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十七史商榷》的“经世”意识

清初倡导的实学仍为多数乾嘉学者所继承,但其内涵以及分析视角则有所变化。由于所处的时代和环境不同,乾嘉学者已不可能像清初那样高扬"经世致用"旗帜,但其著作中不乏"经世"内容。王鸣盛代表作《十七史商榷》虽以考史为重点,但并未放弃史学的基本功用,其考据注重涉及国计民生方面的内容,评论历史人物、事件也从社会现实出发,折射出强烈的"经世"意识。     

近代"经世文编"赓续潮流述论

自魏源代贺长龄编纂的《皇朝经世文编》问世以后,近代中国社会出现了一股赓续“经世文编”的潮流。这些经世文续编传播的“经世之学”构成了因时而变的有机序列,映射出强烈的现实性和工具性。各部经世文续编基本上保持着体例结构和求变趋向上的相对稳定性。这些经世文续编所载“经世之学”均未脱离传统经世实学的轨范,西学则被经世文续编借用来强化其“致用”性。因此,这种“经世之学”就无法与近代意义上的“新学”画上等号。经世文续编所代表的传统经世观含有“道德理性”成分,讲究价值和目的,同西方近代“工具理性”纯粹讲究手段的有效性颇有间隔。     

《史通》外篇的成立及其撰述方式

在学术史上,《史通》外篇获得的评价并不高,《四库全书总目》及晚近学者多认为,其内容有与内篇"重出"或"抵牾"之处。追溯《史通》的学术渊源,并从理论体系的角度审视《史通》内外篇,可以发现内篇效仿了《文心雕龙》骈体专题论文的批评文体及其理论系统,外篇则在文本考证方法和述学文体两方面继承了《论衡》,弥补了内篇所缺乏的专书的专题研究;内篇讨论"近代之史",而外篇着意于《尚书》与《春秋》经传,亦是刘知幾为《史通》所设置的"断限"。因而,《史通》外篇的成立,是由史学需要专书研究的性质与骈文在论述文本考证方面的不足,以及《史通》自身的学术渊源共同决定的,不能将其简单视作刘知幾著述的初稿或者读书札记。     

四库提要篡改《四书反身录》说驳议

正汉宋之争,无疑是清代学术思想史的核心议题之一,其中最引人注目者,当推乾隆年间纂修《四库全书》过程中的汉宋问题。一般认为,四库馆是当时汉学的大本营,馆臣高举崇汉抑宋之大旗,在《四库全书总目》中留下了众多带有这一倾向的批评与议论。对此,研究者多有论及,或褒或贬,见仁见智。新近刊发的张循《〈四库全书总目《四书反身录》提要〉辩证》一文(下简称"张文")声称发现了一个典型的案例,能够证明四库馆臣对汉学的批判有时竟到了     

"新史学"思潮的产生及其学术建树

梁启超的《中国史叙论》和《新史学》共同构成了"新史学"思潮的开端。《中国史叙论》表现为"建设"大于"批判";《新史学》表现为"批判"大于"建设"。两者都以建设中国的新史学为共同目标。"新史学"思潮涵盖了许多不同政治取向、却都看重史学的社会功能并且要求改变旧史学面貌的多数进步学人。"新史学"思潮以批判旧史学为特征,但是其构建"新史学"理论体系的努力和撰述新型中国通史的尝试等学术建树,亦不应被忽视。     

李贽的虚实之辨

<正>李贽提出“道不虚谈，学务实效”（张建业、张岱注：《焚书注》卷三《定林庵记》，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3年版，第292页）以及“学道贵虚、任道贵实”（《焚书注》卷三《虚实说》，第287页）。虚实之辨作为李贽思想的重要组成部分，不仅体现在其求道之态度，在其学术思考、政治理念、日常生活等方面也皆有涉及。正如陈宝良所言：“虚实之辨，李贽论之最详。”（陈宝良：《明代士大夫的精神世界》，北京：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2017年版，第126页）从表面看来，李贽在虚实之辨中似乎将“虚”和“实”分别对待。许苏民在谈到李贽的虚实关系时，更关注二者对立的一面，强调李贽对“实”的主张，而忽略了其对“真虚”的坚守（许苏民：《李贽评传》，南京：南京大学出版社2011年版，第265页）。陈宝良在肯定李贽虚实之辨重要性的同时指出：“在虚实之辨上，李贽主张不可固执一端，而是应作一个出入虚实之间的‘真人’。”（陈宝良：《明代士大夫的精神世界》，第126页）这在一定程度上揭示了李贽虚实关系中融合的一面，然而，对李贽为何主张不可固执一端的深层原因未作进一步解析。所以，在李贽的虚实之辨中，“虚”“实”的本质到...     

周中孚《郑堂读书记》史部提要考论

周中孚以一己之力撰《郑堂读书记》,评述自先秦至清代中期的史家与史书,与他多年的积累和目录学、文献学功底有关。但周中孚所撰史部提要,实亦有所凭借。《郑堂读书记》史部提要关于作者生平、仕履、在目录书中的著录情况、版本等,参考了《四库全书总目》等目录书,也有一些是自己经眼、泛览与稽考所得。关于史书编纂旨趣和思想、学术价值的评鉴,不少是抄录原书序跋、凡例和赵翼、王鸣盛等人的评论。周中孚评骘古今史书的标准大体不离资政和考证。至于史书的文字表述、断限等问题,则不是他论史的重点。周中孚虽也肯定过一些明代学人,间或批评清人著述,但总体倾向则是褒奖清朝史学而贬低明代史家。周中孚斥明与崇清的史评倾向并不是皇朝易代在史学批评上的折射这么简单,而是清代中期汉宋之争在史学批评上的一次回响。在周中孚看来,宋学系统中的史书乏善可陈,而代表汉学正宗的清人撰述多超迈前代,虽片言可取亦极力表彰。这是周中孚在《郑堂读书记》中制造的一个学术陷阱,是今人阅读和使用时应当予以特别留心的。     

曲解与泛化：《四库全书》纪事本末类衍生史辨

<正>清修《四库全书》于史部下专设“纪事本末”一类,正式将其确定为独立的史书体裁,与纪传、编年鼎足而三,不啻为中国学术史上的一大关节。《四库全书总目》(以下简称《总目》)关于纪事本末体的定义,构成了后人理解、认识这一史体的基本框架,时至今日,研究者在讨论纪事本末体的起源、范围、意义等问题时,仍多以承认、因循其中既定轨辙为前提,⁽(1)) 而鲜有人对此框架本身加以反思和拆解。事实上,《总目》对纪事本末体史书概念、范畴的界定绝非无懈可击,     

《四库全书总目》史部地理类提要的学术批评思想

《四库全书总目》不仅是一部体大思精的目录学著作,而且具有丰富的学术批评思想。其中,史部地理类提要从体例规范、内容取材、文字表述、学术取向、研究方法、学术宗旨等多方面对历史地理著作提出了一系列学术批评主张。主要包括:要求地理著作具有完善规范的编纂体例、具备丰富精当的内容取材、追求文简事核的撰述风格、恪守考据征实的学术信念、重视实地考察的研究方法、强调有裨实用的学术宗旨等。这些主张是四库馆臣评价历代地理著作的主要学术标尺,集中体现了他们的历史地理学思想,具有很高的学术价值,值得我们深入探究。     

赵翼《廿二史札记》的历史考证特点

被称作"乾嘉三大考史著作"之一的赵翼《廿二史札记》,是仿《日知录》而作的读史"札记"。钱大昕赞其"记诵之博,义例之精,论议之和平,识见之宏远,洵儒者有体有用之学,可坐而言,可起而行者也"。纵观《廿二史札记》的历史考证特点,具体表现为:统览钩稽、参互校勘的"博"之"记诵";以类相从、线索串连、主题引领的义例选择;客观公正、不存成见的历史评说;疏经重史、以古鉴今的宏远识见。多重的人生经历和无门户之见的学术包容,成就了《廿二史札记》"可坐而言"、"起而行"的"有体有用"。     

李文田与晚清西北史地学研究

中国近代史学有着强烈的"经世"色彩,西北史地研究的勃兴便是突出表现之一。晚清西北史地学后劲李文田(1834─1895),撰述有《元秘史注》、《双溪醉隐集笺》、《朔方备乘札记》等行世,一生著作颇丰,其首先注解《元朝秘史》更受到学林瞩目。李文田与当时史地学者过从甚密,其在西北史地学上的成就是晚清经世思潮和乾嘉朴学方法的融贯,是清代学术的逻辑发展。在西学东渐和学术转型的浪潮下,以李文田为代表的西北史地学也随分科治学而走向终结,同时亦为近代史学和地理学留下了丰厚遗产。     

1985—2016年中国大陆《四库全书总目》小说家类研究述评

大陆学者对《四库全书总目》小说家类的研究以及争论的焦点主要集中在以下几个方面:首先是对"何谓‘小说’"、"何谓‘小说家’"此基础性概念的探讨,研究者着重从其起源、概念两个方面来对其进行界定;其次对《四库全书总目》小说家类的具体问题的研究,大陆学者较侧重于从其著录标准和著录特点、其内部分类问题、其小说观方面来进行解读。以探讨目前《四库全书总目》小说家类研究的特点与存在的问题。     

《四库全书总目·凡例》探补

《四库全书总目》考作者之爵里,述著作之旨意,评图书之得失,核篇卷之分合,识别真伪,辨明授受,于“辨章学术,考镜源流”方面可谓集吾国古典目录学之大成。其卷首有《凡例》二十条,洋洋四千言,对《总目》类例之因革、去取之标准、著录之体制、批评之原则条分缕析,要言不烦,诚为发凡起例之佳作,阅读《总目》之津梁。惟《总目》著录图书达一万余种,区分类目,各撰提要,事涉繁碎,疏失难免。今就研读《总目》当中所见《凡例》之不备者略加补充,以为读《总目》者之一助。 一、录入存目之书原因复杂,《凡例》所述准则过于简单。《凡例》第三条云:“其上者悉登编录,罔致遗珠。其次者亦长短兼胪,见瑕瑜之不掩。其有言非立训,义或违经,则附载其名,兼匡厥谬。至于寻常著述,未越群流,虽咎誉之咸     

论《续文苑底稿》对桐城派史的续写

桐城派是清代最大的古文派别,桐城派史深受学界关注。清史《文苑传》对桐城派有系统而持续的记载,但未为学界注意。本文基于台北故宫档案清史《文苑传》第四次稿的工作本《续文苑底稿》,讨论该书对桐城派续写的内涵和价值。《续文苑底稿》将"桐城派"名义正式写入国史,进一步确认了桐城派古文正统地位。该书增立六位桐城派人物正传,重点记载了姚鼐之后的桐城派学脉分布皖苏、远播岭西的状况。该书揭载,桐城后学的古文创作展现了新貌,纠正了桐城文"苶若枯涩"的弊病,桐城派诸传人尊奉程朱理学,对汉学则兼收并蓄,更以经世实学思想和经世业绩彪炳史册。《续文苑底稿》彰显了桐城派的古文正统地位,是桐城派史的重要文献。     

宋人古文选评之典范——《崇古文诀》选评特色及价值考述

楼昉《崇古文诀》是南宋时期颇有文学眼光的评点类古文选本.选文方面,该书选入的记叙文、抒情文、俳谐文以及诗赋铭赞等文学性较强的文本,合起来约占总数的三分之一,这在论体文独领风骚的南宋文章选本中非常难得,显示出楼昉在注重文法示范性的同时,也比较注意文本的文学性.评点方面,就批评方法而言,楼氏一方面知人论世,结合“人”、“世”解析文本,另一方面又因文及人,依据文本逆料其人;就批评话语而言,楼氏评点文字既有精确性又有生动性,话语中常常闪现一种信笔拈来的灵动和性情流露的风味,很有文学意味;就批评范畴而言,楼氏评点常能洞隐烛微,把文本所包蕴的深挚情感与深长意味一一阐发出来,颇富文学批评色彩.该书的批评方法、批评话语、批评范畴、批评风格,对后世评点类著述,越过以辨析文体、解析文法为中心的文章点评层面,提升至以赏析文情、领悟文意为重点的文学批评层面,具有开启先路的意义.     

百年来《潜夫论》研究述略

《潜夫论》是作于东汉中后期的一部社会散文。内容涉及社会行政、政治思想、学术风俗等诸多方面。古今学者对此多有寓目。对于《潜夫论》作者王符相关问题的考证、《潜夫论》文献及文学价值的发掘、《潜夫论》社会政治、学术风俗思想价值的研究等,构成近百年来这一领域的研究格局。许多研究问题仍值得进一步深入。     

横剖之史:刘咸炘论《华阳国志》

刘咸炘是近代四川著名学者,其学术研究近年来日渐受到重视。《华阳国志》乃东晋常璩撰述的一部记载我国西南地区历史、地理等方面内容的综合性著作。刘咸炘注重"土风",对《华阳国志》论述多有精辟之言。从时间与空间综合而言,《华阳国志》乃"横剖之史";地方著作大兴及常璩自身经历、学术渊源等是其撰书条件;《华阳国志》之《序志》末段暗指作者姓名。刘咸炘对《华阳国志》的论述有利于进一步探究刘咸炘的史学思想,丰富对《华阳国志》的认识。     

《四库全书总目》纠误两则

于中国历史与文化的研究赐惠颇多的《四库全书总目》亦有纰漏之处,我们发现该书在明代史料鉴别上出现了两处失误:将《姜氏秘史》与《革除编年》、《续藏书》与《熙朝名臣实录》各自看作两本不同的书,并给予迥异的评价。通过考证,《革除编年》即《姜氏秘史》,《熙朝名臣实录》即《续藏书》。《四库全书总目》一书两收两评的失误,让我们体会到当时政治对学术的干预及做学问之难。     

个性特出和文章气骨——从《四库全书总目》看元代庐陵文派

《四库全书总目》对宋末元初庐陵五位文人,刘辰翁、赵文、刘将孙、刘岳申、刘诜分别有所评价,且基本上都是从人品性格论其文学.这些文人的个性化人格精神使其文学具有某种个性色彩,不同流俗,而在元初文坛有所树立.《总目》反映出这批文人的思想和文学共性,以及其流派基础.其中整体肯定,而又亦褒亦贬的态度,又反映了四库学者的正统文学观.在清代四库馆臣的正统观照下,元初庐陵文学亦具有较大成就和价值,更可见此派的成立和影响之大.     

钱大昕著《南阳集》辨伪

<正>钱大昕是乾嘉学术的领军人物,其著作大多手自编定,有生前刊行者,亦有殁后付梓者,其子钱东塾曾汇编为《潜研堂全书》。《全书》之外,后世研究者对钱氏的遗文佚诗又多方补辑~①,所获甚丰。但国家图书馆藏钱大昕《南阳集》一书,却直至当代才被学界注意。最早著录《南阳集》者,是李灵年、杨忠主编的《清人别集总目》,其"钱大昕"条下著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