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史研究的理论与方法”学术座谈会发言摘要 “全球史观”和当代中国史研究

国史成为一门学科已有些时日了。如果说 ,史学从总体上看与其他人文科学相比不是很景气的话 ,那么 ,国史这一断代史却在历史学中独领风骚 ,大有成为显学之势。十余年来 ,有关国史方面的档案材料陆续以各种形式公布了不少 ,相关的研究成果也逐渐积累了一批 ,其中有些专题已经达到可以同国外同行学者开展学术对话的水准 ,这都是可喜的。然而 ,仅仅满足于以揭示历史真相为治史归宿 ,而不重视历史学的理论建设 ,终究难以促进自身研究水平的提高。对于历史经验的总结 ,归根结底应以理性的思考为首要。基于这样的认识 ,本刊于 2 0 0 1年 4月 3日召开了“国史研究的理论与方法”学术座谈会 ,邀请在京的有关专家相聚一堂 ,切磋交流。现将各位专家的学术见解按发言的先后为序摘登如下 ,以飨读者。类似的学术会议本刊还将召开多次 ,力求从不同方面 ,按不同角度深入探讨国史研究的理论问题 ,以期推动国史学科的发展。我们热切希望学术界关注这个题目。     

在第十一届国史学术年会上的致词

近年来,当代中国研究所、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史学会在国史研究方面做了大量工作,取得了很大的成绩。国史学会的年会,我几乎都参加了,每参加一次都学习到很多新的知识,受到很深刻的教育。我们研究国史,对我们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有很重大的现实意义和深远的历史意义。我们应当认认真真、兢兢业业地把工作进一步做好。第十一届国史学会年会今天在重庆市召开,可谓适逢其时,适逢其地。所谓适逢其时,就     

关于国史研究的几个问题

第一 ,关于国史研究中的学术规范问题。学术研究的规范化是衡量一个学科水平的重要标准之一 ,也是促进学科发展的重要手段之一。国史研究作为一个新的学科在学术规范化方面已经取得了很大成绩 ,并在逐步形成自己的特色。但是存在的问题亦很明显 ,笔者认为 ,其中一个很重要的问题便是由意识形态话语向学术规范话语的进一步转换问题。由于国史同现实、同意识形态的联系比较密切 ,所以这个问题比较复杂。一方面 ,国史要为而且必须为弘扬新中国的建设成就、弘扬中国共产党的领导服务 ,故其负有不可推卸的意识形态宣传任务 ;但另一方面 ,国史作为…     

从社会史角度深化国史研究的思考

正国史研究伴随着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成立而出现,算来已有60多年的时间。然而,由于种种原因,国史研究经历了一个曲折的发展过程,直到改革开放以后才取得了新的进展。改革开放以来,国史研究取得了令人瞩目的成就,无论是学科体系的建设、相关资料的整理与出版,还是实证研究方面都有大批的成果问世,这些研究成果无疑大大丰富与深化了我们对于国史的认识。然而,国史研究与中国史的其他分支学科相比仍显薄弱,缺陷之一便是缺乏从社会史视角系统的对国史进行研究。     

加强国史研究,为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服务--纪念中国共产党成立80周年和《历史决议》发表20周年

此文概述了国史作为一门新兴学科,在十一届三中全会后正式登上学术舞台的过程;澄清了对国史学科存在必要性及其特点的模糊认识;强调了国史研究要发扬中国史学经世致用、资治教化的传统,自觉地为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事业服务;同时提出了为加强国史学自身的学科建设,要处理好党性和科学性,占有史料和掌握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点、方法,研究历史问题和关注现实问题,继承史学传统和借鉴新的史学观念与方法的关系.     

新世纪以来中华人民共和国史研究的发展和成熟

新世纪以来,中华人民共和国史研究作为一门新兴的历史学科,取得了显著的成绩和进步。近十余年来,随着国史学界对国史研究基本问题认识的不断深化,出版了一批具有通史性的国史著作、资料性研究著作、专史性研究著作,使国史重大问题的研究取得了新的进展。认真研究已有成果,评述国史研究的发展状况,并提出推进国史研究的一些思考,将为这一新兴学科的发展提供有益借鉴。     

论中华人民共和国史研究

中华人民共和国史是指1949年10月1日以后共和国范围内社会及社会与自然界关系的历史。从经济社会发展道路或目标模式的角度来观察,国史大致可以划分为五个时期,其主线至少有三条。研究国史,需要明确现代史与当代史的关系,尤其要处理好它与中共党史的关系。认清什么是国史的主流,关键在于如何看待改革开放前的历史,特别是那段历史中发生的失误和错误。国史研究具有较强的阶级性、政治性和意识形态性,但这并不必然削弱它的学术性、科学性。国史研究除了具有史学各分支学科所共有的传承文明、咨政育人的功能外,还有"护国"的重要作用。在今天,只要尊重客观事实,遵守学术规范,当代人不仅可以写好当代史,而且可以在国家机构主持下写好国史。     

构建中华人民共和国史研究学科体系初探

中华人民共和国史的内涵、性质与特征,特别是国史发展的主题与主线、主流与本质,规定了国史研究的指导思想,也决定了构建国史研究学科体系、学术体系和话语体系的学理基础。国史研究学科体系是国史研究发展到一定阶段的产物,同时对国史研究起着引导和推动作用。根据国史研究的学科属性和特点,国史研究学科体系主要应由国史史源与史料学、理论研究类学科、国史本体研究类学科和国史研究交叉类学科所构成。这一学科体系是国史本体论、认识论和方法论的统一,也是需要在新的起点上坚持问题导向、推动创新发展的。确立起成熟、完善的学科体系,是国史研究成为相对独立学科并发展成熟的主要标志。     

发挥国史研究资政、育人、护国的功能

2005年9月26～29日,“当代中国成功发展的历史经验”为主题的第五届国史学术学会在无锡市举行。全国政协副主席、中国社科院院长、国史学会会长陈奎元在讲话中指出,研究国史是历史赋予我们的重任,国史专家首先应当有历史的责任感和高尚的职业道德。研究国史要以总结党和国家的经验教训,鉴往知来,有利于推进党和人民的社会主义事业为出发点;以实事求是地判断历史是非,得出规律性的结论,提高党执政兴国能力为目的。党中央关于建国以来若干重大历史问题的决议,江泽民同志纪念毛泽东诞辰100周年的讲话,胡锦涛同志纪念邓小平、陈云诞辰100年和抗…     

王一程研究员谈当代中国政治体制的鲜明特色和发展演变

2005年10月28日,当代中国研究所举办国史学术讲座第24讲,由中国社会科学院政治学研究所所长王一程研究员作了题为“当代中国政治体制的鲜明特色和发展演变”的学术报告。王一程研究员在报告中指出,我国政府首次于2005年10月19日发表的《中国的民主政治建设》白皮书,全面而深入地阐述了我国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建设的指导思想、历史进程、基本经验与原则,是我们学习研究我国社会主义革命、建设和改革的历史,特别是共和国政治建设和发展历史的指导性文献。他主要围绕如下三个问题进行了阐述。     

《中国共产党历史》第二卷对中华人民共和国史研究的意义

2011年出版的《中国共产党历史》第二卷记载了中国共产党自1949年10月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至1978年12月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召开这段历史,该书不仅是党史研究的一项重大成果,而且对国史研究也具有重要意义:为正确把握新中国前29年历史的重大问题提供了基本参照;披露了140多件文献档案,整理了一系列统计数据,为深入研究新中国前29年的历史提供了有价值的新史料;其编写方法为研究编纂新中国前29年的历史提供了有益的借鉴和启示。     

改革开放以来抗日战争胜利纪念活动述论

新中国成立后,政务院即确定每年的9月3日为抗日战争胜利纪念日。改革开放后,每当抗战胜利纪念日,尤其"逢十"纪念之期,国家和社会均会举行各式各样的纪念活动。这些活动主要有召开纪念大会或座谈会,发表社论或纪念文章,开展文化艺术活动等。抗战胜利纪念的社会功能包括:第一,铭记历史事实,宣传国耻记忆、抗争历史、和平经验;第二,进行政治动员,动员全国人民参与社会主义建设、投身改革开放事业、献力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梦想;第三,塑造国家形象,中国对世界反法西斯战争的贡献、中国共产党是抗日战争的中流砥柱、抗日战争形成的伟大精神财富;第四,协调各方关系,中国与世界、大陆与港澳台、共产党与国民党的关系。     

中国共产党的绝对领导与新中国国防和军队建设

坚持中国共产党对国防和军队建设的绝对领导,是适合中国国情、独具中国特色的军事领导制度,是坚持党的领导和人民民主专政的重要基石,是推进国防和军队现代化建设的根本保证。新中国成立60年的历史充分证明,坚持党对国防和军队建设的绝对领导,是巩固党的执政地位、确保国家安全、维护社会稳定的重要制度。必须坚决抵制国内外敌对势力鼓吹的"军队非党化、非政治化"和"军队国家化"等错误论调,毫不动摇地坚持这一根本原则和根本制度。     

Crusade narratives in French and German history textbooks, 1871–1914

This article is a comparative study of crusade portrayals in French and German history textbooks published between 1871 and 1914. The crusades had been events that had moved practically all of Europe in the Middle Ages. In the course of the nineteenth century the crusades once more became a matter of scientific, cultural and therefore public interest. Crusade narratives portrayed these events as the climax and the heroic period of the Middle Ages and thus offered highly varied patterns of interpretation. Although in this nationalist age France and Germany consigned themselves to national history and thus the glorification of one's own nation, this article will not only analyse the national and sub-national (denominational, Laicist …) images conveyed via this European event. It will also ask if and how the tension between nationalism and concepts of Europe were made subject of discussion in this historical ‘European event’. Therefore, it focuses on school textbooks as a source that, during the period in question, was responsible for a significant portion of national mythology and cultural memory as conveyed by media.     

中国的通史传统与世界史编纂

中国的通史传统是指在长期、丰富的通史编纂实践中,中国历史学家逐渐形成的以通古今之变为核心的历史认识理论和通史编纂思想。通史传统是中国历史编纂学重要的理论资产之一。在世界史研究和编纂过程中,应当通过对通史传统的深入挖掘和不断发扬,赋予当代中国世界史研究理论体系鲜明的民族特色,并进一步推进马克思主义理论、中国史学优秀传统和当代中国世界史研究的融会贯通。     

抗战时期缪凤林的民族主义史学思想

作为“学衡派”的重要史家 ,缪凤林把阐发民族主义 ,提高国人的民族自信心视为史学研究和著述的主要目的。抗战时期 ,他对中国民族西来说的批判、对中国民族关系史的论述以及对中国国民性的剖析 ,都是其民族主义史学思想的表现。从学术渊源看 ,它和世纪初以来的文化保守主义史学一脉相承 ;从社会作用看 ,它在抗击文化侵略、激扬民族精神方面有一定的积极作用 ,但到抗战后期 ,其复古主义倾向的政治影响是消极的     

印度尼西亚华人的历史地位、作用和贡献

华人在印尼的历史已有上千年。在西方殖民者入侵前 ,华人与原住民一向和睦相处 ,对繁荣当地经济做出了重要贡献。荷兰殖民统治后 ,大批华人到印尼谋生或被掳掠当劳工 ,他们全面参与了印尼经济从自然经济向市场经济的过渡并发挥了重要作用。 2 0世纪 ,在印尼出现了华人和原住民两种民族觉醒和双轨的民族运动 ,在争取民族独立的斗争过程中二者逐渐汇合并轨。印尼独立后 ,原住民中的“原住民主义”思想抬头 ,曾出现大规模的经济排华。“新秩序”时期 ,“原住民主义”思想变本加厉 ,对华人采取强制、快速和彻底的同化政策 ,企图通过消灭华人的“一切特性”以实现完全的“原住民化” ,导致 1 998年的“五月骚乱”和“新秩序”政权的垮台。印尼进入民主改革时期之后 ,对华人的历史地位、作用和贡献才有了比较客观和公正的评价     

The Past under the Shadow of the Present: The Case of the National Museum of Korean Contemporary History

The National Museum of Korean Contemporary History, which opened in 2012, has been the focus of a heated controversy between the progressive and conservative camps over the “proper” ways to represent South Korea’s turbulent history. I build on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heritage, collective memory and national identity, and argue that the division that typifies South Korean society has implications that extend beyond socio-political issues. Anchored within a broader discursive context, the museum became an important memory carrier involved in the process of debating the issue of national identity. Although no agreement has been reached regarding the “proper” historical narrative the site should exhibit, the museum has nevertheless offered an opportunity to shape a form of national identity that can embrace a more complex perspective on the country’s contemporary history. At present, though, this contentious site has demonstrated the extent to which the legacy of the conservative–progressive divide remains deep. I offer a discursive context that is useful for the study of current debates over heritage sites in South Korea, while the overall analysis illuminates the idea that the “present-centred” management of heritage in national museums can, potentially, play a part in the process of forming more intricate notions of national identity.