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捕亡令》看唐宋治安管理方式的转变

唐代前期地方上没有独立的治安管理体系和负责人,州县的捕盗工作需要军人参与。县一级虽由县尉负责追捕盗贼,但并非专掌。唐代中后期,随着专知官的出现,县尉中分判盗贼事务的尉开始被称为捕贼尉,逐渐专掌一县治安。但是由于县尉缺少下属人力,军镇势力又日益增强,晚唐五代以来基层治安管理事务遂变为镇将负责,县尉或置或废。宋初复置县尉,同时将原属于镇将统领的弓手交由县尉管理,县尉和巡检所属成为维持基层治安的专门武装力量。唐、宋《捕亡令》中与地方捕盗相关的法令的差异,反映了唐宋间基层治安管理方式的变化,其背后体现出唐、宋县级政务运行机制的不同。而军镇力量的消长则成为这一变化的契机和动力。     

《元代政治制度研究》评介

2 0 0 3年 9月由人民出版社出版的《元代政治制度研究》一书 ,是李治安教授最新的学术文集 ,收入了作者在元代政治制度领域发表过有代表性的研究成果。是书分为四大专题共 2 6篇。第一章“中央政治制度” ,分别从元代“常朝”与御前奏闻考辨、元代上都分省考述、怯薛与元代朝政、元代质子军刍议等四个子目进行探讨。第二章“地方行政与监察制度” ,详尽研究了元代的行省、宣慰司、路总管府、县官、巡检司、行卸史台、肃政廉访司等各级地方行政与监察制度的建制沿革、职权、特征、性质、历史作用 ,等等。第三章“投下与蒙古诸王制度” ,分…     

元代地方官、醫官、醫者與三皇廟

三皇廟是元代醫學研究的重點,學者研究集中三皇廟建置及其目的,以及在元代醫學上的作用。然而,三皇廟是元代地方祭祀的一種,與地方社會有密切關係。本文從元代地方社會角度切入,根據各地三皇廟記,探討三皇廟在地方興修時問題。地方持份者包括地方官員、醫官、醫者、醫户在興修三皇廟時擔當不同角色,他們願意資助興修,並協助統籌工程。在地方上興修三皇廟,地方持份者有各自利益關注,使得他們都支持這項工程。所以,元廷三皇廟的政策在地方上落實,必須從元代地方、醫學、財政制度等角度去理解。     

从中央与地方关系互动看宋代基层社会演变

宋代建立后,为加强中央集权,由中央直接委派官员出任地方亲民官,并设置巡检、土兵、县尉、弓手等基层武力,将有财力的百姓纳入吏职,使县成为宋廷深入基层社会的基点。徽宗时期,宋廷无力维护地方治安,使地方菁英、豪右与胥吏所形成的地方势力在基层社会中具有举足轻重的力量。南宋时由于长期和战等因素,使县政推动更需倚赖地方势力的协助。地方豪强与菁英—地方官员—基层武力与胥吏三股势力,形成南宋以后中国基层社会的三个支柱,共同合作互相依存。宋代士人的角色更为重要,是南宋时代基层社会的主要力量。     

元代路总管府的建立及其制度

本文主要探讨以下三个问题 :(一 )元代路总管府制度的形成 ;(二 )各地总管府的建立过程 ;(三 )元代路级管理体制。本文认为 ,金末战乱和世侯割据打乱了金代路级管理体制 ,元初忽必烈整顿地方机构 ,实行“军民分治” ,集地方民政、财政、司法之权于总管府 ,从而建立新的路制。忽必烈在建立新的路制过程中 ,重新析分中原地区路级政区 ,后又因地制宜地把这一制度推行到南方和边疆地区。元代诸路在职权及政区划分上都与前代不同。由于众建诸路以及行省制的建立 ,元代路已失去地方一级政区的地位 ,路级地方管理体制显得零乱复杂。     

一部关于元代地方行政制度的力作——评张金铣《元代地方行政制度研究》

元代是我国地方行政制度发生重大变化时期 ,两宋时期的路级监司体制走向解体 ,行省制度逐步建立并得到发展。这一变化 ,对于明清的地方行政制度产生了巨大的影响。 2 0 0 1年 3月 ,由安徽大学出版社出版的《元代地方行政制度研究》,是张金铣博士在其博士学位论文的基础上修订而成的 ,共分 7章 ,约 2 5万字。该书是较为系统地研究元代地方行政制度的学术专著 ,揭示了元代地方行政制度的演变过程及其时代特征。元代是我国统一多民族国家发展史上的一个重要时期 ,是少数民族在我国建立的第一个统一王朝 ,其地方行政管理必具很多自身特色。该书…     

元代江浙行省乡试对明初科举的意义

元代江浙行省制是蒙元统治者,在行政区划和政治制度方面留给后世的一份重要遗产,它是元代汉族文化与蒙古等民族文化交汇的一个重要契机,以行省为单位的乡试,是从元代开始发展的,是科举制在省区范围内的组成部分。元代乡试与汉唐两宋有所不同,它不仅是会试、御试的必要阶梯,且科举考试的科目内容与文学有着不可忽视的联系,并对时代的文学产生不同层次的影响。13～14世纪元代江浙行省制与地方权力结构的较大变动,对元代社会和后来的明清、近代影响至深,社会层级、文化的多元复合建构,全民服役和君臣关系主奴化。本文对元代江浙行省乡试对明初科举的概况、社会意义、运作程序等,作较系统的分析。     

云南地方的古代历史记载与史学

汉晋至元代是云南古代地方史学发展的早期阶段 ,其中汉晋时期是云南史学的萌起时期 ,开始出现了专门记载云南地方历史的、带有方志特点的史著 ;南诏大理国时期 (即唐宋时期 )为云南史学发展的关键时期 ,地方志史书的编撰趋于成熟 ,史籍体例日趋丰富 ,信史特征更加明显。元代为云南古代早期史学的成熟期 ,云南地方史学的编撰直追中原内地的发展水平。而且云南古代史学发展从一个侧面体现了云南地方文化与中原文化交流和融合     

郫县发现元代“崇宁县尉司印”

1996年,我馆征集到一方印章,印出土于邻县唐昌镇,印章保存完好,为元代官方铸印。印为铜质,印面方形,印边长56,厚1．2,通高5．2厘米。柄纽,纽上小下大,成不规则长方形,纽宽边2．7－3．2厘米,窄边为1．2－1．5厘米,重0．54千克,印面阳刻八思巴文,译成对应汉字为“崇宁县尉司印”,印背纽两侧刻汉字楷书铭文,一侧为“崇宁县尉司印”,另一侧两排子为“中书礼部造,至元十八年二月日”,两侧共十九字（如图）。《元史·地理三》载：崇宁县,属西蜀四111道肃政廉访司成都路,隶彭州,彭州下领二县,即阳（今彭州市）,崇宁县（今…     

革故鼎新：北宋前期嬗变镇将势力述论

自唐朝末年经五代至北宋前期,方镇权盛自相雄长,镇将作为藩镇亲随分驻州县统兵领事自作威福,镇将势力在地方上呈现出隶属于藩镇统辖关系网络和权力结构以及依托藩镇权柄侵占州县官员职权的势态。因此北宋建立伊始深鉴镇将势态遂嬗变镇将势力,以诏令形式割裂镇将与藩镇之间的权力联结,在地理区域层面,将镇将势力缩控于县域城郭内以至逐渐从城郭区消泯。在统辖职权层面,解构镇将干政衍生的如巡警缉盗、狱讼司法、课征税赋等职权,收诸职权归于州县司。宋廷在嬗变镇将势力的过程中,重设县尉职掌缉盗恢复县域官员架构和权责,以文臣县尉代替武臣镇将重塑县域官员文武身份,收镇将权力归于县域重塑州县行政层级和税赋输贡事务。由此北宋前期宋廷在一定程度上革故鼎新重塑构筑起向心性集权于中央的地方政治秩序和国家权力结构。     

元代游学初探

游学是元代比较流行的一种求学方式,与其他朝代不同的是,元代儒士游学主要目的是通过这一方式,获得改变自己处境的机遇或为改变自己的处境创造条件。元代游学主要有到各级儒学游学、到国子学游学、民间拜师游学以及到地方书院、义塾游学等方式。游学者需要克服很多困难,游学生活比较艰苦。元代游学的盛行,是当时的客观环境、元代儒士的处境以及元代教育的特点等多种因素造成的。游学反映了元代儒士在处境不利的情况下,通过游学改变自己处境的努力。从教育发展的角度来看,游学有利于弥补元代教育发展不平衡造成的弊端,对提高元代教育资源的利用效率,推动元代教育发展做出重要贡献。     

金元首领官制度刍议

首领官是元代中央、地方官府主要属官的统称。其制发端于金代,形成于元代。金代首领官分布于尚书省、枢密院及其派出机构行尚书省、行枢密院等官署,但这些机构的都事等吏职则不属于首领官。首领官系“首领吏员”之义,产生于官吏界限模糊、吏员地位提升的背景之下。“首领官”称谓的出现不晚于金代中期,但至金末才具有制度化趋势。金代首领官的设置大抵局限于中央机构,未及地方官府。元代首领官制度的确立以忽必烈称帝、推行汉法为背景,继承了金代首领官职位,同时受金朝吏制和大蒙古国汗廷必阇赤及地方幕僚制度之影响,都事等升为官职,都目等吏职亦同其一道称为首领官。由此,元代形成了系统的首领官制度。首领官制度对宋代以降的中央及地方僚属系统进行了全面改造,改变了传统四等官制的外在形式及内部运作形态。     

元代女真人与回回人入仕广西及其活动——以乌古孙泽、伯笃鲁丁为典型

广西地处岭南,是我国少数民族聚居的主要边疆省份之一。历代封建统治十分重视对广西民族地区的设治与经营,各兄弟民族对广西民族地区的经济开发与社会发展均作出过重要的贡献,元代亦然。对元代人仕广西的女真人与回回人及其代表人物进行分析研究,不仅有助于我们加深对广西地方民族史的了解,同时在深化我们对元代的职官制度及民族政策的认识方面也不无稗益。     

元代朝鲜半岛女真人的分布与行政建置研究

元代,留居东北的女真人是元代女真族的主体部分,其分布区域的南部到达今朝鲜半岛,其中较为密集之地包括今朝鲜境内的咸镜道、江原道、平安道、两江道等。元政府通过在各区域设置不同级别的地方机构,对分布在朝鲜半岛北部的女真人进行直接有效的统治与管理,并巩固了元在朝鲜半岛的疆界。     

浙江武义县延福寺元构大殿

浙江武义县延福寺大殿是江南已发现的元代建筑中建造年代最早的,结构亦最完整的,是研究宋到明建筑发展过渡的实例。同时它与北方的元代建筑又有若干不同的地方,保存了比元代更老的做法。我们这次调查,将确实的建筑年代找了出来,大殿乃建于元延祐四年(1317年)。延福寺在浙江武义县桃溪(陶村)。桃溪     

元代西藏地方的基层组织

本文利用藏汉文史料,探讨了元代西藏地方的基层组织,认定在万户、千户之下即是百户和什户组织,马头（五十户）曾用于括户和应驿;《汉藏史集》所载元代西藏地方行政组织结构,应为可信的史实。     

“元代多元文化与社会生活”学术研讨会综述

<正>2014年7月23日至26日,"元代多元文化与社会生活"学术研讨会在内蒙古呼和浩特市召开,来自中国(包括香港、台湾地区),以及美国、韩国、蒙古国等国家和地区的38所院校和研究机构的近90位专家学者出席了研讨会,会议共收到论文80篇。一、元代的多元族群及其间的互动关系。任崇岳《中原地区的朮赤后裔——校姓》对河南省中牟县校姓居民的族属、姓氏渊源、迁徙缘由等予以分析,认为他们是朮赤的后裔。王明荪《元代蒙古人地方兴学述略》对元代儒学学校教育的政策、     

明刊宋元史籍《新安忠烈庙神纪实》研究

明刊《新安忠烈庙神纪实》是目前记录宋元时期徽州汪王信仰的最完整史料,也是后人藉以了解宋元徽州历史的重要资料。该书以南宋徽州文献《汪王事实》为祖本,经历了南宋乾道五年、咸淳七年和元代泰定时期的三次编纂,主要的编纂人分别为南宋徽州知州郏升卿、徽州学录胡立忠以及元代紫阳书院山长张炳。该书在宋元明时代的编纂与刊刻过程,体现了地方政府与地方人物之间的密切互动,虽然士商群体是其中的主要力量,但行政守宰的作用也颇为关键。     

宋元时期地方城市中的谯楼和钟鼓楼

谯楼与钟鼓楼是中国古代城市中的重要建置,学界以往对二者的关系尚未厘清。谯楼起源于城门上设置的眺望高楼,宋元时期成为衙署门上的重要建置,早期为高等级城市特有,至南宋时期随着敕书楼的权宜措置而在县邑城市普遍推广;元代谯楼在宋代基础上继续发展,南方城市中谯楼更为普遍。钟鼓楼伴随着元代夜禁制度的具体规定而产生,在都城到地方城市都可见到,其在元代有两个类型,一类由谯楼演化而来,一类为元代专门创建。城市钟楼在元代的产生具有重要意义,自此产生了在鼓楼之外建造钟楼的需要,对后世钟鼓楼脱离衙署独立创建产生影响。     

元代长社县尹袁英记功碑研究

元代长社县尹袁英之碑是一方刻立于元代至正年间的记功颂德碑,记载了袁英入仕为官直至调任长社县尹后的政治经历。袁英其人史书无载,碑文详细记载了袁英的仕宦经历、为官作为及政治交游情况,是元代县尹群体的时代缩影。碑记铭文关于袁英任县尹期间所采取的一系列治理措施从侧面反映了元末长社地方风貌,对元代中原地区居民民族构成情况也有相关涉及;袁英及撰额者冯梦弼的出仕经历,体现了元代统治者入主中原后为巩固自身统治所采取的人才选拔措施,所表现的元代统治者对待儒家思想的态度亦值得深思;志文所记载的长秋寺知符节一职亦有助于对元代长秋寺职官设置的考证和研究;关于云南王出行之事反映了元代宗王的政治特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