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大钊同志对中国史学的巨大贡献

李大钊同志(一八八九年——一九二七年),字守常,河北乐亭县人。他是五四运动的主要领导人和中国共产党的创始入之一,著名的马克思主义传播者和史学家。五四运动前,大钊同志还是一个小资产阶级革命民主主义者的时候,他的历史观比起当时著名的资产阶级活动家已经有明显的优点。这是他在十月革命影响下很快接受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的重要内因。五四运动后,大钊同志成为伟大共产主义战士、杰出的无产阶级革命家的同时,坚决主     

五四运动的精神领袖陈独秀

五四运动80周年了。当我们将告别百年沧桑的历史,昂首迈入新时代时,我们不可忘记是五四新文化运动开启了中国近代历史的新篇章,我们更不可忘记五四新文化运动的倡导者陈独秀,是他高举科学与民主的旗帜,将中国从黑暗和愚昧中引领出来,走向寻求光明、真理的漫漫征程。毛泽东生前多次谈论陈独秀,说“陈独秀是五四运动的总司令”,“我们是他们那一代人的学生。……这些人受陈独秀和他周围一群人影响很大,可以说是由他集合起来,这才成立了党。”陈独秀在五四运动时期作为极有磁力的进步思想界的领袖,他的这段光彩照人的历史,是我们民…     

钱穆政治思想研究

钱穆政治思想研究翁有为国学大师钱穆先生正如他对中国文化有着独特的体认与审视一样①，他对中国政治也有独到的体认与思考。本文拟从钱穆对中国政治的体认、对中西政治歧异的比较以及他对中国政治前途的构思等三个方面加以探讨。一钱穆对中国政治的体认钱穆虽为一介书生...     

论钱穆文化民族主义史学思想的形成

在20世纪的中国史学中,钱穆的史学独树一帜,是文化民族主义史学的代表人物。钱穆的文化民族主义思想,发轫于30年代中期,形成于30年代末,以《国史大纲》的完成为其标志。以考据起家的钱穆最终转向对考据学风的批评,是因为他认识到一味埋首考据,不利于民族精神的张扬,所以他站在民族文化的立场上对新考据派作不遗余力的批评,这是他文化民族主义思想产生的内在动因;基于民族危机的刺激而产生的救亡意识是他文化民族主义思想产生的现实动因。自《国史大纲》完成后,钱穆学问研究的重心发生了转变,由历史研究转向文化研究,为中国文化招魂、续命遂成为他一生的志业所在。     

科学实证与文化阐释:中国新史学之双轨

中国新史学中最常见的两种历史研究方式是科学实证与文化阐释,前者旨在建立历史事实之真或寻求历史演变之理,后者则以探寻历史之意义或彰显切实之史识为目标,此二者可谓中国新史学之"双轨"。中国新史学正是沿此"双轨"向前发展的。从新史学之"双轨"着眼,并依据"新异性的标准",中国新史学界应有"八大家",他们分别是:梁启超、王国维、陈寅恪、胡适、顾颉刚、傅斯年、郭沫若和钱穆。科学实证与文化阐释,这两种不同的历史研究取径,展示了中国新史学研究的多元面相,二者之间是相互融通的,并无根本性的冲突与对垒,其在治史观念与方法上亦可做到相互补益,相得益彰。许冠三在《新史学九十年》中因陷入"科学"迷思的褊狭"新史学观",以科学实证拒斥文化阐释,故而未能将钱穆基于"文化"视角来研究历史的文化史学视为新史学。钱穆的新史学特质主要表现为:在继承中国传统史学遗产之基础上,注重历史研究主体与客体的统一,以文化为本位,以阐释为取径,其典型表现是"以士释史";以中国为立场,注重探寻本国历史文化之意义,探求与本国历史文化相符合之史识,强调历史学的经世致用功能。钱穆的新史学观与后现代主义在批判科学主义历史学、反对文化一元论和西方中心主义历史观等方面多有契合之处,但其以"于客观中求实证"为基础的历史认识论与走向历史虚无主义的后现代主义有着本质的区别。     

为什么说陈独秀是五四运动时期的总司令——在一次“五四”座谈会上的发言纲要

五四运动是伟大的反帝爱国运动和反封建的新文化运动。今年是五四运动70周年,本刊特发表彭明教授的《为什么说陈独秀是五四运动时期的总司令》和周天度研究员的《五四时期的史良》两文,以志纪念。五四运动时期的总司令是谁?史学界一向都认为是李大钊。毛泽东在1942年、1945年先后两次指出陈独秀是五四时期的总司令。彭明教授从陈独秀在五四运动时期思想界中的地位、陈独秀与李大钊等人所倡导的启蒙运动为行将来到的爱国运动创造了前提条件以及陈独秀在启蒙运功中所起的作用,认为毛泽东关于陈独秀是五四时期的总司令这一评价,“是很有权威性的,也是符合当时五四运动实际的”。周天度研究员以《五四时期的史良》为题,论述了五四运动对青年一代所起的哺乳教育作用,而在过去,史学界尚属少见,颇有新人耳目之感。本刊对彭、周两位的赐稿,谨表谢意。     

论科学主义史学与民族主义史学的融合——由钱穆对“科学派”的批评展开

钱穆在《国史大纲·引论》中,立足于民族主义的立场,批评以胡适、顾颉刚和傅斯年为代表的“科学派”所为,乃一种追求纯粹客观却不关现实亦无意义的史学研究。钱穆只看到此派科学主义史学的一面而忽视了其民族主义史学的一面,因而其所谓“科学派”是一种以偏概全的说法,不是一个完整的判断。同时,钱穆忽视了科学主义史学的价值与意义,亦未正视他自己在治史早期追随“科学派”时表现出来的科学主义倾向。基于历时性考察,作为现代性观念在历史学中的两种不同表现,科学主义史学与民族主义史学是融合共存于钱穆与“科学派”的著作中的。从这种融合的视角看,钱穆与被其批评的“科学派”在治史理念上同属现代史学的范畴,皆强调史学研究目标之致用与求真的结合,二者在史学思想上“大同而小异”。     

胡适对五四的鼓呼及反思

正胡适是五四时期最重要的启蒙者之一。在五四当时及以后的岁月,他是怎样度过的?他此时或之后,对此发表了怎样的看法?这些当是我们有兴趣关注的。尽管在此之前,作为新文化运动的主将,胡适与陈独秀、李大钊、钱玄同等从白话文字入手,进行种种新思想的宣传,给后来五四运动的开展,种下了精神种子,并使其萌芽成长,但是,五四运动发生的当日,身为北京大学教授的胡适却并不在场。大约因为教学、写作甚忙,1919年五四运动前数月,胡适并没有日记或其他杂记留下来。好在他是名人,这段时间活动的情况,报     

学界泰斗蔡元培

巴黎和会召开后,蔡元培为我国领土完整而四处奔走,在参加游行的学生被捕后,他又不惧压力出面多次营救,而他提出的"思想自由,兼容并包"更是影响深远,这一思想成为了五四运动解放思潮主流。     

论胡适"无后主义"的中庸色彩

胡适是五四运动时期的风云人物。胡适提出的"无后主义"思想在当时掀起了满天波澜,以致于他被误认为是洪水猛兽,其实这是对他的误解。通过对胡适内心深处的思想进行透彻解读,可以发现他的"无后主义"思想带有浓厚的中庸色彩,正是所谓"欲从狂狷到中庸"。中庸的无后思想,才是正确的解读。     

五四前后的蔡晓舟邓春兰

正今年是五四运动95周年。五四新文化运动中有一员闯将,他不仅冲锋在前慷慨演说,还断指血书"誓死争取筹建安徽大学",他就是安徽合肥人蔡晓舟;他的妻子则是"首批北大女生"之一邓春兰。楔子:从水梓致"老棣"蔡晓舟的诗说起     

陈独秀狱中应胡适之邀写自传

正五四运动时,陈独秀有段惊人的名言:"世界文明发源地有二:一是科学研究室,一是监狱。我们青年要立志出了研究室就入监狱,出了监狱就入研究室,这才是人生最高尚优美的生活。从这两处发生的文明,才是真文明,才是有生命有价值的文明。"这种"最高尚优美的生活",他一生体验过5次,而1932年在南京老虎桥监狱服刑,     

毁誉在人口,沉浮意自扬——费孝通的幽默与达观

正许多人论及费孝通,很容易联系到他的多重身份,诸如社会学家、人类学家、民族学家,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中国民主同盟中央委员会名誉主席,等等。单就个性而言,他无疑是一位喜幽默、常自嘲、性乐观的人物。他曾戏称自己从"人大副委员长"任上"下岗"后,就可安心写作了。费孝通既提出过"各美其美,美人之美,美美与共,天下大同"的愿景,在给好友的私函中也坦言"《中国老年》发表了我的打油诗,出丑"。相较于钱穆、陈寅恪、顾颉刚等人,费孝通认为自己的中文水平是"三脚猫","底子不行"。他化用"闻一多"的名字来形容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制度,"有‘一’就有‘多’。这‘多’是在‘一’的领导下的","这     

钱穆：最后学历中学的大师

钱穆,生于1895年,逝于1990年。1911年钱穆在南京钟英中学读五年级,由于时局动荡,学校关门,钱穆没有毕业就辍学归家,从此再没有进过学校读书。但他却以自己的学问和教学质量,成为中国第一流的大学教授,先后在燕京、北大、清华、西南联大等中国最好的大学任教,同时著书立说,影响教育了无数学子。再后来,他只身赴香港创办新亚书院。晚年定居台湾继续做学问,是公认的历史学家、国学大师。     

曹聚仁在“五四”前后

“五四运动带来的这场大运动,对我的一生有着极大的影响。”曹聚仁这一自述,高屋建瓴地说明了他与五四运动的关系。事实确实是这样。如果不是１９１９年席卷全国、冲击浙江省一师的五四运动,以及随之而来的一师学潮,也许曹聚仁就只是一个普普通通的小学教师,不仅当时不能成为学生的领袖,后来更不能成为名教授、名学者、名记者、名作家。这并非臆测之词。五四把曹聚仁推到时代的波峰浪尖……舟遇施存统　初读《新青年》１９１５年秋天,曹聚仁从故乡浦江来到杭州浙江省立第一师范。这时尽管国内外风云变幻,校园里却非常平静。同学们都…     

读《胡绳论从五四运动到人民共和国成立》

《胡绳论从五四运动到人民共和国成立》已于今年4月出版,这是令人欣慰的,虽然伴有一丝遗憾。说“遗憾”,是因为到这本有关《从五四运动到人民共和国成立》一书的遗稿,不能不使人想到,如果胡绳同志生前能指导课题组写完这本书那有多好!再如果胡绳当年能亲笔写出这本书,那当然更好了!可是,“天命”难违,他的工作特别是身体状况使这些都成为不可能。所幸留下了这本遗稿,并且在他走后不到半年就与广大读者见面了,这多少可以弥补上述遗憾,所以终究是件叫人高兴的事。     

一定要解决好民主化问题

毛泽东在延安整风开始的1942年说过,我们党的历史上有过两个生动活泼时期,一个是五四运动到大革命,一个是遵义会议到现在。他说的生动活泼局面,主要就是指有一定的民主制度和民主生活。第一个时期的总书记是五四运动的总司令陈独秀。他严格遵守每年召开一次全国代表大会     

试论钱穆与胡适的交谊及其学术论争

在中国现代学术思想史上,钱穆与胡适是两种不同类型的学者,一个是新文化运动的领袖,西化派的代表人物;一个是传统史学派的大家、文化民族主义史学的代表人物。本文以钱穆眼中的胡适为切入点,分析了不同时期两人的学术关联及其文化观的异同,认为钱穆对胡适的评价经历了一个由尊崇到疏离再到公开批评的转变过程,研究这个转变过程,对于20世纪的中国学术思想史而言,应是一件有意义的事。     

档案里的北京“五四”

正今年是五四运动100周年。五四运动倡导的爱国、进步、民主、科学思想,翻开了新民主主义革命的篇章。"五四"前夜,究竟发生了什么?是谁在"五四"前夜,慷慨激昂地发表演讲,痛斥日本有意侵吞青岛的事实?爱国学生们在天安门集会后,进入东交民巷的美国大使馆受阻,火烧曹汝霖住宅后,为什么在曹宅中被打的是章宗祥?     

政治视角与钱穆的清代学术思想史研究

钱穆以宋学为坐标和价值尺度,评判和衡论清学。但我们往往从现代西方意义上的纯学术角度来定义宋学和清学,误认为是从学术自身来论。实则在钱穆所谓的“宋学”中,政治居其半,本身已包含了从政治角度衡论清代学术思想的视角。钱穆认为“每转益进”是中国学术演进的正常法则,但清代学术思想却是“每转益退”。新发现的钱穆《论清儒》三个版本的文字异同,为此论断增添了确证。就清代学术思想研究中的政治视角而言,钱穆比章太炎更激进,使其成为从宋学论清学的内在组成部分,完成了学理上的建构,这就是宋学中极为重视的《春秋》夷夏之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