旅游小企业与旅游地社会文化变迁:阳朔西街案例

本文以阳朔西街的旅游小企业为例对旅游小企业与旅游地社会文化变迁的关系进行了具体分析。论文首先研究了西街旅游业发展以后产生的种种社会文化变迁的现象,在此基础上分析了西街的旅游小企业在旅游地的社会文化变迁中所发挥的作用:西街旅游小企业的经营内容之一就是中西方文化的交流;旅游小企业的从业人员成为社区社会文化变迁的先锋人群;西街旅游小企业是当地居民与外来游客进行交流或沟通的一个平台。最终文章得出旅游小企业的存在直接促进或加速了社区的这种社会文化变迁的研究结论。     

论生态旅游地文化变迁与生态创新研究的生长点及其实践意义

生态旅游地属生态旅游空间地域范畴,是人类认识生态美、创造生态美和享受生态美的天人合一的生态系统。生态旅游地的文化变迁和旅游生态文化创新研究,是生态旅游理论与实践面临的新课题。本文在界定生态旅游地及其文化变迁的基本概念,分析国内外生态旅游地文化变迁研究进展的基础上,从理论上提出生态旅游地文化变迁和旅游生态文化创新研究的生长点,并阐述其重要的实践意义。     

基于旅游者凝视的后发型旅游地文化认同与文化再现

后发型旅游地是在欠发达地区,旅游业起步较晚,准备不充分,在资金、技术、人力资源、客源市场、基础设施等方面处于相对不利地位的旅游目的地,在旅游发展初期,旅游者的凝视会对旅游地文化产生重要影响。旅游者凝视理论为分析后发型旅游地文化认同与文化再现提供了理论依据。通过对泸沽湖景区旅游者问卷调查并运用主成分分析法发现旅游者凝视的主要对象为:特色民俗文化、仪式性文化、母系氏族文化、自然景观,且以人文景观为主。对居民的问卷调查和非结构式访谈发现旅游者凝视对提高居民文化认同和文化自豪感、强化"摩梭人"族群认同、建构旅游地文化再现具有重要影响,也在一定程度上改变了文化的真实性,而政府引导性文化再现在提升泸沽湖旅游形象的同时,使得文化再现表现出秩序化、可持续的发展趋势。     

女性旅游者行为特征的传统社会观念传承与变迁分析——以赴桂林女性旅游者为例

本研究以女性旅游者为研究对象,探究其旅游行为背后的传统社会观念变迁。研究认为,当前女性旅游者具有以下行为特征:①成年女性在旅游决策中处于主导地位;②女性旅游者偏好自然观光旅游资源,且以短途、自助旅游为主;③女性旅游者偏好群体旅游,其旅游带动效应为2.49;④女性旅游者关注旅游地安全与旅游费用,旅游信息来源以互联网和亲朋推荐为主。而女性旅游者行为特征所反映的传统社会观念的传承与变迁则表现为:①传统夫权理念已基本被女性旅游者摒弃,但对于男女平权理念其思想意识与行为表现仍存在较大差异;②女性旅游者认同群体本位理念,但传统家庭群体本位理念已逐步转向朋友、同事群体本位理念;③女性旅游者认同并践行传统的俭约理念。     

认同在旅游活动中的表现及对产品开发启示

旅游者通过对旅游地的认知而赋予这些地方特定的意义与价值;在参与旅游活动中,旅游者与旅游地之间各种形式的情结关系正逐渐加深,这种关系影响了旅游者对旅游地的态度与行为表现,由于旅游开发,当地人也会表现不同的态度与方式。本文在阐述认同内涵的基础上,探讨了认同与旅游活动的关系,具体分析了认同在旅游者心理、情感、文化、经济等方面的旅游行为表现。最后,归纳旅游者与居民认同对旅游产品开发启示,希望借此提高旅游开发效用与质量。     

从神圣到世俗的欠发达地区乡村社区空间异化——国内背包客凝视下的亚丁村

从旅游凝视理论的已有研究不足出发,利用内容分析法梳理出背包旅游者对亚丁的多感官凝视内容;通过田野调查并依据表演理论,研究亚丁村社区面对凝视所采取的调适机制及空间响应。最后从背包旅游者凝视和社区调适两方面提出欠发达地区旅游目的地的舞台管理者可能采取的管理路径。针对背包客的多重感官凝视和当地社区的反凝视调适,管理者一方面可以通过加强背包客自我凝视、改变凝视内容、促进其对村民正向示范效应而进行;另一方面要通过合理的制度安排进行社区反凝视能力建设,帮助原著居民站上舞台,展演其原生文化。本文对多向度凝视及旅游凝视与展演、迷思等的关系研究提出了新的理论启迪。     

从神圣到世俗的欠发达地区乡村社区空间异化——国内背包客凝视下的亚丁村北大核心CSSCI

从旅游凝视理论的已有研究不足出发,利用内容分析法梳理出背包旅游者对亚丁的多感官凝视内容;通过田野调查并依据表演理论,研究亚丁村社区面对凝视所采取的调适机制及空间响应。最后从背包旅游者凝视和社区调适两方面提出欠发达地区旅游目的地的舞台管理者可能采取的管理路径。针对背包客的多重感官凝视和当地社区的反凝视调适,管理者一方面可以通过加强背包客自我凝视、改变凝视内容、促进其对村民正向示范效应而进行;另一方面要通过合理的制度安排进行社区反凝视能力建设,帮助原著居民站上舞台,展演其原生文化。本文对多向度凝视及旅游凝视与展演、迷思等的关系研究提出了新的理论启迪。     

基于手段—目的理论的人本化旅游解说系统构建

国外发达国家20世纪70年代进入后工业化阶段以来,城市居民收入与消费文化的改变,引起旅游需求及行为的转变,旅游活动过程中参与程度普遍提高.在此背景下,旅游者对旅游地解说服务的要求也呈现一种新趋势,要求旅游区管理者能够针对不同的旅游者提供相应的解说服务类型与项目,以提高旅游者的亲身体验.由于我国旅游业的发展历程较短以及发展阶段的相对滞后性,当前国内学者对该领域的关注较少.本文尝试性的以人本主义的理念为线索,借用手段一目的理论的基本内容,在当前生态环境原始类旅游地背景的基础上,通过对旅游者旅游价值体现与解说系统构成的关系分析,试图总结出针对不同类型旅游活动的旅游解说系统构建模式,以期丰富旅游规划的基础理念.     

中外生态旅游者动机与行为的比较研究

本文基于对当今国内外生态旅游者的动机和行为的调查,分析比较了国内外生态旅游者动机与行为的异同。研究发现：大多数国内生态旅游者的旅游动机是“缓解压力”和“欣赏自然”,而在国外生态旅游者中,旅游动机为“寻求新的体验”和“了解自然”的居多;环境纯净、风景优美的自然生态旅游地是现今中外旅游者的首选;影响国外生态旅游者选择何种旅游产品的因素主要与旅游地的情况有关,而旅游产品价格、旅行社服务水平对国内生态旅游者的旅游地选择的影响较大;中外生态旅游者的团队在构成上有比较大的差别;导游讲解和导游手册／景区标识牌是国内生态旅游者增进对景区了解的主要途径,而国外游客对旅行社与导游的需求较少;当环保行为与游客自身利益发生冲突时,国内游客还是表现出比较强烈的自利思想,而国外游客则表现出比较坚定的环境信念。本文的最后提出了对我国生态旅游健康发展的建议。     

旅游者动机与行为类型研究--以世界遗产地西递为例

按利益追求和行为方式划分的下游细分市场能够对旅游者进行更为"人性化"的分类,确定旅游地真实的细分市场结构,有助于改进旅游地产品开发和市场营销的针对性和效率,提高旅游地的市场竞争力。本文以西递为例,在对旅游者动机、利益追求和行为模式进行调查的基础上,通过分层聚类的方法,根据主导动机的不同将西递旅游者分为四种类型,分别命名为专业型修学旅游者、探求型文化旅游者、发展型文化旅游者和消遣型文化旅游者,并分析了不同类型旅游者的人口社会属性、旅游行为及利益追求的基本特征。     

场域织补:旅游传统村落更新理论新议

文章引入织补理论和场域理论，采用理论演绎与概念诠释方法，从场域织补视角出发对旅游传统村落更新理论进行思辨。研究发现，旅游重构了传统村落更新方向与逻辑，村落“碎片化”提供了织补理论应用的复杂性与矛盾性条件；旅游引发传统村落场域解构为旅游、生活、生产三大子场域，资本分化和竞争加大场域内外压力并引致场域失调；在保持村落复杂性前提下，场域织补可通过调适场域而作用于旅游传统村落更新过程。研究认为，场域织补的基本内容包括文化场域织补和关系场域织补，可运用资本调适作为场域织补的技术工具。     

文化记忆视角下乡村旅游地的文化研究进展及框架构建

乡村旅游地的文化研究一直是旅游地理学关注的重点领域,而乡村文化的恢复与重构更是亟需解决的科学问题。本文从乡村旅游的概念内涵、文化表达与测度、文化保护利用、地方认同、乡村记忆及文化重构等方面对相关文献进行梳理,提出文化记忆理论和旅游人地关系理论视角下乡村旅游地文化的研究框架、内涵和内容。针对已有研究的不足,本文将乡村文化记忆作为分析乡村旅游地文化时空过程的逻辑起点,立足于文化记忆理论关注的文化记忆识别、地方身份认同和文化连续性等核心内容,构建了“时间维度、空间维度、社会维度”的三维研究框架,并据此提出了乡村文化记忆在时间、空间和社会维度的研究内容。为今后进一步丰富文化记忆与旅游地理学的融合,深化乡村旅游地文化研究的理论构建和方法创新,寻求乡村旅游地的文化研究新视角、新方向和新方法提供指导。     

民族文化旅游空间生产刍论

本文从空间生产视角研究民族文化旅游开发,提出"民族文化旅游空间生产"学术概念。此概念借鉴融汇了空间生产、文化空间与文化再生产等核心理念,凸显旅游空间的文化建构本质。民族文化旅游空间是民族文化旅游地地理空间、文化空间、社会空间的叠合概念,是具有明确地理空间的旅游主客体互动的场域,具有物理性、社会性、符号性、可生产和可消费性四大属性。民族文化旅游空间的生产原则,以旅游环境承载力、游客体验满意度和旅游系统利益相关者的和谐度为前提。生产内容包括旅游物理空间、旅游景观符号空间、旅游参与体验空间三层面的生产。主要生产方式有原态保护式、历史复原式、模拟示范式、创新复合式、虚拟流动式。     

本真视角的少数民族旅游文化符号舞台化研究

本文以Cohen主客二维动态真实性与舞台化关系模型为基础,在符号的表达和内容层面对少数民族旅游文化符号进行剖析,以旅游文化符号的能指与所指作为符号维度,以旅游文化的真实性与舞台化作为本真维度,建构出旅游文化符号化的四种关系类型,即意指性旅游文化符号(signification)、象征性旅游文化符号(symbol)、隐喻性旅游文化符号(metaphor)及指示性旅游文化符号(instructions),深入分析少数民族旅游目的地文化符号的结构分层状况,从跨学科的角度了解人文地理本真性景观与舞台化景观的建构互动过程,推动本真性理论的进一步发展。     

符号表征与主客同位景观：民族文化旅游空间的一种后现代性——以“彝人古镇”为例

以旅游空间生产为主要特点的模拟的民族文化主题公园和人造景观是后现代旅游的一种典型代表。本文以云南“彝人古镇”为例,从空间生产角度对民族文化旅游所体现的后现代性特征及其社会效应进行探讨,认为“符号表征”与“主客同位景观”分别是民族文化旅游空间客体生产与主体生产的标志性特征。民族文化主题公园成就了存在主义原真性旅游体验,在少数民族文化遗产旅游利用与保护方面具有积极意义。     

古村落旅游社会文化影响:居民感知、态度与行为的关系——以广西龙脊平安寨为例

以龙脊平安寨为例,从居民感知的视角,通过构建结构方程模型对古村落的旅游社会文化影响进行研究,探讨居民主体因素与旅游社会文化影响感知、社区发展满意度及行为倾向之间的关系。主要结论:(1)居民文化认同感越强,对旅游社会文化影响的正向或负向感知越强。(2)居民的旅游参与程度越高,对旅游社会文化影响的正面感知越强。(3)居民对旅游社会文化影响的正向或负向感知越强烈,对社区发展的肯定或否定评价越强。(4)居民对旅游社会文化影响的正向或负向感知越强烈,其支持或反对旅游开发的行为倾向越明显。研究还对旅游开发中古村落的社会文化传承和发展提出建议。     

“路学”视角下公路交通对旅游地的影响维度与机制研究

“路学”是关于道路功能、时空演化及其区域影响的理论,为研究公路交通对旅游地影响提供新视角。借鉴“路学”构建“公路建设及其作用-公路对旅游地的影响-公路与旅游地交互响应”结构模型。结果表明：公路交通对旅游地的影响表现在经济、社会、文化和生态等维度,且具有正向影响。公路在增强旅游地通达性、刺激经济发展和改变生态环境的同时,也具有鲜明的社会文化特性,改变着人们的旅游经历与体验方式,引发地方重构和社会重塑。经济和生态维度对交旅响应有着正向影响,社会和文化维度影响不显著,交旅交互响应对公路交通建设影响不显著。进而基于生产、使用、建构和消费构建影响机制,以期为促进交旅协调发展提供新的理论视角和科学依据。     

民族旅游村寨居民文化依恋的时空变迁及其机理——以贵州西江千户苗寨村落群为例

地方是人文地理学的重要研究内容。基于地方理论,以贵州西江千户苗寨村落群为例,运用结构方程模型方法分析了旅游影响下民族村寨居民文化依恋在不同时空范围的影响路径及其作用机理。研究结果表明：①旅游利益感知和旅游成本感知对文化依恋、文化依恋对文化保护态度及行为在不同时空范围具有不同的影响路径关系;②旅游影响下的地方时空分离及其脱域机制是引起民族村寨居民文化依恋时空变迁的主要动力。对引起文化依恋时空变迁的前因影响关系和与之引起的后果效应进行整合分析,探讨文化依恋在不同时空范围的影响关系机理,希冀对民族村寨的可持续发展提供借鉴。s     

Cultural impact of modernization and tourism on Dai villages in Xishuangbanna,China

The development of tourism can have a considerable sociocultural impact on ethnic communities, but few studies have attempted to separate the unique impact of ethnic tourism from the overall impact of modernization and describe its mechanism clearly. This paper describes a quasi-natural experiment performed in three typical Dai villages in different stages of tourism development. A crosswise and longitudinal comparative study was performed on Dai village culture. The study indicates the following: (1) spiritual culture has been transmitted relatively unchanged across generations in three Dai villages, but material culture has undergone various degrees of change. (2) The changes in material culture and some parts of institutional culture have been caused primarily by the pressure of overall social modernization. (3) Currently, the overall thrust of modernization in mainstream Chinese society has driven some ethnic cultural practices out of use, while the endogenous driving force of tourism development in ethnic communities has pulled them back into use. (4) Under the influence of modernization, the issue of whether ethnic tourism communities can be developed in a sustainable way depends on both bottom-up and top-down factors: the leading role played by community elites internally, developing useful parts of ethnic culture and discarding useless parts during repeated games in the tourism field, and government policy and guidance facilitating planning.