驳章学诚“戴震不解史学”论

戴震与章学诚是清代乾嘉学术的两座高峰,戴氏以典籍考证著名于世,章氏以史学理论自矜于时,二者学术路径不同,旨趣有别。而章氏以"戴君不解史学"攻击考证学派,引出了一个令后人长期争议的话题。通过对戴震著述的全面探讨可以考见,戴氏不惟甚解史学义例,而且在方志、家谱及史料考证方面成就颇多,在清代历史考证学领域理应占有一席之地。     

论章学诚之“撰述”与“记注”

章学诚提出"撰述"与"记注"的分别,后人多以此论上承刘知几"当时简/后来笔"之分。其实两人的分类项目并不对等,态度上也各有轻重。刘说倾向于"历史写作有两步骤",而章学诚欲强调"有两种人,兹有两种历史写作"。此说为近世所重,背景是"新史学"运动带来的"史料"观念革新,与章学诚发论时的情境已大异其趣。近代史学对"撰述/记注"的解读,基于"一手史料/二手史料"的价值高下差异,与章学诚担忧"书繁重而易失"的心态几乎相反。对这个过程加以考察,能呈现一个史学论点在不同学术史语境下的含义变迁。     

章学诚的易学与史学

章学诚的史学理论与他的易学见解紧密相关。章学诚在易学史上有相当重要的地位。肯定古代三《易》之法,以明古代典制不相沿袭;“易”之精义是“变易”;《易》象包六艺,天道在人事之中;反对谶讳与拟《易》之作。章学诚通过对《易》理的阐发,提出历史见解,人类出现与社会人事变化是道的体现;以《易》学的通变思想,提出史学更革的要求;提倡史学的“通”识,史学通识重在求“义”;《易》在六经中有其特殊地位,六经皆先王之政典,包括史学在内的学术须经世,切于民生日用     

章学诚“论古必恕”说在史学批评上的价值

章学诚“论古必恕”说在史学批评上的价值陈鹏鸣章学诚在《文史通义·文德》篇里说：＂凡为古文辞者,必敬以恕。临文必敬,非修德之谓也。论古必恕,非宽容之谓也。敬非修德之谓者,气摄而不纵,纵必不能中节也。恕非宽容之谓者,能为古人设身而处地也。＂这种论古必恕的...     

章学诚的史学思想

章学诚(1738年—1801年),清代杰出的史学理论家,在我国史学史上是以议论史学著称的。他生在乾嘉之世,因议论不凡,不为凡俗所重视;去世后头几十年,其学术也不为世人所注目,近几十年来,注意他的人多了,研究其史学的论著也多了,但又往往各自抱有不同目的,有不同的立场、观点和方法。本文不想全面地介绍章氏的史学思想,仅就其中可贵的几点提出来简略地谈谈。     

章学诚的史学变革思想

章学诚的史学变革思想,涉及史意、历史编纂学、历史文学三个方面。章学诚的"史意"不仅具有著述宗旨、别识心裁之意,还包含撰述者关于历史和史学的体会、情感和价值取向,比"史义"内容更加丰富。其"圆而神"的撰述思想既有辩证法的思想因素,又有美学的意境。在历史文学上,章氏一方面强调史文应忠实地反映历史实际,另一方面又主张语言表达的神明变化。     

章学诚史学批评的目的与方法

一、史学批评的目的 章学诚进行史学批评的目的在于经世致用。下面从两个方面对其思想加以论述。人学以明道。“道”是章学诚思想里的一个重要概念,在《文史通义》和《校通义》里均有《原道》篇,可见其对“道”的重视。章学诚所说的“道”,指的是事物发展变化的规律,在论道方面,章学诚最主要的贡献在于提出道是变化的这一点上,清朝乾嘉年代,汉学昌盛,汉学家     

章学诚在史学上的贡献

章学诚(1738—1801)号实斋,清浙江会稽人,是我国封建时代杰出史学家之一。他在简述史学问题上,提出了一些精辟卓越的见解。《文史通义》是他的代表作,这部书纂集了他研究史学的心得,不仅批判了过去的文学和史学,也提出了编写文史的主张。他对编纂史书的具体做法,又表现在他所修的诸种地方志之中。这都为史学研究工作开辟了新的道路。他的《校(?)通义》折衷校(?)诸家之说,畅论求书,治书等方法,辨章学术,考镜源流,又替史料的搜集、鉴定、编次等工作,提供了很多具体意见。他在我国史学上是有一定的贡献的。     

论“问题史学”

“问题史学”作为年鉴学派批判传统史学的一项主要成果,不仅集中反映了年鉴学派的史学观念,更重要的还在于从实践方面实现了对传统史学的根本超越。正因为如此,所以,国外有的学者给予它高度的评价,称它为历史研究中的“哥白尼式的革命”。如果这一评价恰当的话,那么,无疑要求我们应当对它进行充分的研究,尤其是要揭示出它的实质所在。     

论章学诚“文集辅史”的观念

章学诚在《文史通义》中提出文集"与史相辅"的观点,是探讨文史关系的一个重要命题。它的学术史依据就是著名的"六经皆史",现实表现为方志立《文征》。《文征》乃集部之属,收录奏议、征实、论著、诗赋、金石等方面的内容,是"文集辅史"观念在方志思想中的反映。章学诚从辅史功能出发,批评后世文集不言公、不征实、体例不纯。他的文集辅史观念密切了史、集之间的联系,是其知识体系中的重要组成部分,具有深远的影响。     

“考索之功”与史学批评

章学诚论学,有一句名言:“高明者多独断之学,沉潜者尚考索之功,天下之学术,不能不具此二途。”①章学诚强调“考索之功”,虽有其“乾嘉语境”,但此说对于开拓史学批评研究的新局面,仍不无启迪意义。     

《遗山文集》与史学

《遗山文集》40卷,收录金元之际著名文史大家元好问(字裕之,号遗山)的各种体裁的诗文。从文史两方面展示了元氏的高深造诣与成就。本文就所辑文涉及史学部分,探讨《遗山文集》的史学内容、特点、价值及其与《金史》的关系,进而阐明《遗山文集》在金史研究中的重要地位。     

章学诚的史学批评理论及其借鉴意义

章学诚的史学批评理论内容丰富,从经世致用的史学批评目的论,到注重史义,到区分文史关系,形成一个比较完整的史学批评体系。他还提出史学编纂的基本要义和原则,强调史学家修养和正确开展史学批评的方法,在300年前,能有这样的关于史学批评的完善意见,应该说是很不容易的,是中国史学批评史上的重要成就和高峰。回顾和反思这些理论,对于我们当下史学理论和史学批评的研究是有启示和借鉴意义的。     

论传统史学的“尚简”

史的繁简之争,是中国传统史学一个独特的论题。在西方史学以及中国现代史学的语境中,这样的问题是不可能引起如此持久论争的。而繁简之争在传统史学中之所以形成,是因为“简”在古人观念中的优先地位。正如胡应麟《史书占毕》中所谓“史恶繁而尚简,素矣”。以“尚简”为知识群体的先入之见,或申论之,或驳斥之,方才形成了聚讼纷纷的景观。     

元代“正统”之辨与史学思潮

元代“正统”之辨与史学思潮江湄“正统”问题，在中国封建社会里为历代史家所关注，论辨时起，以致于“攘臂张目，笔斗舌战”①，使之成为中国古代史学上一个很有特色的重要理论问题。本世纪初，梁启超持“天下为天下人之天下”的资产阶级民主思想，这样揭露“正统”论的...     

《周官》、《春秋》与章学诚的史学

《周官》与《春秋》从不同角度影响了章学诚的史学思想。《周官》是其辨析和认识古今学术流变的依据,也是其倡导经世精神的思想源泉;《春秋》则是其倡导别识心裁、独断之学,否定积弊日深的官修史学的理论武器。章学诚还强调《春秋》、《周官》可以互相补充,据此将史书体裁分为记注与撰述二种,具有重要史学意义。     

传统史学理论在民国史学界的回响——论刘咸炘的章学诚研究

民国时期,中国传统史学虽在西学东渐的强力冲击下失去了主流地位,但仍然保持着一种血脉上的延续与发展。从章学诚到刘咸炘,呈现出传统史学理论在近代自省式的演进路径。刘咸炘阐释了章学诚关于浙东史学、六经皆史、记注与撰述等问题与范畴的论述,这些心得沉淀为刘咸炘史学理论的亮点和底色。刘咸炘还深入比较章学诚史学与西方史学,回击了西方史学优越论,坚守了中国本位的史学立场。刘咸炘承袭章学诚史学、目录学、方志学的衣钵,堪称"续章"的代表人物,但其中又有"匡章"之义。刘咸炘提出的"察势观风"已突破了章学诚史学的固有疆界,在近代史学史上自成一派。"续章"强调的是继承史学传统,"匡章"则是对传统史学的革新,这既为近代本土史学理论的重建注入了必要的传统因素,也为传统史学理论在近代学术转型中找到了安身立命之地。在新旧史学和中西史学的交汇、碰撞、嬗变中,刘咸炘的章学诚研究引起了内藤湖南、钱穆、蒙文通、齐思和等中外史学家的关注,从中可见中国本位史学家在民国史学史上的地位与影响。     

论司马光的“史学自觉”意识

经世致用、积极入世,是中国传统士大夫的一种主导意识。这种主导意识反映到史学领域中,就是使中国的史学注入了鲜明的时代特质,表现出关注社会历史命运的“史学自觉”意识。首先把这种精神付诸实践的是中国古代伟大的思想家、教育家,同时亦是历史学家的孔子。他有感于当时“世道衰微,邪说暴行有作,臣武其君者有之．子找其父者有之”‘。的局面而作《春秋》,企图借助于历史来阐发自己的政治信念,以达到史学为现实服务的目的。孔子以后,几乎所有史学家都对史学为现实服务的思想给以极六关注,对其进行积极阐释和应用。到宋代,史学不…     

论“康雍乾盛世”的史学思想

中华民族历来有重视治史的优良传统,历朝的统治者都会编纂前朝的历史。就所修史书来说,清朝康雍乾时期无论种类之多或数量之巨都是前所未有的。特别此时期官方编纂的《明史》,体例严密,考订详慎,史料正确,对人物事件的评论比较符合公论,被公认是二十四史中质量最好的史书之一。可见,清朝康雍乾时期的史学成就,超过了清朝以前任何一个朝代。康雍乾盛世的史学思想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1)"秉公持平"论兴亡;(2)从统一多民族国家的角度看待明亡清兴;(3)十分重视对史料的收集和鉴别运用;(4)重视选拔和任用有学问的人担任史官。"康雍乾盛世"时期的史学思想给我们当今盛世修史以很多启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