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饥荒中农民的反应

1958-1962年间,中国发生了大饥荒。近年,出现了否定发生大饥荒的思潮,有些人不仅否认大饥荒＂饿死三千万＂,也对大饥荒的严重程度提出质疑,其理由之一是,如果发生了大饥荒,为何看不到农民的抗争？的确,历史上一旦发生大饥荒,农民为了活命,会抢粮,骚乱,乃至爆发起义,历史上不乏这类记载。     

倔强的“大饥荒”上书者

在痛苦的日子里,想起狂恋过的人,几年悲惨景象,磨灭我诚挚的爱情。我热爱过的人啊,你活65岁正好。多余的岁月里,你失去了灵感,没有以往的谦逊,不听清醒的警告,却信谷产八万斤     

王心斋的“良知”、“格物”与“乐学”

王艮是王阳明立门弟子之一,他对"良知致"、"淮南格物"和"乐学"等方面均在不同角度和不同程度上发展了阳明的心学思想,对王阳明乃至宋明理学做出了不小的贡献。     

“大跃进”中山东的两次饥荒

在“大跃进”运动中,山东表现狂热。于是遭受了两次饥荒,成为全国的重灾区。这两次饥荒,少见披露。     

“良知”的沦陷及其省思——知识化解释的向度

在二十世纪的中国伦理思想史上, “良知”的失落遭遇了一种意外的情形,即“知识化解释型失落”.但这种“知识化解释型失落”,不仅将科学知识与德性的复杂关系更为清晰地呈现出来,而且让我们更深刻地把握到“良知”本质,同时对于诠释的作用及如何应用诠释有了更为切实的觉悟.“良知”虽或蔽或放,但其体恒在,这或许正是科学知识与“良知”本有的情愫.因而人应该在正确理解与把握科学知识与“良知”的关系中,信守“良知”的本根价值.     

汉娜的“诚实经”

去丹麦学习之前，就听人说，在丹麦不讲诚信便没有办法做人，更无法做事。我和房东汉娜发生的一件小事，让我充分认识了这一点。 汉娜患有十分严重的失眠症，每夜必服一种副作用很强烈的安眠药才能入睡。一天，我在一堆从国内带来的药中找到两瓶治疗失眠的中成药，于是我把它送给了汉娜。汉娜服用过后，感觉效果非常好，就托我再买些来。     

致良知与“君子人格”的培养

儒家提倡“君子之风”,也就是“君子人格”,它具有多种特质,而“内圣外王”的完美人格是最高理想.“致良知”是成就理想人格的基本功夫.古今中外,对人格类型作了不同分类.王阳明倡导良知之学,认为人人心中具有良知本体.无论地位高低、职业殊异,只要立志、努力,都可以成为一个有德性人格的人.这正是“致良知”的巨大魅力所在,也是“君子人格”的巨大魅力所在.     

“总统府”对面的纪念碑

应“中央研究院”近代史所邀请,我于5月1日前往台北,参加“纪念五四90周年学术研讨会”。会议的主题是《胡适与近代中国的追寻》。马英九先生不但出席这次会议,还坐在主席台下恭恭敬敬地聆听著名学者林毓生演讲。这让我想起学界的一件轶事。早在抗日战争前夕,竺可桢请马一浮去浙江大学授课,马一浮提出应该让学生“登门请业”,理由是“古闻来学,未闻往教”。因此我以为,马英九能够亲自“登门请业”,而不是让学者去“总统府”讲课,体现了他对学问的尊重。这种尊重对于政治领导人具有示范作用。     

浅谈黑龙江东部地区“农民书屋”存在的问题——以穆棱市农民书屋为例

本文分析了黑龙江东部"农民书屋"存在的问题,提出了解决问题的办法。     

试论1955年的粮食“三定”工作

对粮食实行统购统销,是我国执行了三四十年的一项基本国策。1953年国家在农村全面贯彻实施粮食统购统销,但执行之初出现过不少矛盾和问题,造成了农村关系紧张的局面。为了改进和完善统购统销,1955年2月召开的全国财经会议讨论了农村问题和统购统销问题,并起草了《关于迅速布置粮食购销工作,安定农民生产情绪的紧急指示》,     

山西运城“孙总理安葬纪念碑”的出土与初步研究

《三晋石刻大全·运城市盐湖区卷》著录有一通“孙总理安葬纪年碑”,此碑现收藏在运城市文物工作站（笔者所在单位,以下称“我单位”）,但在目录和简介中,都将其错误标识为佚失碑刻。此外,对这块碑产生的背景、文字辨识（或是校对原因）等方面,著录者都留有可商榷研究的空间,所以,笔者不揣浅陋,在原著录的基础上,     

当代中国农民的“以法抗争”——关于农民维权活动的一个解释框架

当代中国农民的维权活动主要有日常抵抗、依法抗争和以法抗争三种形式。其中以法抗争这种新型的农民维权活动在方式和内容上都表现出明确的主动性和政治性,并且具有一定的组织形式。农民从诉求外部力量的上访请愿向依靠自身组织起来维权的转变,对于中国农村政治改革和发展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     

再论秦汉的粮食计量制度——以“斗”“升”为中心

秦汉政府计量粮食是有一套系统的。量稻、量粟、量麦皆有各自的专用大量,量米则用标准量器。稻量、粟量、麦量等专用大量与标准量器均以石、斗、升为计量单位,均采用十进制,但其计量标准更高。稻量石、斗、升之容积为标准量器石、斗、升容积的2倍,粟量石、斗、升之容积为标准量器石、斗、升容积的5/3倍,麦量石、斗、升的容积为标准量器石、斗、升容积的1.5倍。它们总体构成了一个有机的粮食计量体系。这三大一小的粮食计量体系本为秦代制度,汉承其制而用之,直至东汉初年犹未变革。     

有关大饥荒的新谬说——从四川官方数据看“营养性死亡”250万人的荒谬性

继2013年8月23日《中国社会科学报》刊登江苏师范大学教授孙经先文章,称“三年困难时期”只有250万人以下的“营养性死亡”之后,今年9月22日,该报再次刊登署名“北原”的文章,称“三年困难时期”的大饥荒是“一种探索性质的错误”。-（注1）此类严重违背历史事实、突破良知底线的谬论一再出笼,并被视为“真相”加以推销,如不对其严加驳斥,将会是非混淆,谬种流传。     

战后日本满洲移民“记忆之场”的生成——以20世纪60-70年代原开拓团的建碑、祭奠活动为中心

1945年日本战败至50年代末,满洲移民的自身体验处于失语与沉默的状态。但在60年代,全国满洲开拓纪念碑的建立、《满洲开拓史》的刊行及定期举行的祭奠活动成为想起满洲开拓体验的契机,多元化的满洲个体体验被凝缩为集体记忆,以物质形式变得可视化。这种全国性的活动与仪式,作为一种格式化模式在地方社会的满洲移民相关团体中不断扩散、流通、复制与再生产,促使了满洲开拓的"记忆之场"的形成。     

难过的“粮食难关”

（正安县）从1959年至1962年全县共死亡45751人,其中1960年死亡25309人,死亡率达5.4%。     

一个“拿工资的农民”的那时那事

正历史并不一定都是学者笔下那种波澜壮阔跌宕起伏的过往,它往往真实地蕴涵于芸芸众生平铺直叙的日常生活之中。从闹市搬到"夹皮沟"从1964年参加工作到2012年调离,我在"贵州安顺市农业科学研究所"从事了40余年农业科研工作。1958年建所时称作"安顺专员公署农业科学研究所",1965年改称"安顺专区农业科学研究所",1978年改称     

从“小仁政”到“大仁政”(下)——新中国成立初期毛泽东与中共领导人在农民粮食问题上的态度异同与变化

正"一五"计划实施后毛泽东态度开始变化不过,中国粮食紧张的问题并不会因为毛泽东这种简单的干预得到改变。减也好,免也好,在粮食产量增长有限而工业建设大量上马的情况下,只会增加政府财政负担和粮食分配困难。1953年农民负担相对减轻,政府的粮食销售和市场供应就立即出现了问题。当年夏     

周恩来与“文化大革命”时期的粮食问题

"文化大革命"使国民经济遭受了严重损失。周恩来殚精竭虑,采取种种措施,稳定粮食局势。他劝说红卫兵和造反派不能冲击农业生产,坚持抓南粮北调局面的改变,用"以出养进"的办法开展粮食外贸,努力解决"三个突破"中的粮食"窟窿"问题,认真贯彻藏粮于民的思想,常抓节约粮食。周恩来高度重视粮食问题的思想和为民谋利的风范至今仍有现实意义。     

“剩余品”时代美国的对外粮食援助政策

内容自20世纪20年代起,农产品过剩问题一直困扰着美国。二战后初期,这一问题危及美国的农业安全。为处理剩余粮食,美国制定了《1954年农产品贸易开发与援助法》,即480公法,以无偿与有偿援助等方式对外提供粮食,从而开启了制度化的对外粮食援助计划。50年代末,美国将该计划命名为“以粮食换和平”计划,以突出利用粮食援助拉拢第三世界国家、遏制共产主义的功能。处理剩余农产品和为冷战遏制战略服务,成为这一时期美国对外粮食援助政策的两大目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