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安事变与日本的对华政策

日本在1936年8月全面确立以分裂华北为中心的对华政策,随后即初步付诸实施.西安事变的爆发打乱了其侵华步骤,也使得"一致抗日"成为当时中国最具国内号召力和国际影响力的目标.事变期间,日本最初采取"沿续并促进"的方针,企图趁机继续实施以往的对华政策;在明确情况后,被迫采取静观待变的态度,却又坚决干预中国的"容共"问题.事变的迅速和平解决,最终打破了日本的阴谋.事变后,中国团结抗战局面的形成,迫使日本统治集团重新认识中国,日本政局也出现大动荡.林内阁期间,主要以"佐藤外交"修改以往的对华策略,但并未根本放弃既定的对华政策."佐藤外交"夭折后,近卫内阁又回归于广田内阁时期的对华政策,最终在"七·七"事变后走向全面侵华之路.     

晚清驻美公使杨儒的美国排华观

杨儒是晚清时期著名的外交官,担任驻美公使是其外交生涯的重要履历。在担任公使的几年间,杨儒一直思考美国排华的原因,分析杨儒在解决美国排华问题上的认识有助于厘清其外交思想的发展路径。     

七七事变以前的日本对华政策及其演变

本文主要依据日本方面现存的档案史料,论述了九一八事变期间,日本在实施“满蒙政策”的同时,制定并实施的“对中国本部政策”;1933—1935年间,日本对华政策的基本形成与华北事变的发动;广田内阁期间,日本以华北分治政策为中心的对华政策的全面确立,以及“佐藤外交”对于该政策的调整与失败;七七事变前夕的近卫内阁,继承了上述政策,并最终发动了“中国事变”。以华北分治为中心的日本对华政策,是日本政府与军部的共同意志的体现,也是日本局部侵华行动的指导与依据。从这些政策的制定与实施来看,日本从九一八事变开始,经由华北事变,迅速走向“中国事变”,包括卢沟桥事变的爆发在内的这个历史过程,并非偶然;它不但是日本实施大陆政策的必然结果,而且构成了日本侵华“十五年战争史”的一个重要阶段。     

太平天国运动前期美国的对华政策及原因

太平天国运动爆发之初,由于缺乏对中国局势的了解,美国没有制定明确的对华政策。随着对太平天国的深入了解,美国的对华政策由中立而倾太平天国转向中立而倾清政府。美国对华政策的转变受美国在华传教士和美国驻华公使的主张及美国自身利益的影响。     

保罗·芮恩施与中华懋业银行的成立

保罗·芮恩施是美国第一任驻中华民国公使(1913-1919年),他在近代中国第一家中美合资银行——中华懋业银行的成立过程中起到了指导和促进作用,是其门户开放思想的一次实践。通过他在中华懋业银行成立中所发挥的作用,可以看中当时美日在中国的争夺以及美国对华政策的转变。     

二战的东方缘起：芮恩施的中日冲突观及其对美国外交的思想遗产

1918年一战结束之际，美国驻华公使芮恩施在给国务院的密电中指出，在即将召开的巴黎和会上，如果中国问题得不到有效解决，必将引发一场新的世界大战。这个战争预言，不仅是芮恩施本人的看法，也代表了当时在华美国侨民群体的主流意见，反映出一战结束之后美日两国在华利益竞争已经到了非常尖锐的地步。芮恩施的战争预言，揭示出二战的东方缘起具有深刻的历史背景。一战前后，芮恩施既是“门户开放”政策的重要阐释者，也是美国威尔逊政府对华政策的实际执行人，其基本思想是“联华制日”。至冷战初期，随着国际政治形势的转变，芮恩施的“联华制日”外交思想才逐渐被美国政府所摈弃。     

一战前后美日在华舆论战

晚清以来,美国在东亚一直奉行“门户开放”政策,而日本自吞并朝鲜后,一直试图独霸中国。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美日在华势力崛起,两国的战略必将发生冲突。在威尔逊的对华政策之下,美国在华外交官、传教士与报人参与到国际政治事务中。美国在华反日舆论的形成是上述因素共同作用的结果,形成过程可以从美国参战与对华宣传的启动、美国在华报人的反日情绪、日本的反美舆论及美国人的应对等四个方面进行阐述。该活动不但成为当时中国抵制日货运动的组成部分,而且对美国政府的对华政策也产生了一定的影响。这场舆论战,就美国而言,使其在中国的新闻事业与政府联系起来,促进了在华美国系报纸的迅速发展;就日本而言,促使其进行调整以往对华政策并注意到舆论等文化力量在外交中的作用。     

论义和团运动时期的法国对华外交

义和团运动初起时,法国驻华公使毕盛率先做出反应,联络各国公使向清政府递交照会,催促清政府采取有力措施镇压义和团。继而,法国政府也采取强硬的对华政策,竭力促成列强联合出兵侵华。7月中旬,法国最先建议列强对中国实行武器禁运,以便从根本上削弱清政府的抵抗力量。在谈判签订《辛丑条约》的过程中,法国在一系列重大问题上都提出了与他国不同的主张。在义和团运动时期,法国虽然与俄国存在同盟关系,并在一些问题上与俄国保持一致,但其对华政策并不完全被法俄同盟所左右,而是把维护列强的联合置于对华外交的最优先地位。     

梁诚护侨活动研究

十九世纪末期,随着国内外环境的巨变,使得清政府对待华侨的政策也逐渐发生了变化。而在美华工问题成为晚清外交史上一个比较棘手事件。数任的驻美公使们也都为此努力,其中梁诚贡献卓著,在其任内极力保障华工的人身权益不受损害。梁诚由于具有留美背景、并且会一口流利的英语,使其在处理中美问题上比他的前几任驻美公使有所不同。在其驻美期间,他积极与美交涉华工条约、保护华侨利益、救助洛杉矶大地震灾民。深受广大侨胞的爱戴。研究其外交实践,对当今的华侨保护也极具有积极的意义。     

60年代美国对华政策研究现状述评

国内外对于 50年代的中美关系和美国对华政策的研究已经取得了丰富的成果 ,而对 60年代美国对华政策的探讨还远远不够深入。美国学者对这一段外交史的研究带有较大的缺陷 ,其主流观点也经历了三次偏摆 ;相比之下中国学者的研究则相当滞后 ,零星的成果也是相当粗糙的。造成这种局面的原因有两个方面 :首先是大部分学者只关注这一时期的主要事态———越南战争 ,认为这一时期美国对华政策基本上承继了 50年代美国对华政策的遗产 ;其次很重要的一点是 ,决定 60年代美国对华政策的最重要的一部分外交档案———约翰逊政府时期的“美国外交文件集”于年前刚刚解密。本文试图依据已获得的这部分档案材料对 60年代的美国对华政策及中美关系的研究现状做一次综述性探索 ,以期抛砖引玉 ,引起同仁对这一主题的重视 ,并展开争鸣。     

九一八事变后日本的对华政策与“东方文化事业”

始于1923年的"东方文化事业",被视为近代日本对华文化外交的标志之一。九一八事变后,"开发"华北经济,获取重要国防资源,在日本对华政策中逐渐占据重要位置,并且成为对华政策的核心纲要之一。与此相对应,"东方文化事业"在事变后开始脱离"文化"之本位。经过前期策划,1936年起日本政府打着"有经济价值的文化事业"之幌子,投入巨资设立"华北产业科学研究所"等经济"开发"项目,直接为"开发"华北资源服务。"东方文化事业"因此沦为日本在华北经济扩张的工具。     

战前日美经济关系的变化及其对日本外交政策的影响

一次大战后,日美矛盾成为远东太平洋地区国际关系的焦点,与美国争夺中国市场成为日本对外政策的核心和出发点。由于美国经济对全球的影响力和日本资本主义本身对国际市场的严重依赖,日美两国经济关系的消长成为影响日本对外政策制定的重要因素。20年代日本外交标榜“与欧美列强协调一致”、“不干涉中国内政”和“经济往来”,即所谓“协调外交”。30年代初起,以“九一八”事变为转折点,这一国际协调外交迅速向武力外交转化。经“一·二八”事变、“七·七事变、”“八·一三”事变,直至挑起珍珠港事变,导致太平洋战争全面爆发。引起日本外交剧烈变化的原因是多方面的,本文试图从一战后日美矛盾这一基本要素出发,探讨这一时期日美两国经济关系对日本外交政策的影响。     

战后日本的政经分离对华政策——以岸信介内阁为例

岸信介内阁虽在对立的中美之间选择了后者,但也并未完全追随美国的对华政策,以体制与意识形态包装的"政经分离"政策则是其对华政策的核心.该政策通过拒绝承认中国大陆,以巩固日美台关系;另借以维系对华贸易渠道,在满足本国市场需求的同时,发挥其在解决国内政治及外交问题上的工具价值.然长崎国旗事件等致中日交流断绝,及日方在打开局面上的无作为,则无不根源于该政策的非合理性.     

论20世纪初的中美联盟风潮

20世纪初的中美联盟风潮中,在清末舆论界,无论是革命派、立宪派还是清廷控制的报纸,多有主张。倡导与美国结盟的清末朝野人士大致可分为如下几类:驻外公使、东北官员、其他官员、立宪派分子、革命派分子等,朝野上下合奏出了一曲结盟美国的强音。尽管主张中美联盟的呼声很高,仍然有反对的声音,代表人物是章太炎和梁启超。与清末舆论界大力鼓吹中美联盟相似,美国也多有赞成结盟的倾向。日本国内舆论有相当强的反对之声,其政府在外交方面也有应对,主要体现在促动主张中美联盟的我国驻美公使伍廷芳离任、封杀《民报》及与美国签定协议三事上。中美联盟风潮之所以发生,与清末的危殆情形有关。就内在理路而言,作为中美联盟主张的支撑,以夷制夷是一个不可忽视的因素。论及影响,中美结盟对清政府而言,重要的是政治意义。     

颜惠庆遥控华盛顿会议中国代表

颜惠庆(1877—1950),字骏人,上海人,著名的爱国外交家,政治活动家。他出身于传教士家庭,据传是颜子后裔,父亲颜拥经是早期留美学生,上海著名牧师,圣约翰书院的创始人。颜惠庆毕业于弗吉尼亚大学文学院,获文学士学位。回国后曾担任圣约翰大学英文教授,商务印书馆编辑。1907年开始跻身仕途,随清政府驻美公使伍廷芳出使美国,任使馆参赞,开始外交生涯。1912年以后,历任北京政府外交次长,驻德国、丹麦和瑞典三国公使,外交总长等职,1926年曾任国务总理并摄行总统职权。南京国民政府成立后,就任驻美公使、驻苏联大使和国际联盟大会的中国首席代     

新中国成立前后美国对华政策剖析

新中国成立前后(1948.7—1950.6)的美国对华政策,不仅为中美两国在一个长时期内的对抗和隔绝准备了舞台,而且也拉开了战后美国在亚洲外交悲剧的帷幕。研究这一时期的美国对华政策,对于我们追寻三十多年来中美关系的发展轨迹,认识当前美国对华政策的历史继承性,无疑具有现实意义。     

美国对广州南方政府第三次关余事件的干涉

1923—1924年,广州南方政府第三次提出争取关余,引发列强武力示威,其中美国方面扮演了重要角色。美国政府从与列强“共同采取措施”转变为外交交涉“主导方”,延续炮舰外交思维,推动武力干涉;与此同时,在广东生活的美国人较为同情南方政府,他们亦积极于关余事件的沟通,提出解决方案;最终,在美国驻华公使调停下,实现南方政府获得部分关余用于水利建设的妥协方案。美国政府的态度及行动体现了其远东政策和对华战略诉求,而关余事件的处理结局,亦为南方政府外交转向和中国南北政治局势的发展埋下伏笔。     

晚清駐英公使館與國際法的運用:以雙語照會爲中心的考察

駐外公使館從1876年設立之後,便成爲清政府與各國外交部之間重要的通信渠道。公使館作爲清政府官僚系統的一部分,其特殊的地理位置和用人政策使其在外得以較靈活地履行外交職能,包括外交談判、搜集整合情報、管轄及保護華民、照料政府派出的海軍學員等等。公使也可以代表清政府,對於總理衙門和外國駐華公使之間爭執不下、無法解決的外交問題,向各國外交部提出交涉的請求。本文以晚清駐英公使館爲例,考察了收藏於英國國家檔案館FO 17檔案號下的雙語照會,對公使館如何利用國際法代表"中國國家"做出了初步的分析與評估。     

军事、政治与外交的联动——抗战末期美国对中国政治的介入和干预

在战争时期,军事上的失衡会引起政治与外交等各方面的连锁反应。1944年日军针对中美两国发起的代号为一号作战的战略行动,打破了中日战争这场以国、共、日、美三国四方为构成形式的战略态势,进而造成了抗战末期中国政治、军事以及外交局面的失衡,这种失衡为其他势力的介入留出了空隙。为防止中国战场的崩溃以及继续保持国共一致对日作战这个对华政策目标,美国最大程度上介入了中国的政治。具体而言,抗战末期华莱士访华、美军观察组进驻延安、史迪威事件、赫尔利调处国共关系等一系列事件,都是美国对华政策在介入和干预中国政治上所产生的历史表现。而中美关系的波折以及合作,也正是中国国内对这种干预的接纳和反弹。这种影响还波及到战后,战后马歇尔的访华也是美国对中国政治介入的延伸。     

美国驻南京总领事转发余日章在美宣传抗日公开信的函

1932年10月,中华基督教青年会全国协会总干事余日章赴美宣传抗日,并为东北义勇军进行募捐.在美期间,他将所见所闻写成公开信,进行传播,以扩大影响.此信引起美国方面关注,美国驻南京总领事裴克先后向美国国务卿和驻北平公使进行汇报.从余日章信中不仅可以看出美国侨民对于东北义勇军抗战的热情支持,而且对中日在美国的宣传战形势也有所了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