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式样图”所见“伊犁九城”形态与布局

新疆"伊犁九城"在形态及布局上颇为典型,而且由于建于生地,能鲜明地体现出清代驻防城营建思想。利用清宫档案资料,特别是其中所附"式样图",再结合考古调查与分析,可知"伊犁九城"均为方形城址,并且规划基于一定的模数。城内的布局突出了几何中心的重要性,其中,"满城"惠远城还按照八旗驻防进行了分区。"伊犁九城"在空间布局上,体现出以两座"满城"为核心的双核结构,这是由清时新疆的军政势态所决定的。     

论抗战时期罗尔纲的清代兵制研究

罗尔纲对于清代兵制有着深厚的治学功底,所著《湘军新志》与《绿营兵志》在清代兵制研究领域具有开拓性的历史贡献。《绿营兵志》论述了绿营制度的源流、建制沿革和衰落的历史过程,为世人呈现了全面、系统、完整的清代绿营制度。《湘军新志》则对湘军的创立与演进、首领与兵将、制度与营建、饷章与饷源、招募与遣撤、训练与选拔、战术与战绩、起源与解散等进行了细致的考证与论述。     

清代伊犁“宝伊局”与“咸丰当百”大钱

18世纪五十年代后期，清政府在重新统一新疆后，为了贸易、征税、发放薪饷和财政等方面的需要，开始在新疆铸造与发行新的货币：在南疆地区对准噶尔时期通行的“圆形无孔”的普尔采取了改造政策，设局铸造了属于中国货币体系的新普尔钱一红钱；在北疆地区设立“宝伊局”，自铸制钱。本文对伊犁“宝伊局”及其铸造“当百”大钱情况作一简要介绍。     

清代的西陲:从伊犁将军到新疆巡抚

正乾隆帝平定准噶尔与大小和卓的叛乱,统一天山南北1644年八旗劲旅攻入北京,击败了推翻明朝的李自成农民军,建立了中国历史上最后一个封建王朝——清朝。清廷入主京城的第二年,远在西陲的厄鲁特蒙古(西蒙古)和叶尔羌汗国可汗先后派出贡使前往京城,请求按照明代旧例继续朝贡,获得了允准。清廷封赏各部首领,予以笼络和安抚,以便集中力量解决以南明小朝廷为代表的抗清     

清代新疆地方志的优秀之作——《新疆图志·建置志》

清代新疆建省后唯一一部通志《新疆图志》中建置部分,修纂体例完备、史料来源丰富,修志思想体现关注民生的先进思想的倾向。该分志引文广博：清代之前的西域历史,由于缺乏文献档案,正史中西域传、地理志的相关内容是其引用和考证的主要史料来源;清代的内容,则主要借鉴了清代方略、奏章等档案中的记载以及西北边疆史地学的成果,并大量参照了新疆各地乡土志提供的实地调查材料。虽存在内容上的疏漏、时代上的局限,但对当今清代新疆史的研究以及地方志的修纂仍具有很高的史料价值和参考价值。     

试论清代前期铺商户籍问题——兼论清代“商籍”

清初承继明朝户籍制度 ,一般经商之人无专门户籍。康雍年间 ,由于商役在制度上的废弛 ,“摊丁入地”的实施 ,封建徭役基本被废除 ,因此商人役籍意义上的户籍就不可能也无必要再单独设立了。然而 ,清代有“商籍”一说 ,而且该籍在国家典籍文献中被列为四大户籍之一。其实此“商籍”与以役籍为中心意义的军、民等籍有根本区别 ,它是政府专为盐商在行盐地区参加官学学习和科举考试所设的资格凭据 ,并不涵盖盐商之外的其他商贾。此外 ,为了索取和管理需要 ,清政府对其他商贾也设有一些必要的户籍管理措施。     

乌孙山下的“天马王国”——新疆哈萨克族生活探秘

伊犁哈萨克自治州地处新疆北部,是西域乌孙国故地。伊犁河南岸的天山山脉乌孙山,即因乌孙国得名。据史料记载,西汉时乌孙有12万户、63万人,盛产良马。富户养马多至四五千匹,有军队18万多人。     

商战甚于兵战——郑观应之“商战论”刍议

晚清的许多早期维新思想家认为西方列强对中国进行经济的掠夺,是导致近代中国贫弱的重要原因。他们主张不但要加强武备,以对抗西方资本主义国家的"兵战",而且必须极力的发展中国的民族工商业,与西方资本主义国家进行"商战"。商战思想由郑观应在其著作《盛世危言》中首先提出,这也是其经济思想的核心内容。     

从“研”到“砚”——论砚台形制的最初演变

砚是根据中国传统书写和绘画的特有需要产生的。它的历史可以追溯到新石器时代,前身是原始研磨器,而砚最初的汉字表示也并不是"砚"字,而是"研"字。古代文献以及出土砚墨实物材料都表明,从"研"到"砚"的过程正对应了东汉时期砚台形制的最初演变,这种演变与墨的形制改变有着直接联系。     

清代“哈哈珠子”考释——兼论满文“haha juse”与“haha jui”的翻译

"哈哈珠子"是满文"haha juse"的音译,即"haha jui"(男童)的复数形式。他们由清代宫廷教育中的伴读发展而来。至迟在康熙十二年(1673),"haha juse"的词性发生了变化,由名词的复数形式变为一种特定称谓,专门指称由伴读出身的皇子侍读及侍卫。哈哈珠子在康熙时期权势最盛,成为清代皇权与王权政治生活中的一支隐形力量,而后又在皇权高度集中与强化的雍乾时期走向没落,至晚清已彻底沦为皇子的服侍人员,不复有昔日威权。清帝对哈哈珠子的控制体现了对皇权利益最大化的追求。满文档案的撰写者已有意区别"haha juse"与"haha jui"两类完全不同的群体,而晚清时人已含混不清,今人在翻译档案时,又一概译为"哈哈珠子"或"孩童",更加模糊了两者的界限,也影响了学人对史料的理解。     

熊津都督府陷落始末——兼论唐罗战争的爆发

唐与新罗联手灭亡高句丽后,两国因百济故地控制权等问题矛盾激化,新罗利用唐军主力被吐蕃牵制在西部战场的良机,于咸亨元年至咸亨三年(670—672)不断进攻唐熊津都督府。出于国内政治及经济需要,唐朝于咸亨三年五月前后主动将熊津都督府驻军及当地百姓撤往内地,因之有关新罗于咸亨二年(671)夺占熊津都督府的说法不符合史实。唐朝在唐罗熊津之战中犯下了一连串的战略、战术失误,而没有制定完善可行的整体战略则是熊津都督府撤守的根本原因。     

就大型汉代画像石墓的形制论“汉制”——兼谈我国墓葬的发展进程

从原始社会至汉代的几千年中,随着经济的发展,社会性质的变更,思想意识形态的转化,建筑艺术水平的提高,墓葬从外观、建筑材料、布局结构到葬具等,也在不断地发展变化。搞清墓葬发展变化的规律,也是考古学界研究重要课题之一。     

“克孜尔尕哈”语源、语义考——兼论新疆的相关维吾尔语地名

库车县西北的克孜尔尕哈烽火台(qzl qa■a tur)位于连接游牧区和农耕区的唯一通道盐水沟畔,是护卫龟兹屯垦区的前哨,始建于汉宣帝神爵三年(前59)前后而完善于唐朝,承负着护卫垦区安全的重要职能。其字面意思为"红乌鸦烽火台",系由qzl qar■u(红色哨所,红色烽火台)演变而来。16世纪时,由于居民的迁徙更迭而导致当地土语发生变化,qzl qar■u最终演变成qzl qa■a。原本表示"红色哨所"、"红色烽火台"的语义因语音的改变而演变为"红乌鸦"。后人为明确其所指,又缀加了tur(烽火台)一词,语义最终演变为"红乌鸦烽火台"。新疆有许多以qa■a/qa■aj(烽火台)命名的地名,其演变进程为:qar■u/qar■uj→qar■a/qar■aj→qa:■a/qa:■aj→qa■a/qa■aj→qa■a tur。这些以qa■a/qa■aj或tur命名的地名,既是丝路交通历史沧桑的见证,也是维吾尔语历史发展的活化石。     

《唐摭言》清代抄刻本源流考——兼论“白头”与“臼头”本之争

唐五代间科举专书《唐摭言》,自宋嘉定间郑昉首刻后,旋即失佚。自宋迄明,此书条文虽偶有《太平广记》、《说郛》等删削本加以节录或明代清真馆旧残本,但已难索宋本旧态。此书至清代却抄刻频繁,版本殊多。本文在对清代诸本逐一比校的基础上,试图梳理各本源流情况,并对学界就该书版本中的"白头"、"臼头"本之争作简要述评。     

新疆伊犁特克斯县婚姻习俗分析——以“私奔婚”现象为例

维吾尔族作为新疆的主体民族,具着特色的婚姻习俗,并随着社会的发展在发生着变化。本文章主要讲解特克县婚姻习俗的基本情况及伊犁特克斯县地区在婚姻习俗上长期以来存在的"私奔婚"的改变情况。     

清代海上丝绸之路的中美贸易——兼论广州“一口通商”的始发港地位

正一、航线开通海上丝绸之路是东西方国家通商贸易之路,亦是和平交往和文化交流之路。正如美国前国务卿基辛格(Henry Kissnger)在其巨著《论中国》(On China)一书指出:"中印两大文明是通过丝绸之路交易商品、传播佛教思想"[1]。同样道理,18-19世纪,中美两个大国也是通过海上丝绸之路交易商品和交流文化的。据史料记载:自从葡萄牙人于1553年(明嘉靖三十二年)进入和租居澳门之后,就陆     

宋代的“磨喝乐”信仰及其形象——兼论宋孩儿枕与“磨喝乐”的渊源

磨喝乐是宋代七夕供奉的重要节物。"磨喝乐"其名来源于佛教中大黑天摩诃歌罗(Mahākāla)的音转,其祈子宜男之义来自于佛教中的鬼子母诃利底母(Haritr),其艺术形象则受佛教中的化生童子影响,是佛、儒和世俗文化相互融合的产物。孩儿枕和磨喝乐之间至少有三点相契合:其一,在信仰内涵上都以祈子宜男为主旨;其二,在艺术形象上,二者的形象都是孩儿形,都有儿童与莲荷的组合形式;其三,从使用时间上看,二者也是重合的,即同处于夏季。     

“松漠”考——兼论契丹起源地

经考证"松漠"是北魏时期对科尔沁沙地的泛称。从东晋建元二年(344年)起,至北魏太和三年(479年),135年的时间里,契丹在"松漠"中的分布地域,基本没有变化,即今通辽市中部的开鲁县、科尔沁区和科左中旗及周边地区。大黑山是奇首可汗的出生地都菴山。奇首可汗的龙庭,是通辽市的福巨城址。契丹在"松漠"中活动地域的中心,位于通辽市西辽河平原腹地的科尔沁区,这里是契丹真正的起源地。     

吴越“文身”研究——兼论“文身”的本质

古吴越民族的“断发文身”是作为该民族的标志而记载于史籍中的,这种“文身断发”的习俗,历来不但为区别民族归属,亦为研究古吴越民族的宗教信仰、生活环境和社会组织结构等提供了佐证.进入20世纪以来,由于人类文化学中印第安“图腾”主义观念之介绍,“文身断发”遂有了新的解释,尤其是“文身”的研究作为图腾同样化似乎已成定论.但本人对这种“图腾”观念解释之目的和本质持有疑义,故不揣浅陋,提出自己一管之见.一 在中国的许多史籍笔记中,关于古吴越和百越民族的“文身断发”的记载,非常丰富.为了明晰起见,列举数条于下:(1)《左传·哀公七年》:“太伯端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