将题目演绎成故事——谈考场记叙文的写作

对于中学生而言,从小学到中学九年里所学课文大多为记叙文（包括记叙性的散文、小说）,因此,他们最熟悉、最“拿手”的也是记叙文。尤其是语文写作能力相对薄弱的学生,议论文写作对他们来讲太难。目前话题作文文体是不限的,由此可见,记叙文是最好的选格     

开卷有益 惜墨如金——试析卷下概述、无题序的作用与编纂

修志,是政府主持的一项重要文化工程,应以优异的质量相匹配。绝不能仅以洋洋大观而自诩,持＂一本书主义＂态度。在二轮修志全面启动之际,犹应作为此观,冷静剖析首轮志书之优劣,汲取经验和教训,切实提高志书质量。我们发表林锡旦的这篇论文,便是倡导这种有益的反思,使修志工作从＂必然＂走向＂自由＂,更上一层新的台阶。     

一源万脉 一例多用——例谈高中议论文写作素材积累与运用

众所周知,考场作文时间紧、任务重,加上高中生的时间、阅历受限,素材积累往往受到诸多限制。再加上平时不注意充实新鲜的作文素材,写出的文章往往空洞无物,勉强凑成却干瘪无味。正所谓“巧妇难为无米之炊”,要想“有米”,除了应注意平时积累之外,活学活用,举一反三,注重材料的多用性也非常重要。清代学者章学诚《文史通义》称：“文辞,犹品物也;志识,其工师也。     

文明对话视野下长江流域"蛮夷"文化与黄河流域中原文化的碰撞——以春秋时"吴来征百牢"及吴、鲁国家关系为例

夏、商、周三代时的政治中心和文化中心均在黄河流域。由地缘关系而导致的长江流域的诸侯国吴、越、楚等,在中原史官掌握着话语权的文献记载中均被记为“蛮夷”。对东周时期地处中原的诸侯国与地处长江流域的“蛮夷”国之间的文化交融乃至冲突的研究,实际上是对中国地域文化产生早期时黄河文明与长江文明互动情况的研究,同时也是对华夏本体文化交融过程的深层次研究。本文分析夏、商时的“五服”和周代时的“九服”,并以春秋时期中原文化的代表性诸侯国——鲁国与“蛮夷”国家的吴国之间的军事、文化冲突为例,论述春秋时期黄河流域的中原文化与长江流域“蛮夷”文化冲突的形式与渊源。     

长颈圆体卣与提梁壶——谈青铜器形制演进、名称与功能的变化

青铜器作为一种用器,其功能的变化对于名称有很大的影响,提梁壶之所以不再称卣,可能与其功能的转变有关。     

“务实的历史写作”与18世纪下半叶的德国史学理论——以伽特勒、施洛策尔的理论论述为中心

近代西方史学诞生以前,历史研究与历史写作分立,历史被视作神学和法学的预备知识。18世纪下半叶,在以伽特勒和施洛策尔为代表的哥廷根史学家的推动下,“务实的历史写作”成为德国启蒙史学的标志性概念,历史发展过程中的因果关联被要求以系统的方式加以呈现。伽特勒和施洛策尔围绕“务实”与“系统”和“科学”这三个概念进行了史学理论层面的反思,并将普遍史—世界史的编纂作为“务实的历史写作”的实践形式。史学家被要求在经验性的史料工作的基础上,运用哲学的头脑,选择对人类文明发展具有普遍意义的时期和对象,呈现其中的系统性和关联性,让史学获得科学的性质。伽特勒在历史表现层面仍然保留了传统修辞史学的痕迹,施洛策尔则强调史学家所具有的理性能力在历史写作中发挥的主导作用。进入19世纪,启蒙史学及其理论受到德国历史主义史学家的批判,“务实”一词逐渐成为前现代史学的标签。     

文物的“是”与“不是”——试谈文物的属性、内涵和价值

近年来,各种门类博物馆的兴建,如雨后春笋,为我国文化事业的繁荣锦上添花。与此相适应,民间收藏热也如火如荼,方兴未艾。大大小小的古玩市场和地摊,充斥大街小巷,猎奇的人们徜徉其间,熙熙攘攘,摩肩接踵;电视台的鉴宝、寻宝节目,动辄给出几万、几十万、甚至更高的标价,吸引着无数     

老一辈革命家、山西籍的老同志、全省干部群众对引黄工程的热情关心与支持——引黄工程的历史记忆（三）

老一辈领导人中,彭真和薄一波是山西籍人。他们对山西缺水的情况有切身的体会,因此也就特别关心引黄工程的进展。我们每次看望彭老和薄老,第一件事就是要详细汇报引黄的情况。薄老听了引水和修路的情况后,高兴地对别人说：“山西是在踏下心来干实事哩!”彭老在他93岁高龄时,欣然命笔,     

也谈我国经济社会发展观的历史演化路径——兼与赵凌云、张连辉和汪青松先生商榷

在我国学术界,关于新中国成立以来的发展观演变,有"三阶段"说,也有"四阶段"说。如《当代中国史研究》2005年第1期发表的赵凌云、张连辉的《新中国成立以来发展观与发展模式的历史互动》(以下简称"赵张文")一文就持"三阶段"说。他们把新中国成立以来发展观的演变划分为三个时期:1949～1978年间形成和发生作用的发展观为第一代发展观,其特征被概括为经济增长导向型;改革开放以后直至1994年这一阶段为第二代发展观的     

谈考古学的一般性和特殊性研究——《考古学:理论、方法与实践》中文第二版译后记

<正>引言科林·伦福儒和保罗·巴恩的《考古学:理论、方法与实践》2012年新出炉第六版的中文翻译终于在2013年底脱稿。这本厚达656页的教材能在国家社科重大项目《外国考古学研究译丛》的五本著作中首先完成,还要归功于上海古籍出版社原总编助理童立军先生。正是他的鼓励和努力,本书新版     

治史理念与学术分野——以明成祖生母问题的争论为中心

围绕明成祖生母问题,20世纪三四十年代的学者们展开了激烈争论。这一争论牵涉傅斯年、朱希祖、吴晗、李晋华、王崇武等众多明史研究大家,涵盖治史理念、官私史料价值、史实真伪、学人关系等相关问题,为当时的明史研究带来了一股清新的空气。这一讨论折射出以傅斯年、朱希祖为代表的双方在史料观念与研究视角上的截然异趣。同时,这场学术争论还曾受到傅、朱二人个人矛盾激化的影响。对此问题进行深入考察,有利于加深对20世纪上半期中国史学演进的认识。     

县志概述撰写刍议

本文结合撰写《铜陵县志（1991～2000）》概述的实践,阐述了如何撰写概述的五点体会：一是要明确撰写概述的目的和要求;二是根据县志全部内容确定概述结构布局;三是资料的取舍与运用的五种做法和经验;四是要重视对记述对象古今全貌的概括;五是要根据内容撰写要求,认真在造句炼字方面下功夫。     

《史记》风俗习性的记写特点

《史记》是一部具有历史和文学两个方面并以写人物为中心的纪传体通史著作,在内容上以记写人物为主,但又兼有政治、经济、军事、哲学、法律、天文、地理、医学等内容,其中还不乏对人的风俗习性的记写。但《史记》对人的风俗习性的记写,不同于对人物和其它内容的记写,有着其自身的记写特点。其一,分传记写。司马迁生活的汉王朝,是一个以汉民族为主的多民族统一的封建王朝,它疆域辽阔,人口众多,在其周边还有一些与其有着密切联系的当时少数民族建立的政权。汉族和一些少数民族在风俗习性上有着很大的不同,即使是汉族本身,由于生活地域的不同,…     

志书概述是地方名片

概述的作用是反映全志大势大要,突出地方特点和优势,揭示规律,便于资政,发挥地方名片作用。概述内容应从概貌、特点、优势、规律、远景等5个方面介绍地情。概述应在撰写模式、方法和提炼文字方面下功夫。     

中国绘画程式略论

世界上任何一种成熟的艺术都表现为一定的程式,中国绘画尤其如此。本文通过对中国绘画史及世界绘画史以及对当代中国绘画的研究,对中国绘画程式的起源、发展过程及发展趋势进行了分析和论述。     

山水文笔任君行——编修旅游志之探索

文章介绍了第二轮旅游志编修的办法：1．巧用动词写景的险峻;2．巧用视角写景的秀美;3．巧用状物写景的神奇：4．巧用比喻写景的神韵。运用上述记述方法,把景物描绘得栩栩如生,从而达到把景点写真、写活、写美的目的。     

以通史的眼光撰写和阅读近代史

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组织编撰的《中国近代通史》近期已由江苏人民出版社出版。全书共10卷,约550万字,各卷名称如下:第1卷《近代中国历史进程概说》,第2卷《近代中国的开端(1840—1864)》,第3卷《早期现代化的尝试(1865—1895)》,第4卷《从戊戌维新到义和团(1895—1900)》,第5卷《新政、立宪与辛亥革命(1901—1912)》,第6卷《民国的初建(1912—1923)》,第7卷《国共合作与国民革命(1924—1927)》,第8卷《内战与危机(1927—1937)》,第9卷《抗日战争(1937—1945)》,第10卷《中国命运的决战(1945—1949)》。本书的出版,完成了近代史研究所几代人的夙愿。对于1840—1949年完整的中国近代史来说,本书的撰写还是一个尝试。本刊特别约请我国近代史学界几位著名学者通过笔谈的形式发表看法,以期引起关注和讨论。     

第二轮志书概述撰写探析

首轮志书概述存在很多问题,写好概述要确定写作体武,如史志结合体和分块记述体。概述写法分为六个方面：1．认真谋篇布局,精心进行构思;2．高屋建瓴,把握大势大要;3．抓住主干,不枝不蔓;4．突出地方特点;5．重在记述,适当点评;6．坚持创新,力求写出新意。撰写概述还要注意篇幅文采以及延伸和衔接部分、数据、记人等方面的问题,把握各个环节,精心操作,才能写好。     

Neorealism,Iranian Style

One of the most remarkable developments in international film of recent memory is the emergence of a vibrant and creative film industry in Iran following the Islamic Revolution of 1979. In light of worldwide acclaim for the work of Iranian filmmakers, scholars have pointed to a strong similarity between the style of these films and those of post-war Italian Neorealist filmmakers. By analyzing the works of three of Iran's leading directors, Abbas Kiarostami, Mohsen Makhmalbaf and Majid Majidi and comparing them with the greatest Italian Neorealist film, The Bicycle Thief, this study will attempt to show how Iranians are working within the Neorealist tradition while at the same time making it distinctively their own.