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汶口文化“ ”符号新解

分析新石器时代大汶口文化遗址出土的陶尊上刻划符号“ ”,结合仰韶文化庙底沟类型彩陶鸟纹的演变、良渚文化玉器上刻划的鸟纹图像,大汶口文化陶尊上刻划的符号“ ”应是鸟的简化和变形,是巫师借用来沟通天地的巫术符号。     

大汶口文化“”符号新解

分析新石器时代大汶口文化遗址出土的陶尊上刻划符号“”,结合仰韶文化庙底沟类型彩陶鸟纹的演变、良渚文化玉器上刻划的鸟纹图像,大汶口文化陶尊上刻划的符号“”应是鸟的简化和变形,是巫师借用来沟通天地的巫术符号。     

再论大汶口文化的陶刻

关于大汶口文化中出现的陶刻符号,就其意义问题,曾引起学术界的热烈争论。从 60年代首次发现于大汶口文化遗址以来,一直没有间断对这一课题的研究。本文通过相关文化的区域特征和刻划符号出土的背景资料,阐明大汶口文化的刻符,并非具有文字的意义,应该与原始宗教有着密切的关系。     

释“昊”

本文根据对大汶口文化陶文的研究,认为大汶口文化陶文中的就是后代的“昊”字及“皞”字,并认为这个符号是一个族徽标志,代表的就是历史上的太昊族。     

论大汶口文化大口尊

大汶口文化大口尊是随着社会发展的节拍而出现的时代性器物,与当时的生产力发展、意识形态的转变以及宗教活动都有着密切的联系,加上大口尊上的刻划符号,更是显示了这种特殊器物的深奥意义.大口尊不是普通生活用具,而是在当时的社会背景下新出现的一种特定器物.同时,大口尊上的刻划符号,表达的也是一种具有宗教内容的刻符.     

淮河流域大汶口文化的族属探析

龙山时代早期,在今黄淮间的淮河流域一带,分布着一支大汶口文化。它来源于山东汶泗流域的大汶口文化,其性质属东夷文化,是东夷少昊氏的后裔;其年代与皋陶及其近祖生活的年代相当;其分布地域与皋陶族团活动的范围大体一致;其与华夏文化交错分布的情况也与皋陶为华夏联盟成员的身份相符。这一系列的证据链表明淮河流域大汶口文化的族属应与皋陶族团有关。     

从图像文字到甲骨文--史前东夷文字史略

古东夷族文字的出现经历了一个漫长的历史发展过程从北辛文化的刻划符号开始,经过大汶口文化的图像文字、龙山文化文字,到岳石文化的甲骨文字.我国商代甲骨文的主要源头当来自古东夷族.     

试论仰韶陶符

本文所称“仰韶陶符”,系指仰韶文化遗址中陶器上所见的刻划符号。目前发现的陶符不止见于仰韶文化遗存,其他如老官台、大汶口、龙山、马家窑、大溪、良诸、崧泽、小河沿、西樵山等诸新石器时代文化遗存中,及商周时代的文化遗存中,都有陶符（或陶文）发现①。自这些符号发现以来,学者中不乏研究讨论者,但因局限于这些符号绝大多数都只单见于陶器上,故讨论多集中于这些符号是否文字及其与汉字的渊源关系等问题上②。我们认为,这些符号究竟能否算作文字,它们与汉字的关系究竟如何,必须因时、因地、因字而定,不同时期、不同地点的陶…     

远古文明的火花——陶尊上的文字

自从大汶口文化的陶文重新问世以来,考古界议论纷纷,新说迭出。这里,想从陶尊谈起,也来探讨一下陶文的问題。在大汶口文化的器物群中,陶尊的数量不多,然而形体硕大无朋,有的高达六十多厘米,犹如驼立羊群,引人瞩目。有人以其口大腹深,名之曰缸;或以其形似倒置的头盔,而称之为盔形器。根据它们的形制和用途,依我看还是叫做陶尊为宜(图一)。目前,此类陶尊见于正式报告的仅十来件:刘林基地出土五件,大墩子一件,大汶口四件,景芝四件,莒县陵阳河、诸城前寨也发现了或残或整的几件。陶尊的形体是出众的,而随葬陶尊的墓更与众不同,在各墓地上都居于显要地位。试看刘林墓地的情况:两次共发掘了一百九十七座墓葬,无随葬品的占一半以上。随葬品超过八件的三十来座,其中二十五件以上     

浅谈扶风五郡出土“琱生尊”的器形及相关问题

本文在梳理西周时期陶大口尊材料的基础上,通过器物形态的比较,并结合陶大口尊的出土背景分析,认为扶风五郡"琱生尊"是模仿周原地区西周居址遗存中陶大口尊造型而制作的。进而根据铜尊铭文内容及窖藏出土环境,探讨了其铸造地与召公采邑地望的关系。     

蚌埠双墩遗址放射状刻画符号新释

蚌埠双墩刻画符号时代久远,内容丰富,是研究文字形成和古代文明的重要材料。陶碗腹部的放射状刻画应当视为符号,这些符号反映了先民朴素的宇宙观。刻画有符号的陶碗是倒扣放置的,象征天盖,用于特定的仪式之中。     

巴蜀符号初论

在四川地区战国时期的器物上,经常可见一些图形符号(本文称作“巴蜀符号”),其形奇异与常见的纹饰不同,也与汉文字大相径庭。对于这种“巴蜀符号”,不少学者都以为是巴蜀古族用来记录自己语言的工具,或称之为“巴蜀图语”,或称之为“巴蜀文字”,有学者甚至还这样认为:“巴蜀符号”不仅是文字,而且已是有音符和意符之分的进步文字了。     

中国古陶瓷与书法艺术

一、中国古陶瓷器是研究汉字起源和书法艺术的重要依据 中国制陶起源很早。自古相传“神农氏作瓦器”,“昆吾氏作陶”。史称“舜陶河滨,河滨器皆不若窳”。而汉字起源同样是历史悠久。远在六七千年前的仰韶文化(半坡类型)与四五千年前的大汶口文化以及马家窑文化(马厂类型),陶器上面常见有作为记事的符号,似可视为汉字的滥觞。它们     

四川汉代陶翼虎研究

近年,在四川崖墓当中发现了新奇、罕见的陶翼虎,年代为东汉中晚期。陶翼虎背部方形或者圆形的孔洞模仿自商周时期的铜虎尊,显然,其用途应为陶牺尊,而不是以往学者们所说的陶器座;其羽化造型的思想渊源来自两汉时期的升仙思想,既有本地因素的直接影响,也有关中因素的间接影响;其写实的模塑表现方式与本地崖墓当中的动物俑完全一致。总的来看,四川汉代陶翼虎是融合了早期牺尊造型、本地升仙思想和陶俑艺术的复古创新产物,颇具时代特征和地域特色。这类器物被随葬于崖墓当中,不仅是仙境模拟之物,也反映了个别墓主人的思古之情。     

前埠下大汶口文化的性质与年代

1997年 ,山东省文物考古研究所等单位在山东省潍坊市前埠下遗址进行过一次考古发掘工作 ,清理出大汶口文化时期的房基、灰坑、墓葬等各类文化遗迹 ;出土大量陶、石、骨、角等文化遗物。本文主要利用这次发掘所获资料对该遗址大汶口文化的面貌特征 ,年代与分期、经济形态、埋葬习俗等进行了全面分析 ;并就当地周围的大汶口文化遗存、邻近地区的胶东半岛以及鲁中南地区的大汶口文化进行了对比研究     

秦都雍城新出陶文研究

一九八一年春至一九八三年秋,我们在秦都雍城的马家庄发掘春秋时期的秦国宗庙遗址时,在大量建筑用瓦中发现一部分陶瓦在烧制之前刻划有文字和符号。对于这些人为的刻划符号,起初我们尚不明自它的含意,后经反复琢磨,排比分析,始有一些想法。这些想法虽然很不成熟,但对解决其带来的谜惘,也许有所裨益,故择要诠释如下。以求正于学者。     

存于美国的良渚文化陶壶及其字符

长江下游太湖地区的良渚文化（公元前3305-前2130）的下限已接近夏代。近年一些重大考古发现,使许多学者认为,良诸文化已跨入文明时代的门槛。文字是文明的一项重要标志,良渚文化不少玉器、陶器上发现有刻划符号甚至文字,也可说明良诸文化闪烁着文明的曙光。到目前为止,刻划符号最多,字符化程度最高的良渚文化器物,是存于美国的一件陶壶。由于存于异国,能目睹它的中国学者极少,有少数临摹的字符图样刊布,但不够准确,给进一步的研究带来了困难。这件珍贵的陶壶似乎还裹在神秘的雾馒之中。这件陶壶是灰黑色的贯耳壶,1940年前后收…     

从陶鬹谈起

陶鬶这种新石器时代晚期的陶器,造型优美,在黄河下游大汶口文化和龙山文化中,也是一种具有文化特征典型器物代表的日常生活用具之一。陶鬶的陶质陶色,有夹砂红陶、夹砂灰陶和夹砂白陶之分。按其出土地层关系结合标形学加以探讨,大致可分为陶     

巴蜀符号琐谈

关于巴蜀符号,学者多认为是象形文字,但也有认为是拼音文字的。其实,大凡文字,都经历了象形阶段,拼音文字也难例外。有了这一前提,巴蜀符号便与中国古文宇的正宗——甲骨文和金文有了可比性。循着这一线索,本文拟就三个典型符号发表些浅见。一、释“巴” (?),或作(?),在巴蜀符号中最常见。旧释“心”,徐中舒先生首释     

余杭县出土的良渚文化和马桥文化的陶器刻划符号

南湖位于余杭镇西南500米,东汉蓄天目万山之水成湖.近代因苔溪的疏浚,南湖遂渐干涸.1985年镇水产队在这里专营挖砂副业.1986年和1987年,在挖砂中陆续出土了100多件新石器时代的陶器和石器.积砂厚约1.5米,器物均在砂底发现,难以分清文化层次.根据遗物分析,较早的有属于马家浜文化的夹砂腰沿釜、牛鼻耳罐,还有少量骨角器,也有腹部附加一周堆纹的罐和鼎,数量较多的是良渚文化时期的黑陶器皿及石器.在60多件黑陶器中,刻有较明显陶文和符号的有5件.1、黑陶豆1件(86C3—347),豆盘呈椭圆形,侈口,豆柄,竹节状,有镂孔,喇叭形圈足,通高16.8、盘径19.3×12.3、圈足径11.7厘米,烧成后在盘面两端刻有复线“山”字形符号各一,盘中心刻有4个同心圆,似一个太阳外围带有一圈光环(见图一).这一符号与上海青浦西漾淀水井所出鸟纹尊上的图案基本一致,与山东莒县凌阳河发现的大汶口文化文字也有相似之处.盘面刻有文字的同类陶豆在1937年何天行先生所著《杭县良渚镇石器与黑陶》一书中曾有述及,何先生还记录了其中8个文字,有7个字在甲骨文中找到了同形字,其中3个与金文中同类字可以相对应,何氏认为黑陶文字为初期象形文,为古代越族文件的表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