动了该地区的多民族融合与发展。     

河南登封史前生业复杂化初论

现有考古记录显示,河南登封地区在裴李岗时代可能已存在农业生产行为,但证据偏少;仰韶时代,作物种植、家畜养殖已发展为生业的稳定要素,可能属于野生的动植物资源是先民动物性和植物性食物资源的重要组成部分;龙山时代,生业经济仍包括生产性经济与攫取性经济两方面内容,唯生产性经济重要性提升,作物与家畜种类增多;二里头时代的生业系统承前,唯作物、家畜组合的稳定性进一步增强,农业复杂化程度又有提高。该区域农业复杂化程度加深、生业模式演变的原因大致分为自然环境和社会环境两大方面。日益发展的农业经济和逐渐进步的取食策略既为人口增长、文化进步、社会前行提供了经济支撑,也为后世农业及相关经济部门的发展奠定了基础。     

明代华南的粮食生产及其地域特征

明代华南的农作物种类多,分布广,各有特点。在明代华南的粮食作物中,稻类作物占有很大的比重,主要分布在平原、盆地及河谷地带。其中广州、肇庆、潮州、福州、建宁、梧州等府所产稻谷较多,桂北、琼西的某些县份也盛产水稻。麦类作物的地位仅次于稻作。明代中期气候转寒以后,小麦的种植有增加的趋势。虽然种植面积不是很大,但分布相当广泛。麦作主要分布在山区、丘陵等处的旱地,有时与稻作轮作复种。粟类作物、豆类作物和代粮作物的分布也较广泛,只是种植面积较小而已。外来作物在明代后期得到迅速推广,并对当时的农业地理产生了重要影响。     

南宋时期“稻麦共存”农业景观及其影响

“稻麦共存”概念可客观全面地总结南宋时期稻作与麦作的关系。“稻麦共存”农业景观内部占据核心地位的是非复种关系的稻作与麦作。“稻麦共存”农业景观的形成与避乱南下的北人及南宋王朝积极开展的营田活动密切关联,其一般意义在于增加粮食产量和防范自然灾害,深远意义在于推动了南方地区夏麦税的产生与发展。     

关于夏商周文明形成时期农业经济特点的一些思考

黄河流域地区是粟和黍的起源地, 也是夏商周文明的诞生地, 由此导致了夏商周文明的农业基础应该是以粟和黍为主要粮食作物的传统认识, 但事实是否如此是一个值得认真讨论的问题。结合甲骨文的记载, 并通过对该地区自然生态环境背景、农作物的生长习性以及现有的考古资料的综合分析, 本文认为, 黄河流域地区农业经济的发展在夏商周时期出现了新的变化, 粟和黍的主导地位开始受到冲击, 麦类作物已经传入, 稻谷在夏商周文明形成过程中发挥了重要的作用。     

李庆新主编《海洋史研究》(第八辑)

正《海洋史研究》(第八辑)从2014年中国经济史学会、广东海洋史研究中心等机构联合举办的"海上丝绸之路与明清时期广东海洋经济"国际学术研讨会会议论文中精选了早期全球化时代国际贸易,清代广州、澳门城市地理,香港外桥社区,广东海难救助制度,珠三角海洋环境变迁与经济开发,海神崇拜等几组论文,在新观点、新史料、新方法等方面均有独到之处,体现了海洋史学专题研究纵深发展与多学科交叉合作的潮流和动向。本辑还发表关于"黑石号"沉船、菲律宾潘达南岛沉船的创新性研究与前言介绍。旨在引起     

河南新密古城寨城址出土植物遗存分析

古城寨城址始建于龙山时代晚期,并且在二里头、二里岗、殷墟时期一直延用。我们在古城寨城址龙山到殷墟时期的土样中收集到了粟、黍、小麦和藜四种农作物炭化种子。通过种子数量的统计分析,认定当时的农业是典型的以粟为主的早期旱作农业,并且农业生产水平较为发达,农业在整个社会经济中占有重要的地位。     

云贵地区新石器至青铜时代的农业进程探究——以植物考古材料为中心

云贵地区是我国西南地区的重要组成部分,其自然与人文环境的多样性造就了先民多元的生业策略。本文系统梳理了目前云贵地区出土的植物考古材料,对区域内新石器至青铜时代的农作物结构以及农业种植发展历程、区域特点等问题进行探究。现有材料表明,云贵地区自新石器时代晚期以来就经营稻粟混合型农业,随着青铜时代麦类作物的传入,滇西北、滇东等地开始流行稻粟麦混合型农业。除农作物外,野生植物资源在云贵地区先民的生活中也扮演着重要角色。探究云贵地区新石器至青铜时代多样化的植物资源利用策略,对理解西南地区早期文明进程具有重要意义。植物资源的选择既是先民对山地环境的适应与探索方式,也是区域间文化交往、交流、交融的结果。     

《史记·五帝本纪》中黄帝形象的知识考古

司马迁在《史记·五帝本纪》中所塑造的黄帝形象,包括政治、经济和宗教三个主要方面。政治上,黄帝实现了"统一",并为巩固"统一"做出重要贡献;经济上,黄帝重视发展种植农业及家畜养殖业,在推动农业科技发展方面也取得重要成就;宗教上,黄帝具有突出的神巫特征,是集宗教神权与政治权力于一身的远古帝王。《史记·五帝本纪》中的黄帝,实是司马迁兼采先秦、秦汉不同时期的史实和思想家们的社会政治理想而塑造的形象,是中华文明早期发展阶段在不同方面所取得成就的集中体现。     

世界城市跨国空间研究的分野与合流

世界城市内部多种跨国要素作用形成的跨国空间已经成为一类新空间类型和客观存在。在跨国经济、跨国社会、跨国文化、跨国主义生活方式等跨国要素的交互作用下,跨国空间的形成发展、演绎逻辑表现出多样化分野。具体表现为：跨国空间在不同历史时期的分化、不同类型的差异以及全球化时代"资本"和"生活"的博弈,地方和空间的割裂与相互渗透等。在此基础上,对跨国空间的研究理念、形成机制和价值体系三方面却存在着合流的趋向,共同指向了全球化时代国家管治模式、自由主义生活方式以及软性制度的改革。     

清代海南岛农作物的地域分布

清代是海南岛农业经济空前发展的重要时期，农作物结构有了质的变化，粮食生产的发展，经济作物的崛起，一些作物的专门化生产这就使得清代海南农业地理面貌具有明显的时代风格和强烈的地域特色，从而揭开了海南历史农业地理的新篇章，足以供后人借鉴和研究。     

魏晋南北朝时期主粮作物品种的增加

魏晋南北朝时期的近四个世纪中,农业生产在两汉的基础上迂回曲折地前进,取得了长足的发展,在我国古代农业发展史上占着极其重要的地位。主粮作物品种的增加,是这一时期农业生产发展的突出表现之一,其成果是空前的,显示了社会经济的蓬勃生机。本文不拟全面论述这一时期农业发展状     

海岱地区史前稻遗存研究

考古发现的海岱地区史前稻遗存数量,从后李文化时期到龙山文化时期呈增多趋势,空间分布范围也逐步扩大,岳石文化时期稻遗存数量减少。后李文化时期尚处于低水平食物生产阶段,稻在人类生活中重要性较低;北辛—大汶口文化早中期,农业成为生业经济的主导,稻栽培成为稳定的农业发展模式;龙山时代农业进入强化生产阶段,稻作农业达到海岱地区历史上的顶峰;岳石文化时期,稻作农业萎缩,旱作农业进一步强化。     

陕西下河遗址新石器时代早期农业活动初探

综合花粉、炭化种子等生物指标记录可以提供有关早期植被与农业活动方面的信息。研究显示,下河遗址地区在距今5300～4700 cal a BP之间植被类型以草原为主,仅在河谷地区与山区有少量乔木生长;该地先民在仰韶时代晚期农业活动以旱作农业为主,广泛种植粟类作物,伴随少量黍类作物;另外,较多数量草木犀植物种子的出现可能暗示该地先民利用植物资源饲养牲畜,但仍需进一步研究,以获得更多证据的支持。     

西藏阿里曲踏墓地及加嘎子墓地可见残留物的科技分析

西藏阿里地区汉晋时期的曲踏墓地出土的苇草编织器中,多发现疑似"秸秆"的植物碎屑;同时期的加嘎子墓地也出土了一块保存较好的炭化食物遗存。本文利用多种分析手段对其进行综合测试。分析表明,曲踏墓地的植物碎屑样品为大麦的秸秆、糠麸等,且青稞的可能性较大;加嘎子墓地的食物遗存是由稻米和麦类作物(主要来自青稞)碾磨成粉后制作而成,并夹杂了大麦、小麦、水稻、小米等种子。可见当时阿里地区的先民有着多元化的食物来源。上述结果为认识前吐蕃时期西藏阿里地区的社会生活及文化内涵提供了重要的实物证据。     

先秦两汉农作物分布组合的考古学研究

正目次一先秦两汉时期主要作物的发现二作物遗存的时空分布与作物的推广三作物组合演变的考古学观察四余论先秦两汉是我国传统农业形成的重要时期,农作物在史前时期的基础上增加了新的品种,随着种植技术的提高和经验的不断总结,作物的分布地域和内部组合也发生了很大变化,并在秦汉时期形成基本稳定的区域特点,成为传统农业中粮食生产的基础。考古发现的作物遗存     

中国农业起源与早期发展的思考

本文通过对稻(Oryza sativa)作和粟(Setaria italica)作遗存的发现、环境背景和考古学文化关系的分析,梳理了中国早期农业发展的动态过程,将其分为酝酿、萌芽、确立、快速发展和稳定发展五个阶段,并认为"南稻北粟"农业格局从农业初始阶段即已奠定。在这一过程中,形成了一个动态变化的模糊地带—稻粟混作区。该区随着气候环境的变化,呈现南北摆动的动态变化状态。水稻的北进、小麦(Triticum aestivum L)的传播等丰富了黄河流域的作物结构,加上起源于本地区的粟、黍(Panicum miliaceum)、豆(Leguminosae)类,形成了相对稳定的以旱作农业为主的生业模式;在南方长江流域,采集经济的比重则随着稻作农业的发展逐渐降低,形成了有别于华北地区且比较稳定的以稻作为主、渔猎采集并重的生业传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