肯尼迪政府时期美国对蒙古政策研究

在雅尔塔会议上美国同意苏联参加对日作战提出的保持外蒙古现状的条件,但在20世纪40—50年代美国并没有正式承认外蒙古独立。肯尼迪政府时期美国启动了与蒙古建交的行动,正式承认其为独立主权国家,并在联合国关于蒙古入联问题上投了弃权票。由于担心蒙古不能入联引发连锁反应对美国不利,肯尼迪政府在外交上对台湾当局施压,迫使其没有在联合国行使否决权,蒙古于1961年正式成为联合国成员。然而由于国际形势的变化,特别是柏林危机和台湾当局的极力反对,肯尼迪政府未能在任内完成与蒙古建交事宜。肯尼迪政府时期美国对蒙古政策的变化反映了冷战时期美国对亚洲内陆国家外交政策的实质,即为美国的冷战战略服务。     

美国迫使台湾当局从华南边境和沿海岛屿撤兵问题研究

肯尼迪政府时期的美国对华政策已经开始孕育着一些变革。其政府内部先后讨论过一些调整方案,但在国际国内各种复杂因素的制约下没有取得重大突破,其中台湾当局不断施加的干扰和阻碍是一个重要原因。在此时期,美国曾迫使台湾当局从缅泰老“金三角”地区撤军,并试图透迫蒋介石从金门、马祖等沿海岛屿撤防,双方施压与抗压、牵制与反牵制的互动关系十分明显。尽管美国政策设计者们已经认识到美国对华政策必须服务于美国和整个“自由世界”的广泛利益而非台北政权一家的利益,但实际上还是难以摆脱台湾当局的牵制。另外,更重要的阻力来自于美国国内政治的掣肘,而其政策调整的幅度局限于“两个中国”之类的方案,也是根本行不通的。     

缓和的触角抑或冷战的武器——美国政府20世纪60年代初期对中国粮荒的决策分析

20世纪60年代初期面对中国人民连年遭受的粮食饥荒,美国朝野人士从各种不同的角度考虑应采取什么对策。美国政府内部曾研讨过各种方案,并向中国伸出试探的触角。中国政府不接受美国政府的“施舍”,但谋求通过国际贸易渠道从美国民间购买粮食。著名作家、诺贝尔文学奖获得者赛珍珠女士要求肯尼迪总统批准她访问北京和台北,沟通各方面的关系,不仅将美国的粮食提供给中国灾民,而且促进中美两国和台海两岸找出解决根本问题的方案。肯尼迪政府权衡各种利害,最后在国内政治和台湾的牵制下放弃了松动对华贸易限制的打算。冷战政治压倒了人道主义,中美关系失去了一次缓和的机会。     

肯尼迪政府与蒋介石“反攻大陆”

在冷战背景下,肯尼迪政府对蒋介石"反攻大陆"行动采取模糊政策,始终把危机限制在可控制的范围内,保持海峡形势适度紧张;既使台湾始终依附于美国,又保持了对大陆的持续压力,同时也避免了卷入与苏联或中国的直接冲突。后来由于国际国内形势变化,美国政府逐步转向反对蒋介石"反攻大陆"的立场,蒋介石也不得不实际上修改了自己的政策。     

美国对1962年中印边界冲突的反应

美国对1962年中印边界冲突反应与它的南亚政策息息相关。从印巴分治直到中美和解前夕,美国的南亚政策始终有服务于全球冷战的两个目标：力促印巴和解以防止共产主义集团乘机介入;以一切可能的手段使印度放弃中立政策并加入到西方集团。中印边界冲突在美国政府的南亚政策渐入困境时发生,给了美国决策者以莫大的期望,他们企图以其所谓的天赐良机达至以上主要针对中国的冷战目标。然而,中国正确政策及出神入化的实践大大强化了美国在南亚地区既有的结构性困境,使肯尼迪政府利用中印冲突的图谋以失败而告终。     

"西藏问题"与肯尼迪政府对华遏制孤立政策考察

始于近代的所谓“西藏问题”是帝国主义侵略中国的产物。1949年后,美国是以该问题为借口干涉中国内政最为积极的西方国家。本文讨论了肯尼迪政府玩弄“西藏问题”国际化的手段,重点分析由中情局负责组织实施的一系列旨在破坏西藏稳定、分裂西藏的活动,认为其实质是借此对新中国实施遏制孤立政策。针对肯尼迪等人对中国的敌视态度,中国采取了必要的坚定立场,中美紧张关系在当时不可能得到根本缓解,更难以有所突破。     

冷战中的老挝--肯尼迪政府与1961-1962年老挝危机

印度支那地区（越、老、柬三国）是美国冷战时期遏制政策中的重要一环。当时美国政府阻止共产主义“扩张”的半月牙遏制线包括朝鲜半岛38°线、台湾海峡、印度支那17°线。冷战期间,在这条遏制线上风起云涌,先后爆发两场战争（朝鲜战争、越南战争）、三次危机（1955年台海危机、1958年台海危机、1961一1962年老挝危机）。肯尼迪政府在处理老挝危机时显示出其灵活的一面,并取得了一定的成功,但其本质仍是其前届艾森豪威尔政府奉行的“中立是不道德”原则的变种.其根本目标仍在与东、西方冷战中掘取第三世界国家对西方的亲近或支持。老挝危机的政治解决对越南问题产生了深刻的影响,导致肯尼迪政府在越南干涉的重大升级,从而使美国政府在越南越陷越深。     

书与人

《视界无疆》本书是作者在哈佛大学肯尼迪政府学院学习期间的见闻。在一次小范围演讲中,MIT在读博士生格罗斯尼认为中国的国家战略,在中国崛起的过程中经历了一个转变的过程:崛起初期,中国面对外界有关     

从"第四点计划"到和平队:美国对发展中国家援助理论与实践的转变

肯尼迪政府组建和平队,以志愿者的形式,向不发达国家提供所谓“中等人力资源”,进行技术援助,实际上是对战后美国对外援助工作反思的结果,同时也为美国对外援助注入了新的内容。它所涉及的更为深层的考虑,则是广大不发达国家未来的发展道路问题,即这些国家以什么样的方式实现现代化,是以美国为代表的资本主义发展模式,还是以苏联或中国为代表的社会主义发展模式。肯尼迪政府希望,通过和平队的工作,向第三世界国家展示美国的现代化经验和技术,诱导第三世界国家走美国式的现代化道路。     

肯尼迪政府的"限蒋出笼"政策(1961～1963)

20世纪60年代肯尼迪上台后,一改此前美国的"放蒋出笼"政策,反对蒋介石的"反攻大陆"要求.肯尼迪政府阻拦蒋介石"反攻大陆"是因应当时美国对华政策的需要,国际局势的发展已使美国政府认识到,新中国政权是稳固的,无法以外力推翻.在策划"限蒋出笼"政策的过程中,肯尼迪政府就如何应付蒋介石的对策问题曾进行过激烈的辩论,从最初的模糊政策到最后向蒋介石摊牌,政策的出台经历了一个复杂的决策过程.     

古巴导弹危机与20世纪60年代的美苏关系

古巴导弹危机是冷战时期的一个重要事件,人类第一次直接面临着核战争的威胁。这场危机是美苏进行激烈较量、争夺的必然结果。在紧张对峙的同时,美苏都在寻求和解的办法,力图避免事态的恶化,最终的结果是相互妥协,使世界得以从大战边缘蹒跚而过。     

冷战时期美国的国家安全政策——从艾森豪威尔到肯尼迪

从广义上讲,艾森豪威尔和肯尼迪时期美国的大战略,都源自对苏联和中国的共产主义威胁的恐惧。艾森豪威尔和肯尼迪都延续了杜鲁门遏制战略的基本目标,但是由于对威胁的具体性质和范围的评估有所区别,同时在利用那些资源、如何实施遏制的问题上持有不同见解,从而使艾森豪威尔和肯尼迪政府形成了各自独特的国家安全战略。     

和平队的创建与肯尼迪政府的冷战战略

和平队是肯尼迪对第三世界国家"新边疆"外交的重要标志,它是肯尼迪冷战思维的产物,同时也是美国对社会主义阵营冷战的重要工具,它用一种非武力、看是无盈利的方式,加强了美国对外部世界尤其是第三世界的吸引力,其在改变美国在发展中国家的形象和向发展中国家输出美国价值观念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     

日本池田内阁“一中一台”政策的出笼和破产

为解决经济高速增长导致的市场压力和国内政治稳定及安全保障等问题,20世纪60年代初日本池田勇人内阁组成后,以美国肯尼迪政权调整对华政策为契机,拟定了在使台湾分离于中国主权之外的同时和大陆发展政治关系以至复交的一中一台政策。但因美国的反对和阻挠,池田内阁以特殊方式施行该政策的尝试无果而终。     

“新总统”和“老政策”——约翰逊与蒋介石关系内幕之一

1963年11月22日,美国总统约翰·肯尼迪在德克萨斯州达拉斯市遇刺身亡,副总统林登·约翰逊仓促宣誓继任。肯尼迪是美国历史上颇有作为的一位总统。但是,肯尼迪时期美国政府在中国问题上却始终未能取得突破性进展。出于种种因     

为什么去月球？

近来由于美国总统党内提名选战方酣,美国前总统肯尼迪又成为话题人物。对于肯尼迪,我印象最深的是他在1962年宣布美国将进行人类登月计划时说的话：“我们选择在这个十年之内到月球去……不是因为这些事很容易．而是因为它们很难。”     

论马克思主义与中国传统文化相融合

随着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进程的推进,马克思主义与中国传统文化的趋势呈现常态化。马克思主义与中国传统文化的结合,是马克思主义在中国传播的必然选择,也是马克思主义更广泛更深入的被中国人接受的必要条件。     

近年来美国的中国妇女史研究范式的嬗变

长期以来,美国的中国妇女史学一直致力于描述和批判中国男人对妇女的压迫。中国妇女不是被塑造成为传统父权制的受害者,就是被描绘成新的父权制的牺牲品。近年来,这个强大的认知范式逐渐受到挑战和颠覆。过去那种从单纯的意识形态出发,将中国妇女一概视为父权制牺牲品的论证方式已经淡出学术研究,取而代之的是从社会性别视角揭示中国历史的复杂性与特殊性。在美国,中国妇女形象总是与美国学术与社会背景紧密相关。美国的中国妇女史学家是在西方的语境中给那些带有西方理论前提的读者来写作的,如何才能真正基于中国历史本身来认识中国历史上的性别关系仍是一个值得探索的课题。     

20世纪中国近代史学科体系问题的探索

中国近代史作为20世纪中国历史学的一个重要分支学科,是中国近代社会转型和学术转型的产物。在几代学探索、争鸣的基础上。确立了以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大约110年的中国历史作为中国近代史学科的研究对象。这种认识,是在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指导下得出的。是以对近代中国的社会经济形态与近代中国的社会性质的考察为出发点的,是符合近代中国历史进程的科学的学科体系。运用现代化理论研究近代中国的历史。具有一定的积极意义,但简单地以“现代化范式”替代“革命史范式”,未必是正确的思考方向。近代中国的时代基调是革命,中国近代史上的政治、经济、军事、化思想、社会变迁,以及中外关系的处理,区域发展,少数民族问题,阶级斗争的状况,无不或多或少与革命的进程相联系。中国近代史学科体系只能在“革命史范式”主导下,兼采“现代化范式”的视角,更多关注社会经济的发展与变迁及其对于革命进程的作用,使“革命史范式”臻于完善。这是我们今天需要努力的。     

禁烟前林则徐在北京的经历

1840年是中国近代史的开端,而彪炳青史的伟大爱国主义者林则徐正是近代中国“开眼看世界的第一人”。毛泽东曾经说过,中国的民主革命是从林则徐开始的。此后一百年的中国革命,虽然有新、旧民主主义革命之分,但林则徐领导的禁烟运动和随后发生的鸦片战争,则开创了中国民主革命的先河。林则徐是属于世界的,属于中国的,也是属于北京的,他与北京有着不解之缘。他一生的从政生涯,特别是禁烟前的经历。都与北京有着深深的联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