万里在农村改革中的三大贡献

万里在农村改革中的思想和实践,应分为两个阶段。第一阶段,是从1977年6月至1980年2月,万里担任中共安徽省委第一书记,在一个省的局部地区实行农村改革。邓小平说,“中国改革从农村开始,农村改革从安徽开始,万里同志是有功的”;坊间传说,“要吃米,找万里”,就是对这一段情况的概括。第二阶段,是从1980年2月到1988年4月,万里担任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书记处书记,国务院副总理,并在一段时间内兼任国家农委主任,分管农村工作,具体指导全国的农村改革和农业发展。万里对中国农村改革与发展的贡献,是多方面的,择其要者有下述三个方面。     

万里领导安徽的拨乱反正(上)

邓小平同志说,中国的改革从农村开始,农村改革又从安徽开始。1977年夏天,万里临危受命奔赴安徽任职后,常常把轿车远远地停在村外,不打招呼步行进村入户,看到的却是一个个触目惊心的贫穷与落后场面。这位改革开放的先驱者,眼含热泪,团结带领中共安徽省委一班人采取一些列果断措施,冲破长期以来左倾错误的严重束缚,从思想上、政治上、组织上肃清"四人帮"的流毒和影响。回望历史,不忘初心,在万里诞辰100周年之际,本刊特编发万里领导安徽的拨乱反正,以史为鉴,启迪今人。     

“四人帮”被捕消息是如何泄露的

有人经常问我,听说粉碎“四人帮”之后,中央对此消息进行了严密封锁,可是“四人帮”在上海的余党还是很快就知道了。我当时是审判林彪、江青反革命集团案特别法庭的审判员,后来又担任审判“四人帮”上海余党的上海市高级人民法院刑事审判庭审判长。下面我谈谈上海的这伙余党是怎么知道“四人帮”被捕消息的。     

万里与安徽农村改革

20世纪70年代末80年代初,在中国有一句广为流传的话:"要吃米,找万里。"邓小平也说过:中国的改革是从农村开始的,万里同志是立了大功的。1977年6月到1980年,万里任安徽省委第一书记,他率先搞起了"省委六条",既而做出"借地度荒"、"联产计酬"、"包产到户"等一系列决策,拉开了中国农村改革的序幕。万里晚年用了"惊心动     

万里的耄耋之年

书刊是万里一生的伴侣。当听说毛泽东主席批注的《二十四史》新版发行后,非常想一睹为快却又不懂行市的万里很爽气地说"我在秘书那儿还有点钱,好几千块呢!快去买一套吧!"秘书立即去联系了,回来汇报说:"人家照顾首长,只收成本价,13万5千元(原价15万元)。"老人一昕只得摇摇头,默不做声了。     

八十重上黄山──回忆安徽的农村改革

今年6月,我应安徽老年新闻工作者协会和安徽老年报社的邀请,以81岁之身,在距上次15年之后,重上著名的风景胜地黄山,引起了一段美好的回忆。回忆的主要内容是关于安徽在20年前揭开我国农村改革开放序幕的情景,也是《人民日报》在当时对安徽改革进行大力宣传的情景。小平同志曾说：中国改革是从农村开始的,农村改革是从安徽开始的,万里是立了功的。这段历史之所以值得回忆,主要意义在这里。6月8日一到蚌埠,我触景生情,感慨万千。蚌埠原是凤阳县的一个小镇,凤阳是农村“大包干”的发祥地,我立即想起了当时曾经流传全国的“要吃米…     

“郑龙赵虎”的赵万里

三十年代前后,学术界同人谈起做学问如何勤奋,都曾交口称赞“郑龙赵虎”。这郑是郑振铎,这赵是赵万里。后来,每当有人谈起赵万里先生,著名词学家唐圭璋教授都深情地说:“万里才思敏捷,若有人问及某题,他连那本书、第几页、第几行都说得很准确。我着手编撰《全宋词》,就是依他的《校辑宋金元人词》为基础。……”原来,赵与唐是南京东南大学国文系的同学,朝夕相处,切磋学业,感情甚诚笃。1925年,王国维应邀去北京清华国学研究院任教,身边缺一理想助手。经人推荐,王发现赵万里这位小同乡(王、赵都是浙江海宁人),年龄不大,见地不凡。遂与校方交涉,破例让赵提前结业。于是赵万里去北京做了王国维的助教。古人说得     

文革大片《反击》的来龙去脉

1976年,“四人帮”在短短的6个月零20天的时间内,紧锣密鼓地炮制了一部名日《反击》的影片。在后来全国上下揭批“四人帮”的高潮中,这部影片曾作为反面教材,先后在北京等大中城市组织过巡回“内部放映”批判。我的父亲刘建勋时任河南省委第一书记,他本人在《反击》影片中给设定成了头号反派角色即“黄河省的省委书记韩凌”的原型。这种规格的“特殊礼遇”可以说是空前的。当时,以他为代表的河南省各级领导干部向“四人帮”及其爪牙进行了针锋相对的抵制和抗争,因而成为“四人帮”及其爪牙的眼中钉。     

万里访谈录

1995年10月,人民出版社出版了《改革风云中的万里》,很快成为一本畅销书。作者是较长时间在万里身边工作的原新华社记者、《农民日报》原总编辑张广友。1994年8月5日,在作者请万里审阅这部书稿时,万里就书稿中着重记述的当年铁路整顿和农村改革问题,讲了许多重要的意见,也披露了一些鲜为人知的史实。这次谈话虽然过去三年了,但其中有关经济改革的一些论述,对现实还是很有启迪意义的。下面是这次谈话的摘录,是万里同志最近同意交本刊发表的。     

我参与报道安徽农村改革

1977年6月,我在“批邓反击右倾翻案风”逆境中相识的万里主政安徽。1977年9月,根据万里的多次建议和要求,我被新华社派为常驻安徽记者,在万里直接领导下对安徽的农村改革进行调查研究、宣传报道。历史的机遇把我推上农村改革的潮头,让我有机会为这场具有重大历史意义的农村改革做了一些工作。     

万里教子务农记

１９６２年秋季的一天，河南省黄泛区农场园艺场的一间集体宿舍里，新添了一位讲普通话的年轻人。他穿着朴素，浓眉下一双黑眸忽闪忽闪地透着机灵，嘴边胡子青青的，说起话来带着顽皮的笑。人们一打听，才知道他叫万伯翱，是当时北京市委书记处书记、副市长万里的大儿子。原来万伯翱高中毕业后未能升入大学，万里同志就鼓励他响应党“大办农业，大办粮食”的号召，下乡参加农业第一线生产劳动，到黄泛区农场当了一名普通的农工。当时，万伯翱刚刚１８岁，职工们都亲切地叫他“小万”。 “黄泛区”，这在过去是一个苦难、贫穷的代名词。１９…     

我为周总理处理后事

1976年初,周恩来总理逝世后,我经历了终生难忘的几个日日夜夜。此后很久的一天,我接到邓姨（因为邓颖超和我母亲的关系,从小我就称她为邓姨）的通知,要我去向她汇报那几天里我为总理所做的事情。我如实详细地向她老人家作了汇报。她听完后问我,“是谁安排你去做这些事情的？”我告诉她,除了主持医院的悼念会是领导安排的以外,其他诸事都是我自己主动去做的。我也如实汇报了当时并没有经过认真的思考,而是不由自主地认为这些事似乎就应该是由我去做的。     

彭冲在文革中处理的两件难事

1974年1月,我从几年的特殊“学习班”“毕业”不久,中央召集每省两名新华分社记者进京学习。我作为一名学员,听了江青的“批林批孔批周公”的布置,领了姚文元“一月一次书面汇报”的“圣旨”,戴着“中央特派记者”的帽子返回江苏。上面规定,特派记者可以列席省委常委会。当时江苏省委的第一书记是刚解放出来的彭冲同志。因此我们几乎三天两头碰面。随着运动的延伸,被批判的事物也越来越多。“四人帮”在全国发起批判一本“反党反社会主义大毒草”的画册中,有南京艺术学院教授陈大羽的一幅国画《迎春图》——雄鸡抖毛翘尾望着迎春花。     

“要吃米找万里”民谣的来龙去脉──农村改革为什么从安徽开始?

大跃进时期,安徽是受左倾错误折腾的重灾区,出现过“重新挎起讨饭篮子”“背井离乡”的惨景。1961年,安徽实行责任田,大范围成功。不久,却遭受无情打击,责任田被迫彻底“改正”。1977年6月,万里主持安徽工作,大胆肯定包产到户是社会主义的生产责任制,安徽农村重又“风调雨顺”,始有“要吃米,找万里”民谣的流传。责任田的内容很简单,可是,它在安徽及中国农村所经历的风雨却是非常复杂和惊心动魄的。这又是为什么呢？这是本文所要触及的深义。     

从国务院文化组到四届人大

1971年夏 ,中央指定我作国务院文化组负责人 ,我感到很难办 ,万里同志建议我最好找一个能和毛主席见得上面、说得上话的人 ,比如王曼恬。我接受了这个建议 ,事后证明 ,万里同志的这个建议 ,对我在文化组的工作有很大帮助。江青为了实现其个人野心 ,把文化组的许多人都整下去。不仅这样 ,“四人帮”还制造事端 ,把矛头直接指向周总理 ,使我很为难 ,我对文化组的事真感到伤脑筋。四届人大召开前 ,周总理分别找一些人谈人事安排 ,周总理在与张春桥、江青谈话时 ,他们提出要我去文化部任部长 ,我知道后对周总理说我不行。我负责北京市的工作已很繁重 ,我不懂文化 ,前一段我负责文化组时 ,很多工作也没有做好。后来人大需要人 ,我就去了人大 ,结束了在文化组的工作。     

陈大羽与他的公鸡画

我于1976年10月16日下午奉命参加中央工作组随彭冲同志急赴上海。当时我毫无思想准备,是从会议室里被人叫出来赶到彭冲家里,简单说了几句后,彭冲就说:“明天一早就走,是北京来的专机。”我在江苏正在做的工作如何交代?家务如何安排?都没有细谈。说走就走,那个年代其实就是这样简单的。当时上海的局面还在“四人帮”余党控制之下,一场武装暴乱     

民间文物收藏势不可挡

人的一生,会经历许多意想不到的事情。 我经历过五十年代后期历次政治运动,尤其深刻经历了“文革”。粉碎“四人帮”前夕,我在淮阳五·七干校改造思想,天天讲阶级斗争、路线斗争,时时要表达一辈子走五·七道路的决心。我当时真的认定,这一生就是要在改造“资产阶级世界观” 的炼狱中度过了,在苦修“自觉”的最高境界中以苦为乐吧。没想到“四人帮”顷刻垮台了,邓小平同志复出了,拨乱反正了,改革开放了。更没想到,我能在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后入了党,提了干,又到了中共中央办公厅工作,后     

“穷过渡”的最后挣扎──1977年11月“普及大寨县工作座谈会”的一段史实

1977年秋冬之间,当时的党中央、国务院主管农业的领导人在北京召开了一次“普及大寨县工作座谈会”。这是中国农村改革始发阶段的一个重要事件。在这次会议前后,围绕着我国农业是否要继续开展“学大寨”运动,突击搞“穷过渡”等问题,展开了一场激烈的大辩论。过去二十多年,直到去年纪念十一届三中全会二十周年之时,在众多的纪念文章中,很少见到有人提及这一重要的历史事实。作为参加了这次座谈会的一名记者,我深深感到,要了解中国农村改革,这段史实是不能忽略,更不能遗忘的。1977年中国农村形势十分严峻粉碎“四人帮”之时,我国…     

’93老骥万里走单骑

关于人类的著名远行,历史上曾有过许多,但其目的各不相同,如外国的十字军东征,凡尔纳的环球旅行;中国的红军两万五千里长征等等。从前些年《经济日报》记者罗开富徒步再走长征路为开端,由个人到集体举创的各种万里行活动陆续出现。象老红军再访长征路、书画家写生万里行、摄影家拍照万里行、旅游家骑车万里行等,还有中央电视台陈铎“话说长江”万里     

特别法庭审讯“上海武装叛乱“纪实

在刚粉碎“四人帮”不久,上海的形势危急异常,一触即发。“四人帮”在上海的骨干欲作垂死挣扎,设立了两个秘密指挥点,进行军事及控制报社、电台等舆论工具的活动,企图进行武装叛乱。1980年特别法庭对其策划主谋王洪文、张春桥进行了审讯。主审法官王文正在《特别法庭审讯“上海武装叛乱”纪实》一文中,回顾了当时的庭审情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