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清时期南宁府科举发展论析

科举制度是中国隋朝至清朝沿用了1300多年封建王朝遴选人才的重要制度,对中国产生了较为深远的影响.广西地区科举自古落后于中原地区,但在明清时期广西科举进入了一个全盛发展时期,作为广西科举的一部分,南宁府科举也获得较快发展.南宁府科举中式人数虽占广西总数比重不大,但明清时期也快速发展起来,这与明清时期南宁府的经济发展、文...     

谈明清科举目标与结果的一致性——以明清山西科举及第者的走向作个案分析

科举取士制度,创始于隋代,确立于唐代,发展于宋代,到明清时,已近千年,但使科举取士制度得以充分发挥其威力,并日趋走向完善和鼎盛的时期则是明清时期。那么,明清的科举制度,是否达到了科举取士的目的?本文拟通过对部分山西科举及第者的走向作个案分析,论证这一命题。明代科举制度的确立,有一个举荐取士和科举取士反复交替的过程。经过明初举荐取士和科举取士两种制度的交替使用,朱元璋意识到,虽然科举制度存在着一定弊端,但比起举荐制还是利多弊少。于是,便于洪武十五年(1382)八月下诏恢复科举。洪武十七年(1384),定科举程式,命礼部颁行科举…     

王渔洋小说中的科举俗信

中国科举制度在中国和世界史上都是最具开创性和平等性的官吏人才选拔制度,王渔洋源远流长的家族科举历史和独特丰富的个人科举经历,使其小说对科举俗信的把握具有历史的深度和思想的厚度。通过对王渔洋小说中有关科举俗信的信仰内容、神灵谱系、信仰媒介、信仰方式等方面的系统分析,有助于揭示出明清之际科举信仰民俗的发展脉络和时空特点。     

科举文化与南京旅游资源的开发

科举,是我国古代通过设立科目考试来选拔人才的一种制度。科举始创于隋唐,发展于宋元,定型于明清,前后延续了1300余年,对古代中国社会和国民心理的影响极为深远。时至今日,从高考第一名仍被称为“状元”并受社会广泛推崇来看,科举制度作为一种化积淀已经根植于人们的思想观念中。科     

话说科举贡院

科举是中国历代封建王朝通过设科考试选拔官吏的一种制度。科举制保存遗留下来的具有历史价值、科学价值、艺术价值以及教育价值的遗迹遗物,是科举教育文化遗产。贡院作为古代科举的考场,是科举文化遗产的宝库,凝聚着许多人的智慧结晶,关系到我们的民族历史和人文血脉。     

近年来明代科举研究的新进展

<正>科举是明代社会的大问题。其一,在明代,科举是绝大部分人从政的必由之路;其二,科举是社会流动的阶梯,培植了一个相当人数的享有政治、经济特权的士绅阶层;其三,从社会影响的广度看,除极少部分贱民不能参加科举考试以外,绝大多数人都可以通过科举来改变自己的处境,科举在明代是相对公平和开放的。因此,对于明清科举制度的研究,近百年来研究从未间断。近十余年来,受益于大批明代科举史料的影印出版,学者对明代科举的研究兴趣日趋浓厚。关于明代科举的综述     

古籍整理的新收获——评介田启霖先生的《明清会元状元科举文墨集注》

正2016年3月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隆重推出田启霖先生的《明清会元状元科举文墨集注》(本文以下简称《集注》),该书精装五册,选收明清两代科举会元状元文墨(八股文)470篇,汇集了明清科举名家的八股文精萃,展示了明清八股文的发展脉络和体式变化,是近百年来八股文研究整理的新收获。该书的出版对今后中国古代科举史、文体演变史及八股文的研究都具有重要意义。一、八股科举的形成演变及近百年研究的缺失     

明代科举配额制度变动中的地域利益之争

自北宋以来,随着科举制的发展和考试程序的完善,科举成为两宋以及明清士人入仕的基本路径。在明代,地区取得高级科名进士的数量成为衡量相应地区政治影响的指标。由于区域文化发展不平衡因素的作用,科举所取之士中南人多、北人少的现象在明代依然存在。为此,仁宣时期推出了科举配额制度,意欲通过配额录取的方式实现区域间科名分布的相对均衡。由于明廷重进士的用人倾向和士大夫浓重地域意识等因素的作用,在配额制度变动尤其是关乎进士科名的会试卷区比例变动的过程中,掺入了权力者出于乡梓利益考虑的人为因素。配额及其制度变动中的地域之争是明代政治领域经常存在的地域性因素潜在作用的投影和反映。     

明清时期闽西客家地区的经济变迁与科举事业

一个地区科举的兴盛与否,是由许多因素决定的,诸如当地的社会风气、化传统、经济发展水平等。虽然一个地区的经济发展水平和科举发展不一定成正比,但明清时期参加科举考试必须有一定的经济条件作后盾却是不争的事实。本以闽西客家地区作为个案,试图对经济发展与科举兴衰的关系作些探讨。     

科举改制与诏开进士馆的缘起

作为清末新政的重要举措,科举改革复杂而曲折。光绪二十八年十一月诏开进士馆之举,延续庚子前后翰林院整改的思路,用速成之法,育科举已成之才,实现了庶吉士制度的重大变革,并与京师大学堂仕学馆的筹备工作紧密衔接。在政务处初期的讨论中,诸臣对开馆意见参差,反映出翰林院与大学堂、科举与学堂关系的重重纠葛,后终因瞿鸿机、荣庆等中枢要人极力推动而得以实现。开进士馆是翰林院及新进士培养与任用层面的重要改革,是在最高层调适科举与学堂关系的关键步骤,既与辛丑科举考试新章相配套,共同构成科举改制的主要内容,又蕴涵着抑科举而扬学堂的深意,因而在科举改制中具有标示风向的意义。     

清代宾兴礼补论

清代宾兴礼的直接源头是明代宾兴礼。清代宾兴礼既对明代宾兴礼有所继承,同时据很多地方志的记载,清代宾兴礼逐渐演变为专指送别科举考生参加乡试的典礼。彩楼和月宫桥是清代宾兴礼上最为常见的场景布置,而《加官》、《魁星》等原本是戏剧开演前的舞蹈戏则是宾兴礼上常用的优伶表演剧目。由于清代前期地方科举经费预算被大幅度裁减,各地宾兴礼在缺乏经费的情况下,往往很难如期举行。为此,地方官和乡绅常临时捐资或捐置资产设立基金,以便可以长久举行宾兴礼,这也是清代各地科举考试公益基金大量涌现的重要原因。     

康熙帝对明朝君臣的评论及其政治影响

康熙帝从自己的见闻与立场出发,以异于当时士大夫的标准,构建出明朝君臣两类截然不同的政治形象:开创者的英名和末世君臣的无能与自私,并把这种评价贯彻到具体的政治实践之中,将其作为构建清朝统治合法性的重要手段及抑制文官集团、强化皇权的话语权力.康熙这一评价及其意图对有清一代的政治走向产生了深远影响,实为明清易代中至为重要的环节.     

北京明清建筑琉璃构件黄釉的无损研究

本文以北京明、清典型官式琉璃构件的黄釉为研究对象,利用EDXRF分析了釉料的化学组成,结合文献记载初步研究了北京明清官式琉璃构件釉料的变化规律。研究结果表明,明清琉璃黄釉的主要元素(硅、铅、铝、铁)含量在一定范围内稍有波动,氧化铅含量有逐渐降低的趋势。此外,明清釉料中氧化铝含量变化大体经历了由低到高,再由高到低的过程。从氧化铁的变化趋势来看,明代的釉料大体稳定,而清代则经历了由低到高的过程。这表明古代琉璃釉料的配方并非墨守成规、因循守旧,而是受技术进步、窑炉、政治经济等级审美观念的多重影响,古代匠人在不断的摸索中改进配方。     

明清时期闽西客家地区的经济变迁与科举事业

明清时期闽西客家地区在经济作物的种植、手工业和商业方面均获得一定程度的发展,对当地科举事业的发展产生深远的影响。一方面,随着闽西客家地区经济生活的变迁,人们的思想观念逐渐发生变化,许多人因“家贫”、“业儒不就”等原因纷纷放弃儒业、举业而从事工商业,明中后期该地区的科举及第情况比明初明显衰退与此不无关系。另一方面,由于根深蒂固的“学而优则仕”的传统观念的影响,闽西客家人从事各项生业积累了相当的物质财富后,便纷纷投向族人和乡人的教育,扶持和资助家乡士子参加科举考试,从而促进清代闽西科举的发展。但由于闽西南北部经济发展的不平衡,其扶持和资助家乡士子科举的力度也就存在差异,这在一定程度上导致了闽西南北部科举发展的不平衡。     

《刘桢年谱》的史料价值

《刘桢年谱》是新发现的历史献。刘桢,明末清初河南新郑人,亲历了明清之际的历史变革。刘桢80岁时自订的这份《年谱》,真实地记录了明清之际的社会状况,对研究明清时期的科举制度、明末农民战争和明清社会史,具有很高的史料价值。     

清代史官议叙制度考略

史官议叙制度是清代文官奖励体系中的重要组成部分,用以激励参与纂修史书的史官。清承明制,将议叙范围扩大,运用于史馆修史,形成修史机构议叙管理机制。嘉庆朝编《大清会典》,又将史官议叙法规化。议叙内容根据史官出身和品阶不同相应有差,包括加级加纪录、加衔、提前开复、获得选官优先权等多种。终清一代,史官议叙制度吸引了大批士人主动投身到修史活动中,有效保障了清代大规模官方修史的顺利进行,并由此带来士人职业观念上的积极变化。     

明清侨寓徽商子弟教育的特色

明清时期,徽商在经商之地侨寓的现象相当普遍,为子弟成名计,徽商及其子弟在侨寓地展开了一系列教育活动,并形成了自己鲜明的特色：教育成效卓著,教育与科举发展存在县份分布上的不平衡;徽商取代士而成为明清侨寓徽商子弟教育机构创办的真正主体;教育理念开放变通等。这既体现了明清的时代特色,也与商人教育的特点相契合。     

故宫藏明清名家篆刻伪讹丛考(三)——邓以蛰先生捐献的四件篆刻作品

在故宫博物院收藏的明清篆刻作品中,有四件来自邓以蛰先生的捐献,它们分别被认定为清代篆刻家邓石如、顾振烈的印作。本文通过对这四件篆刻作品多方面的考察、研究,否定了这个结论,并重新考证出四印的作者,澄清了以往的误识,为进一步的学术研究提供了必要的前提。     

明清时期河南省部分经济作物的种植与分布

明清时期河南省油料作物主要有花生和芝麻两种,花生明中期传入中国,清代在河南广泛种植。芝麻汉代从西域传入,明清时期在河南广为分布。这两者今日在河南省的经济作物种植中仍占重要地位。染料作物中蓝草和红花均为传统作物,种植历史悠久,分布广泛。从明至清,种植之风方兴未艾。两者在清末均由于受到外来染料的冲击而中落,此后再也未能恢复到原来的水平。嗜食作物中的罂粟,清咸丰年间开始在河南省广泛栽种,后因国人的抗议,在民国年间禁种。烟草和茶叶的种植不惟明清时期就有一定的规模,且一直持续发展,为今日河南省以许昌为中心的烤烟基地和以信阳为中心的茶叶基地的建设和发展创造了条件、奠定了基础。     

明清宫廷绘画与宫廷画家——天津博物馆明清宫廷绘画展

明清宫廷绘画与宋元院体画风格体系一脉相承,作品多工整细致,注重写实并带有皇家的雍容华贵之气。宫廷绘画是一种与封建皇权体制息息相关的特殊的艺术形式。在以皇权为核心的封建社会的上层建筑中,代表意识形态的宫廷绘画艺术更多地被赋予了树立主流美学典范、弘扬封建正统思想,传达统治者政治意图的职能。宫廷绘画的创作受到诸多限制,宫廷画家一般要遵守作画前绘制稿本,待皇帝批准后再“照样准画”的绘画制度等,这些都导致了宫廷绘画整体风格的谨严性和统一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