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代黄河小北干流河道变迁

明代黄河中下游生态环境恶化 ,黄河小北干流含沙量增加 ,淤积迅速 ,河道决徙改道频繁 ,已呈宽、浅、乱的定势。汾阴 月隹 、氵夸 峪镇等东西两岸常出现崩垣塌岸的情况。蒲州城、朝邑城、荣河城等也常遭水侵 ,大庆关两次迁移、乔家滩三徙等史实足证明代黄河小北干流已开始大规模决徙摆动。     

昙花一现的黄河祭祀仪式

清末河套地区出现了一种奇特的黄河河神祭祀仪式,到民国年间这种祭祀仪式就消失了,其间经历的时间很短。这一仪式系河套地商王同春所创,曾在河套地区发生过很大的影响,当地的农民对其深信不疑。     

周馥与山东黄河的治理

作为晚清封疆大吏的周馥,对山东黄河的治理尤为重视。在治理前,他非常重视考察黄河水性,并制定切实可行的治水方案。治理黄河本身体现了周馥重视农业的思想。     

“犬牙相制”与明代西南土司治理

明统治者在西南土司治理中秉持了“犬牙相制”的治理方略。主要表现在将同一地域诸府州县、卫所、土司分隶不同行省管辖,从而形成西南诸省毗邻地区府州县、卫所、土司“犬牙相制”的政区地理格局。这一治理方略在明前期对于强化土司控制、维护地区稳定起到了积极作用,但随着历史的演进,亦出现土司纷争愈演愈烈、军民夷矛盾激化、省际矛盾突显、土司桀骜日甚等弊端。为此,明统治者欲通过邻省兼制、设立总督予以补救,然终因积重难返而收效甚微。部分官员提出的政区改隶建议亦因遭到反对而未能实施。“犬牙相制”遂成为影响整个明王朝西南土司治理成效的重要因素。     

明后期治河官员的设置及职权——以黄河下游河道治理为中心

历史时期黄河以善淤、善决、善徙著称,是有名的＂害河＂。明后期,淮河以一河受黄河全河之水,又因徐州以南的漕运借黄河河道,因而黄河下游河道的安稳与否时刻关系到漕运的安危,关系到明统治者的经济命脉,故此,统治者于中央设置了专门治理黄河的官员,于地方也相应设置了治河官员,希望以此来保障漕运的畅通。     

黄河治理文化遗产的多重价值与数字化保护

黄河治理的历史是一部中华民族发展史,人与水的相争相生是黄河文化遗产区别于其他线性文化遗产的重要特征。黄河治理文化遗产所蕴藏的多重价值对于讲好“黄河故事”、促进黄河流域高质量发展具有重要意义。数字技术能够将较为抽象的治水原理与治水现象进行生动结合,全面展现黄河治理的真实情境与内在规律,促进黄河文化传播。应充分利用数字技术,从黄河治理数字档案库建设、治河文化遗产数字化知识体系建构、治河文化遗产的动态还原、综合管理信息系统建设等方面探索黄河治理文化遗产的数字化保护策略,积极推动黄河治理文化数字资源与文旅产业、文创产业的深度融合,促进黄河文化经济的快速发展。     

从清初黄河治理看康熙帝领导风格

在康熙帝的高度重视、大力推动和亲自指授下,清初黄河治理成效显著。《清实录·圣祖实录》等史籍中关于康熙帝处理河务的领导活动的记叙,反映出了他一以贯之的“决策求慎、治理尚勤、判物唯实、政事善专、用吏贵衡、待民以仁”的领导风格,值得现代领导者体悟借鉴。     

明代山西镇边的城堡

明代山西镇边亦称太原镇边,也就是人们常说的外三关。山西镇边西起山西保德的黄河岸,经偏关、宁武、雁门关、平型关后,南折经龙泉关、固关达黄榆关(山西和顺东),共长800余公里。治所先设偏关,明嘉靖十九年移驻宁武。它与大同镇边、宣府镇边号称明代北防九边的“中三边”。     

明代“幸乱之民”的治理困境

曾经在地方及朝廷为官20多年的吕坤,在上万历帝的《忧危疏》中提到社会存在无聊、无行、邪说、不轨等四种“幸乱之民”,其是国家治理所必须面对的问题。作为治理国家的朝廷与官府首务就是安民,重民生而使家给人足,恤茕独以安养鳏寡孤独,劝学艺以期穷民得以为生,建仓储谷以备水旱蝗灾,行保甲以除盗贼,立乡约以去淫邪,禁奢靡而崇节俭,这是安民之道。欲使民安其生,乐享太平,治理国家的朝廷与官府必须要正视“幸乱之民”的存在,想方设法予以控制。明王朝扶植乾坤正气,打击歪风邪气,奖善除恶,使“幸乱之民”不能危害社会秩序。“幸乱之民”是客观存在的,朝廷方针政策的变化,以及各级官府所采取的策略,不仅关系到对“幸乱之民”的管控,而且关系到对社会的治理。     

河堤谒者与汉代黄河国家治理体制的构建

汉代针对河患设立河堤谒者,开创了国家对黄河的切实有效管理。我国水利职官的设置由来已久,河堤谒者的出现表明水政管理的专门化和具体化。文章通过分析河堤谒者的组织构成、职能分工、机构运转、功能成效,可见黄河国家治理体制已开始建立,反映了汉代水官体系的调整和组织管理水平的提高,加强了中央与地方的协调能力和治河效能,并对王景治河后黄河“八百年安流”局面的形成发挥重要作用,也对后世河政产生深远影响。     

铜瓦厢决口后黄河下游河道沿岸区域地形与河湖环境(1855-1911)

1855年黄河于铜瓦厢决口北徙,给下游沿岸区域地形与河湖环境造成很大影响。山东运河以西的平原地带距离决口处较近,泥沙淤积较多,地形抬高幅度明显,黄河在此区内漫流,扰乱了原有水系。汶、泗二河下游地带受黄河淤高河床的顶托,亦出现排水困难的局面,东平湖的形成与扩大即区内积水不断增多的结果。鲁中丘陵西侧平原地带,受黄河淤高河床的阻挡或黄水倒灌影响,长清至齐东各县境内的入黄河流均难以宣泄,直接促成新清河的开辟。徒马平原地带,受黄河决口改道影响,靠近黄河的徒骇河诸多支流被淤没,徒骇河则被黄水冲宽刷深,1907年黄河利津决口后,其尾闾河段亦被淤没。     

《治理黄河》专题史料征编工作研讨会

《治理黄河》为十届全国政协文史和学习委员会确定的专题史料征编协作任务。为了协调各参与单位共同完成好征编工作,作为此专题的协作牵头单位,河南省政协学习和文史资料委员会受全国政协文史和学习委员会的委托,于2006年4月16日-21日,在河南郑州召开了《治理黄河》专题史料征集工作研讨会。     

明代的饮酒风尚与瓷酒具

国酿酒相传始于夏禹时代的仪狄,商代酒具已相当丰富完备;爵、角、斝、盉、罍、卣、壶、觚、觯、尊、彝、勺、觥等,酒具造型产生了垂范式的影响,后世礼仪使用的酒具大都保留了商代特征,[第一段]     

瑶族的民间信仰

瑶族,充满着神秘的色彩。这个冲秘,不仅仅是因为他们居住在相对隐蔽的大瑶山之中,更因为这个民族那既独立又繁复多样的民间信仰体系。,     

明代宗室的户籍管理

明代宗室户籍的管理有专门的机构和制度,随着宗藩人口的急剧繁衍,该制度逐渐由陋略转为详备,朝廷对报生、请名、请封、选婚各个主要环节制定了严格的审批手续。但基于多种原因,宗籍管理收到的成效并不大。     

明代徽州的民事纠纷与民事诉讼

本文利用大量的原始资料和地方志 ,论述了明代徽州民间诉讼增多的原因、诉讼的基本内容、处理程序和依据标准等。在明代 ,包括徽州在内的全国许多地区诉讼案件的增多 ,一方面说明人们的法制观念增强 ,越来越懂得用法律保护自己的权力 ;另一方面反映了商品经济的发展和社会文明的进步。这一点在徽州地区尤其显著     

试论明代澳门的治理形态

本文尝试对葡萄牙人入居澳门以后明代澳门的治理形态进行探讨。明代澳门的治理形态,即指在澳门这块中国拥有完整主权的领土上,明朝政府管辖下的一个特殊侨民社区的治理形态。这一治理形态出现在特定条件下,可以视作明朝地方行政管理上的一个特殊形态。它的产生,是明朝在明中叶以后面对国内外新的变化格局、吸取历代统治经验教训、调整内外政策的结果。这一治理形态产生于前近代东西方最早的交通点上,定型于明代,为清代所沿袭,直至道光二十九年（１８４９年）为澳门葡萄牙总督亚马留（ＪｏａｏＦｅｒｅｉｒａｄｏＡｍａｒａｌ）所破坏,存在近３００年。从澳门治理的层次上看,是一上一下,一主一辅,中国地方政府在上,为主,居澳葡人自治机构在下,为辅;就治理的方式而言,是中西合璧,既是中国传统地方行政治理的延续,又加入了西方城市自治的因素。可以说作为中西直接接触早期出现的这一治理形态,既是对古代中国地方行政特殊建制和地方自治传统的继承和发展,又是在西方扩张东来的新形势下,吸收西方制度因素的结果。因而这一治理形态是中西直接接触早期中西制度文化交流、碰撞和融合的产物。     

明代茶果银的形成与演变

明代的茶果银是一种重要的历史现象,有礼仪、贿赂和赋税三种性质。茶果在人际交往和祭祀神灵的过程中起着重要作用,有时用银钱代替实际的茶果,于是产生了礼仪性质的茶果银。明朝制度虽然禁止征收茶果银,但贿赂性质的茶果银实际上广泛存在,并造成严重危害。赋税性质的茶果银由礼仪和贿赂性质的茶果银演变而来,到清代成了正规的赋税。     

民间信仰的恢复与重建--以侯村女娲信仰个案研究为例

在以往女娲神话及其信仰的研究中,神话学者、民俗学者往往在大范围搜集资料的基础上,进行以文本为主的比较研究和溯源研究。对文本进行研究固然重要,可文本形成和变异的具体过程,也值得探讨,尤其是近些年,在全国民间传统重建热潮的带动下,与女娲相关的风物、女娲神话及其信仰都得到不同程度的恢复和重建,比如河南省西华县思都岗村的女娲城、甘肃省秦安县陇城乡女娲庙会等等。为什么会出现这些重建现象?重建的过程是怎样的?重建后呈现出哪些特征?这些问题在国内神话学界、民俗学界尚鲜有问津。     

浅论明代的钞关与商税

钞关是明代的一项重要的经济制度,它隶属于户部,专门负责对往来船只征收商业税。钞关的税额以及征收方法是我们急需厘清的一个问题;同样,钞关对于明代商业活动的影响,也是本文在写作时无法回避的一个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