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共和”与“民主”的趋同——美国革命时期对“共和政体”的重新界定

在美国革命时期,"共和"这一古老政治词汇的含义发生了重大变化。美国建国者参照各种政治理论和历史经验,结合他们所处社会的特点,不仅成功建立了一种新型政体,而且为它做了全面的辩护和诠释,从而完成了对"共和政体"的重新界定。这种新型的共和政体,不再是"人民"与贵族分享权力的混合政体,而是完全建立在"人民主权"基础上的代表制政体,它的社会基础、价值取向和适应范围都发生了深刻变化,与古典共和理念之间形成了明显的差异。与此同时,"民主"的概念也得以扩充,"人民"通过代表制行使政治权力的政府,与"人民"亲自掌握权力的政府一样,都可以叫做"民主"。这两个交错并行的观念转化过程,不仅塑造了现代意义上的"共和"与"民主"的概念,而且使得两个原本含义不同的政体名称,最终变成了同义词。     

美国革命时期民主概念的演变

美国革命时期,关于“民主”的界定和评价是复杂多样的,其中既反映了古典政体理论和殖民地时期民主概念的影响,又呈现出新的演变方向。当时人对民主的理解很不一致,对民主的价值评判也存在尖锐的分歧。这种基于不同的民主定义而产生的意见交锋,推动了对新型政体的探索,促成了“代表制民主”概念的出现。“代表制民主”的概念既是美国人对革命时期政体实验的观察和总结,也是民主政治“精英化”和精英政治“民主化”这一双向过程的产物。它对古代民主的原则和机制均做了改造,吸收了许多贵族制和君主制的因素。但这与其说意味着“反民主派”的得势,毋宁说是“民主派”的胜利。     

“帝国民主”的结局

1978年,中东石油大国伊朗在穆罕默德·礼萨·巴列维国王领导下进行的“白色革命”已整整15个年头了。在这15年中,由于石油价格的飞涨和国王的锐意革新进取,古老落后的伊朗正迅速脱离“传统”,在通往“现代化”道路上突飞猛进、日新月异,取得了炫目于世的成就。经济繁荣昌盛,武备精良强大,似乎就要再现两千五百年前古波斯帝国的灿烂辉煌。但就在这年年底,权柄赫赫的巴列维国王却极出世人意料地被身披黑色长袍、     

抗战时期中国共产党民主建政的历史考察

抗战时期,基于夺取抗战胜利以及推进中国革命的需要,中国共产党对民主问题给予了前所未有的关注。尤其是在陕甘宁边区和各敌后抗日根据地,中国共产党全面推行民选制度;在政权组成上实行“三三制”原则;切实建立为老百姓谋利益的“帮忙政府”;等等,将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民主政治建设推向了一个新的高度。尽管这还不十分完善,但却为战后特别是新中国的民主政治建设积累了历史的经验,也显示了中国共产党为民主事业而奋斗的决心。     

从解决“三农”问题的角度看旧民主主义革命的失败

中国是一个农业人口占绝大多数、经济落后并且发展极不平衡的大国,农民处于社会的底层,深受封建主义、帝国主义和官僚资本主义的三重压迫。在旧民主主义革命时期,“三农”问题主要表现为农村问题和土地问题,实践证明,这个问题的没有解决是导致旧民主主义革命失败的根本原因之一。     

“民主三号”触礁之后

1955年4月16日夜晚,东海长江口外夜雾迷茫,细雨霏霏。“民主三号”颠簸着在雾海中航行。“民主三号”是上海海运局的一艘客轮,吨位3500多吨,上下五层舱,客舱四层。当时载客1300多人,货物3200多件。当H下午4时,离开上海港16铺码头,向宁波港驶去。出了吴淞口,海域起雾了,风力5——6级,中浪;天下着细雨……     

论里根时期向拉美输出所谓“民主”的国际背景

里根总统时期美国大力向拉美输出所谓"民主",从国际背景分析主要有三大因素,一是顺应世界和拉美兴起的民主浪潮,力图在拉美形势变化下仍保持重要的影响,维护美国的根本利益;二是把输出"民主"作为反共产主义的手段,里根政府认为反共就是民主的,用促进"民主"来实现国家利益;三是80年代中期美苏争霸的降温,使得美国可以更有精力在拉美进行争夺。     

“五四”民主的新特征

“五四”堪称是一个民主时代,民主作为一个响亮的口号,成为了整个时代的价值取向,成为一种时代精神。五四之前,民主基本上是少数知识精英的思想专利。五四时期,专制主义成为众矢之的,民主思想成为时代的主流思想,民主与科学成为大批知识分子追求的目标。广大学生对自由、平等观念的富有朝气与激情的宣传,更使五四民主主义思潮滚滚奔涌,一浪高过一浪。“五四”民主观念的普及程度在中国历史上是空前的。在当前,对“五四”民主启蒙思想进行回顾,也是一件有意义的工作。共和制度———“五四”民主的价值目标从鸦片战争到五四运动,中国在饱含屈…     

对党内民主与人民民主的再认识

胡锦涛总书记在党的十七届四中全会上明确指出：＂党内民主是党的生命,集中统一是党的力量保证。＂＂坚持以党内民主带动人民民主,以党的坚强团结保证全国各族人民的大团结。＂党内民主是党的生命,人民民主是社会主义的生命,以党内民主示范带动人民民主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发展的路径和选择。本文试图从概念的提出、二者的关系以及作用的认识三方面进行论述。     

从解决“三农”问题的角度看旧民主主义革命的失败

中国是一个农业人口占绝大多数、经济落后并且发展极不平衡的大国,农民处于社会的底层,深受封建主义、帝国主义和官僚资本主义的三重压迫。在旧民主主义革命时期,三农问题主要表现为农村问题和土地问题,实践证明,这个问题的没有解决是导致旧民主主义革命失败的根本原因之一。     

评美国的“西藏问题报告”

2003年5月8日,美国根据其《2003财政年度对外关系授权法》向国会提交了一份关于所谓“西藏问题”的报告。该报告一方面重申美国政府承认西藏是中国的一部分,另一方面却声称支持达赖喇嘛寻求西藏“真正自治”的“中间路线”,敦促中国政府重视保护西藏独特的语言、宗教和化遗产,尊重藏族的人权和自由。并说促成中国政府与达赖喇嘛进行实质性对话,最终以谈判方式     

周恩来与“文化大革命”时期的粮食问题

"文化大革命"使国民经济遭受了严重损失。周恩来殚精竭虑,采取种种措施,稳定粮食局势。他劝说红卫兵和造反派不能冲击农业生产,坚持抓南粮北调局面的改变,用"以出养进"的办法开展粮食外贸,努力解决"三个突破"中的粮食"窟窿"问题,认真贯彻藏粮于民的思想,常抓节约粮食。周恩来高度重视粮食问题的思想和为民谋利的风范至今仍有现实意义。     

职业团体与职业代表制下的“民意”建构——以1931年国民会议为中心

1931年5月,以蒋介石为首的国民党主流派为确立训政体制的合法性,主导筹办国民会议。在此过程之中,国民党试图掌控民意,而民众团体及反对力量则寄望于国民会议来制约独裁。在代表的选举方式上,职业团体与职业代表制成为民意汇集的主要渠道。然而在此前,国民党政府通过对职业团体的整顿改组,重建了民众组织体系。在代表的选举方式上,确定职业代表制为主要方式之一。在职业代表制的掩盖下,职业团体虽有代表与会,但绝大多数席位被党政要员占据。此类代表虽名为职业代表,实际上为国民党所圈定。实施的结果是,职业代表制使国民党在避免政党竞争的情况下保持了对选举事务的安排以及对国民会议政治方向的掌控。这种民意建构虽体现了民主的象征意义,但并未带来民主的实质性发展。     

主权问题不容讨论——邓小平关于解决台湾问题的态度和设想

本文通过邓小平处理同美国的关系和探索解决台湾问题的过程 ,阐述了主权神圣不可侵犯的原则 ,表现了邓小平在主权问题上的坚定立场。在同美国建交过程中 ,宁可晚建交 ,也决不拿主权作交易。在改革开放后 ,美国等西方国家利用其经济实力 ,想借机插手中国事务 ,邓小平同样坚持原则 ,顶住压力 ,维护了国家的主权和尊严。对解决台湾问题 ,邓小平在坚持不承诺放弃武力方式 ,维护主权独立的前提下 ,提出了“一国两制”的伟大构想 ,表现出我党解决台湾的诚意 ,为台湾问题的最终解决提供了可行途径。     

中国共产党与抗战时期民主宪政运动

抗战时期,广大进步力量和团体掀起了声势浩大的民主宪政运动。中国共产党是这场运动的旗帜和主要推动力量。她与各抗日民主党派在斗争中相互支持,密切配合,为团结合作的历史谱写了光辉的篇章。这一历史,对理解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多党合作制得以形成的历史渊源,提供了有力的佐证和启迪。     

“邦”与“国”不是一回事

“邦”和“封”最初是一个字,“封”的古字是两只手堆土植树的形状,是划界封植的意思。分封制时代,国王将所统治下的土地分封给同姓或异姓诸侯,被封的土地就叫做“封”,后来改叫做“邦”。如《论语·先进》“安见方六七十如五六十而非邦也者”,指的就是方圆六七十或五六十里的小封地。现在所说的友邦、邦交、邻邦、邦国中的“邦”,指的就是整个国家。     

孙中山的“道”与“术”

孙中山是伟大的革命先行者,同时,他又是个具体的个人。人无完人,中山先生的"术",可看出他急于求革命成功的急迫心情;而作为政治家的策略,大约也不可事事当真的吧。     

“文革”初期的“四帅三老”

“赫赫沙场旧威风,顶住青年小将几回冲” 1966年8月8日,中共中央八届十一中全会根据毛泽东的意见,通过了《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关于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决定》（简称“十六条”）。林彪和中央文化革命小组副组长江青等人,为了达到篡党夺权的野心,利用毛泽东的崇高威望和人民群众对一些社会阴暗现象的不满情绪,蓄意把“文化大革命”的错误推向极端。     

“欧洲化”、西欧现代民族国家的形成与主权问题

全球化过程是否正在造成主权的减少和消失?从历史的角度看,情况不是这样。500多年来,西欧民族国家和主权的理论与实践就是从"欧洲化"的环境中发展起来的。主权的具体内容及其实施条件随时代和国家的发展水平而发生变化,这种变化历史上一直存在。主权在可预测的将来不会减弱,因为需要各国政府管理的事务不是在减少,而是在增加。发展中国家应该有一种既符合国际惯例、又符合自己发展水平的主权理论。     

“三三制”民主政权的历史地位

“三三制”抗日民主政权在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制度的形成和发展中具有十分重要的历史地位。它不仅推动了中国抗日战争的胜利进行,巩固和发展了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更重要是对以后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政权建设和当今中国的政治制度的发展产生了深远影响,起了奠基石的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