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代蒙古文史著对“传国玉玺”的书写

皇太极所获林丹汗“传国玉玺”,对蒙古人而言具有政权更迭的象征意义。清代满蒙文档案,以及《蒙古源流》《金轮千辐》《水晶鉴》等十余部成书于17—19世纪的蒙古文史著中有关皇太极获玺事件的记述表明,在清廷无意以“传国玉玺”促成蒙古诸部承认其统治合法性的前提下,清代不同时期的蒙古文人对“传国玉玺”史事的书写呈现出较大差异。清初蒙古文人集体回避了与“传国玉玺”有关的话题;而随着对清朝文化和政治认同的增强,清中后期的蒙古文人则逐渐站在清朝的立场讲述“传国玉玺”故事,并基于个体经验差异,对玉玺来历、性质以及皇太极获得玉玺的过程等进行了多样化诠释。     

清朝奏蒙古事侍卫再探

<正>侍卫制作为杂糅蒙古、明朝与朝鲜传统之产物,是清朝政治制度中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近年来,学界对清朝侍卫的制度起源、出身、职能、等级等内容已有深入研讨,⁽(1))但清朝侍卫制度和侍卫群体仍不乏研究空间,其中包括未受到学界特别关注的奏蒙古事侍卫。在清宫侍卫中,唯独奏蒙古事侍卫主要凭借通晓蒙古语的能力,专门负责转奏边疆事务,且常受命前往边疆民族地区办差,在清朝政治生活中的作用值得留意。虽然日本学者村上信明专文讨论过奏蒙古事侍卫,     

边境纠纷与清朝借助达赖喇嘛处理青海蒙古事务的开端

清顺治、康熙年间,青海蒙古墨尔根台吉等与清朝之间发生了有关争夺牧地、牲畜和属民的边境纠纷事件。入关不久的清朝,应如何处理青海蒙古事务,无疑处于探索之中。史料的稀缺限制了学术界对此段历史的研究,近年来相关满、蒙文档案的出版,为此段历史的澄清提供了新的资料。边境纠纷事件发生后,清朝即刻表明立场,然交涉过程中几经周折,清朝最终选择让五世达赖喇嘛参与事件的处理。针对大草滩之争,应五世达赖喇嘛之请,曾提出划分边界的政策,后因墨尔根台吉等的婉拒而失败。邀请五世达赖喇嘛参与清朝对蒙古事务的处理,对清代西北边疆历史产生重大影响。     

清初达尔汉名号考述

据前人考证,达尔汉这一名号始见于柔然,称"塔寒"。继为突厥沿用,称"达干",为专统兵马的武职。之后回纥、达旦等都沿用过该名号。至南宋,在五城之地畏兀儿族中,仅成一世袭空名而已。蒙古兴起后,达尔汉又被广泛使用。①清初,满洲人从蒙古那里借用     

1840年之前蒙古在中俄关系中的地位和作用

本文分几个阶段考察了清俄关系中的蒙古中介作用。清俄发生关系前,俄国势力已渗入西蒙古地区。在喀尔喀诸部归属清朝以前,蒙古人已开始扮演清俄关系中介角色。《尼布楚条约》订立和喀尔喀三部臣服清朝后,虽有俄国人的拉拢利诱,但喀尔喀诸王公作为清朝命官主持对俄交涉事宜;蒙古语文在很长时间内一直是清朝对俄外交的正式官方语文之一。此外准噶尔汗国的存在曾对清俄关系产生重要影响,但俄国并没有为此卷入准部与清朝的军事冲突中去     

后金天聪汗蒙古文信牌

本文通过比较后金天聪汗信牌实物文本、档案及《清实录》记载,对清入关前起用信牌的具体时间、背景及信牌内容做了简单地考释,以补实物、档案记载之不足,并试图纠正《清实录》中有关牌文内容的错误记载。同时阐明清朝实施于其所辖蒙古地区的区域法《蒙古律书》(《蒙古律例》)中的某些条文吸收了该信牌文的内容,使之进一步地法制化了。     

和硕端静公主考述

满蒙贵族联姻,是清朝统治者为笼络和羁縻蒙古贵族,使之俯首听命,为清朝夺取政权,巩固统治效力,针对"修其教,不易其俗;齐其政,不易其宜"基本方针而采取的一项所谓"北不断亲"的对蒙政策。清朝统治期间,有大批清朝公主陆续下嫁蒙古,本文就她们中的一位,清康熙朝公主之一,和硕端静公主,做一些相关轶事的探讨与论述,希望有助于人们进一步,更加具体地了解清代的满蒙联姻政策及其一些相关的影响。     

清代归化城土默特地区二元司法审理模式的形成与变迁

清代归化城土默特二旗的驻牧地是典型的农牧交错、蒙汉杂居区域。清政府在此处设理事同知与通判,隶属山西巡抚,由原来以蒙古都统为首的一元管理体制演变成都统与山西巡抚共同管辖的蒙汉双重管理体制。绥远城将军设立之初,并未过多参与到归化城土默特二旗的事务中。乾隆二十八年(1763),清朝裁撤归化城都统,土默特二旗正式由绥远城将军辖制,从前双重管理体制中地方最高权力的主角也从"都统—巡抚"向"将军—巡抚"转型。通过梳理归化城土默特地区司法审理中蒙古官员与同知、通判以及都统、山西巡抚、绥远城将军之间司法审理权的变化,可以揭示该地区二元司法审理模式的形成与变迁。     

“崇德改制”与“丙子之役”:朝中交往中的正统性问题

在观念层面上,"崇德改制"与随后发生的"丙子之役"这两个事件之间具有特殊的意义及关联性。在朝鲜看来,"崇德改制"关涉整个天下秩序的变更,表达了金-清政权取代大明、成为新的天下共主的诉求。对于金-清政权而言,其诉求的正当性根据在于天下"惟有德者居之",而现实基础则是蒙古与朝鲜的臣服。相较蒙古,"小中华"朝鲜的归顺尤具特殊意义,它既能增强皇太极有德之君的形象,又能消解明朝支配天下的正当性基础。因此,征朝就成为清政权改号称帝后的当务之急。通过"丙子之役",清朝的军事征服将朝鲜纳入其政治框架,但并没有完全取得预期效果,朝鲜仍然不承认清朝的正统性。     

《清宫扬州御档》三题

"皇帝之宝"打开《清宫扬州御档选编》,在清代各朝之首,都有一方9厘米见方的"皇帝之宝"印章,据中国一史馆清史专家介绍:在紫禁城收藏的众多宝物中,明清帝后宝玺近5000件,而最能代表皇帝无上权威和地位的宝物,非宝玺莫属。乾隆帝是清朝入关以后的第四代皇帝。乾隆以前,清代皇帝宝玺一般没有规定确切的数目。乾隆十一年     

清代理藩院额外侍郎考

清代有额外侍郎这一职官。初为各部缘事临时设立。从乾隆二年起,理藩院额设额外侍郎一员,由外藩蒙古王公充任。该额外侍郎名义上是理藩院堂官,但职掌较轻,实际作用更多取决于充任者本身的地位和能力,荣誉性意义更大,是清朝管理、笼络蒙古政策的一个组成部分,增强了蒙古王公对清政府的认同感和向心力,有利于保持蒙古地区稳定。兼之该职务设置的行政成本较低,故历经重大官制变革都未受影响,最终随着清朝的灭亡而消失。     

盛京大会的遗珠：清朝对蒙古喀喇车里克部的安置

后金天聪年间蒙古各部纷纷来归后,在崇德元年的盛京大会上,漠南蒙古16部49名贵族与满汉贵族臣僚共同推举皇太极为“博格达彻臣汗”,正式确立君臣关系。在漠南蒙古地区设旗编佐的过程中,唯独喀喇车里克部未能独立建旗,随之失去原有的相对独立性,其部名也逐渐被世人淡忘。自天聪四年噶尔玛台吉率众来归至康熙四年的索诺木兄弟南下归附清朝,喀喇车里克部归清之举历时三十余年,被编入翁牛特右翼旗、克什克腾旗和满蒙八旗等不同管理体制,成为清朝管理蒙古各部的特殊案例。     

楚官玺杂识

该玺与《玺汇》0002“邯(弋)易(阳)君铄”风格酷似,“弋阳”属楚境,“娠坪”无疑亦应属楚境。《玺汇》对该玺之隶定十分可信,其中“娠坪”应读“长平”。战国时代地名中有两个“长平”：     

兵符与帝玺：秦汉政治信物的制度史考察

秦汉皇帝通过使用兵符、帝玺等政治信物,实现政治与军事权力。栎阳虎符的格式、用字,与其他秦兵符实际多有不同。战国、秦兵符题铭不使用"虎符"一语,当称兵符,较汉代更为凸显君主角色。秦汉兵符存在用字减省与勘验功能加强的发展趋势。卫宏《汉旧仪》"皇帝六玺"条存在脱简,引述的诸种典籍在句读上皆有疏误。利用《隋书·礼仪志》等材料,可以进行考订推补。"皇帝六玺"在强调内外之别的同时,还建构了"行玺""之玺""信玺"的玺宝秩序,对应封授、赐慰、征召三种功能。秦及汉初主要以皇帝信玺、皇帝行玺两种为主,"信玺"在历史早期地位重要。考察秦汉兵符、帝玺之制,有益于认识中国专制主义皇帝制度的建立。     

帝国首都最后的保卫战

薄雾弥漫的清晨,保卫北京城的决战在八里桥拉开了帷幕,清朝最精锐的蒙古骑兵和满洲骑,在这里向英法联军发动了最后的冲击——然而结局却早已注定——得胜后的英法联军没有直接进城,而是去了西郊的圆明园。在那里,他们点燃了罪恶之火,让这座万园之园为清帝国的战败付出最直接的代价。     

从派员驻藏到直接管理——由历史文物看清朝治藏政策的演进

平定罗卜藏丹津之乱 1720年10月,清军驱逐准噶尔部出西藏后,在平逆将军延信的主持下,着手进行西藏政权的体制改革。清朝决定排除蒙古诸部长期对西藏的影响,转而启用西藏地方上层人物执政,通过他们推行中央对西藏的施政方针。1721年2月,清朝把平准(噶尔)战争中立有战功的藏族官员康济鼐、阿尔布巴封为贝子,拉藏汗统治时期曾任孜本的隆布鼐封为辅国公,授命他们三人为噶伦,共同掌管西藏事务。到了1723年,清朝又把康济鼐的主要助手     

宽城满族人民的历史贡献

满族是一个历史悠久、勤劳、勇敢、俭朴、智慧,富有创造性的民族。17世纪中叶,清朝定都北京以后,大批满族人陆续来到宽城定居。300多年来,宽城满族和蒙古、汉、回各族人民一起、做出了不可磨灭的历史贡献。 一、清朝时期 宽城,位于长城北侧——喜(峰)、冷二口外。据《热河省县旗事情》和大石柱子乡西梨园村乾隆年间的地界碑及满族家谱相互考证:这里元代时期是蒙古人居住地域,后朱元璋起兵将蒙古人击退至关外,即将沿长城以北200华里之地划为中立地带,蒙、汉两族人皆不得在此居住,清初,朝廷为解决旗人生计问题,于顺治八年始开北口,令八旗人等各占地土,宽城一带“成为旗人居住地域”。从而,在荒寒的塞外,满族在长达260多年的时间里,为开发宽城做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     

一部有创意的卫拉特蒙古历史研究之作——荐《准噶尔蒙古与清朝关系史研究(1672—1697)》

正2014年岁末,黑龙教授的《准噶尔蒙古与清朝关系史研究(1672—1697)》由上海古籍出版社出版了。该书的主题是一个我十分感兴趣的历史研究课题。在认真细读之后,所感、所思甚多,草成此文,寄望于作者,就教于读者,望能对卫拉特蒙古历史研究的深化有所裨益。一、阅读中我之所感卫拉特蒙古历史是我步入研究工作岗位后涉猎的第一个研究课题,时在1975年。近半个世纪我个人的研究领域不断拓展,但对卫拉特蒙古历史的研究从未间断。而17—18世纪     

林梅村《蒙古山水地图》商榷

林梅村先生对一幅据称从日本回流的手卷进行研究,判定其为明官方于嘉靖三年至嘉靖十八年间绘制的原名为"蒙古山水地图"的明朝宫廷用地图,并在其同名专著《蒙古山水地图》一书中对该图性质、绘制年代、绘制者等做了一系列判定。本文认为,林梅村先生对该图性质的基本判断不能成立,其最主要原因在于明嘉靖前期蒙古诸部主要驻牧、活动范围在长城沿线以北而不是嘉峪关以西,明嘉靖时期人对当时蒙古各部方位皆有比较清晰认知且有密切互动往来,绝不至于将嘉峪关至天方之间遥远广大的区域当作"蒙古山水"来绘制地图。该图所示地理范围在明朝大致被统称为"西域"而非蒙古。除此之外,林梅村先生关于该图绘制时间、该图其他版本、绘制者为谢时臣等判断,也都不能成立。     

援俗定例:清朝统治蒙古地区法律制度特点探究

满蒙两个民族交往历史由来已久,蒙古民族在长期的历史发展中形成了自己的法制思想,开创了自己的法律制度体系。至清朝建国,为了强化中央集权,控制蒙古地区以保障边疆地区的稳定,清朝依据蒙古地区游牧经济和自然条件等特点,在蒙古自身的法律体制基础上加以继承和新创,最终形成其统治下的蒙古地区特有的法律规制,从而保障了大清王朝对蒙古地区的法律统治秩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