围绕政协会议的国共舆论宣传战

1946年政协会议召开至内战爆发这段时期,国共双方围绕政协会议及其通过的决议,相互间展开强大的舆论宣传攻势,以争取有利的舆论环境与社会力量的同情与支持。在"破坏"与"保护"、"修正"与"坚持"的对决中,国民党虽然十分重视宣传,但由于其在宣传指导方针上的错误和不能客观真实地进行宣传报道,使其宣传效果大打折扣,在与中共的对决中落于下风。反观中共,无论在宣传的指导思想、方式方法上还是针对性、时效性等方面都比国民党更胜一筹,从而为中共争得了政治上的主动,赢得了宣传战的胜利。     

论促成1949年国共北平谈判的原因

国共双方由兵戎相见到北平谈判,由多方面因素促成:美国对国民党的干涉和压力,苏联对中共的影响;国民党企图以谈判拖延时间,争得喘息之机,中共为着揭露国民党的和谈阴谋,早日结束战争;国共双方力争实现各自确定的“联合政府”的目标等。双方在调整了斗争策略之后坐到了谈判桌前。     

论重庆谈判前后国共双方的舆论宣传

重庆谈判前后,国共双方为争取有利的国内、国际地位,相互展开舆论宣传攻势。围绕“受降”、“邀请”、签订“协定”,国民党先是大张旗鼓地展开宣传攻势,继而低调淡化处理,不顾事实;自我标榜;共产党据理针锋相对揭露真相,坚决回击,多渠道全方位掀起宣传高潮,客观真实地报道整个谈判过程,深得民心。双方的舆论宣传以其鲜明的目的性、很强的针对性、快捷的时效性三大特点,引起国内外的密切关注,成为中国现代舆论宣传史上极其重要的一页。     

毛泽东在重庆谈判中

1945年的重庆谈判是国共两党在和平舞台上的政治较量。毛泽东不顾个人安危,毅然亲赴重庆,同蒋介石进行谈判。他广泛接触各党各界人士,表明了中共争取和平、团结、民主的诚意和决心,揭露了国民党假和谈、真内战的阴谋,尽显伟人风采,赢得广大民心。《毛泽东在重庆谈判中》一文对此作了详细介绍。     

国民参政会二届一次会议背后的国共政治博弈

国民党反动派制造皖南事交后,为掩饰抗战阵营的重大裂痕,诱骗中共代表出席国民参政会;而中共提出事变善后的"十二条办法"作为出席条件,这让蒋介石倍感舆论压力。双方反复谈判,第三方积极斡旋,台前幕后,斗而不破。末了,蒋介石将中共出席条件与各党派的平等联系起来,借此孤立中共,并利用参政会的决议化解中共政治攻势。中共则借机达到将皖南事变实质揭露出来、遏制反共逆流的基本目的。     

周恩来与“黄河归故”谈判

<正>抗战胜利后,国民党政府对外宣布了“黄河归故”计划,迫不及待想要实现花园口堵口合龙,藉此获得政治和军事上的筹码。中国共产党心系故道两岸居民,从全局出发,接受了国民党政府提出的“黄河归故”计划。以周恩来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与国民党就此展开了以“黄河归故”为中心的谈判与斗争,彻底粉碎了国民党“以水代兵”的阴谋。     

广西大事记（中华民国之二十八）

22日中共南方临时工委致函中共桂西区特委,就桂西区红军游击队与广西当局军队合作抗日谈判问题提出5点指示。主要内容是：要极力避免与政府冲突,立即提出“拥护李白总副司令对日焦土作战主张”口号;在“促蒋抗日”这个紧急任务下,加紧动员向国民党及其军队进行协作抗日谈判;在谈判中,丝毫不能减弱中共扩大党与武装部队的组织,同时做好争取民团的工作;迅速设法建立桂西区抗日救国领导机关,健全巩固桂西各县抗日救国会,并强化党的领导作用。加紧政治上思想上的教育,与关门主义及冒险主义作坚决斗争。     

上世纪50-70年代国共两党代表的三次秘密接触

章士钊请缨出使,蒋介石欲动又止50年代中期,台湾的社会政治局势逐步稳定,岛内人民期望和平,与此同时,中共也开始致力于大陆的社会改造和经济建设。在此情况下,中共的台湾政策发生了重大变化,由过去的单纯靠武力解决的方针改变为立足武力伺机彻底解决和力争和平解放相结合的方针。1949年参加过北平和谈的南京政府代表团代表章士钊更是激动不已,向周恩来主动请缨去香港,找他滞留在香港的国民党故旧,去向蒋介石做工作,沟通与台湾的关系,争取实现国共谈判。毛泽东和周恩来为了尽早打通与台湾的关系,同意了章士钊的请求。为此,中共中央专门给蒋介…     

1946年中共中央拟迁淮阴经过

抗战胜利后,中国共产党为了实现和平民主,同国民党蒋介石进行了坚决斗争。特别是在1946年1月召开的政治协商会议上,中共联合民盟等民主党派,经过20多天的激烈斗争,最终就当时全国人民所普遍关心的政府组织、国民大会、宪法草案、军事及和平建国纲领等5项大会议题同国民党达成了全面协议,为战后中国设计了一副走向“和平民主新阶段”的政治蓝图。当时,中共对此成果的取得是比较满意的,因为在其看来,“政协就是党派会议,在     

毛泽东借美机秘送中共将领

1945年8月,抗日战争胜利结束.但日本投降以后,中共一刻也未放松应付内战的军事准备,当时的考虑是,如果能通过和平谈判,促使国民党放弃内战,实行民主改革,那是符合中国人民根本利益的,我们应努力争取.即使谈判破裂,或边打边谈,或虽达成协议但不能实现,也可以使我方在政治上赢得主动,在军事上赢得时间.     

新四军及华中抗日根据地报刊述论

新四军及华中抗日根据地报刊,是抗日烽火的产物,是党的领导的结晶、革命传统的继承,是中国人民抗日宣传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它们创造性地宣传中国共产党的抗日正确主张,讴歌新四军及华中抗日根据地人民的丰功伟绩,揭露国民党顽固派的反共阴谋,为争取民族解放和人民民主革命的胜利作出了重大贡献.它们坚持"全党办报、群众办报"的方针,坚持党性原则,坚持艰苦创业和贴近生活的鲜明特色和经验,为我党马克思主义新闻理论的形成提供了坚实的实践基础,这是一份宝贵的精神财富.     

中共十六大以来对台工作的新主张、新举措

中共十六大以来,中共和中国政府为发展两岸关系、推进祖国和平统一进程提出并采取了一系列新主张、新举措:提出并牢牢把握两岸关系和平发展的主题,为两岸关系发展确立主基调;坚持一个中国原则决不动摇,对一个中国原则作出新的表述;致力于促成两岸和平统一谈判,明确提出"争取祖国和平统一首先要确保两岸关系和平发展"的重大论断;坚持"寄希望于台湾人民"方针,千方百计做好"人心回归"工作;把握先机特别是制定《反分裂国家法》,有效遏制"台独"分裂势力及其活动;成功开启两岸政党交流并恢复两会商谈,推动两岸关系朝着和平稳定方向发展。这些新主张、新举措的提出和实施,卓有成效地推动了两岸关系的发展,开创了两岸关系和平发展的新局面。     

皖南事变之后国共两党的政治较量

皖南事变发生之后,国民党内随即产生四派意见：何应钦主张为叶挺另编一新四军;白崇禧主张取消新四军番号;徐永昌主张政治上与中共全面破裂;王世杰、张治中、贺耀祖等则力主缓和。蒋介石采纳了白崇禧的意见。国共在尖锐对立的同时,又都为避免全面破裂设置了各自的限制,这一设限集中表现为避免新四军牵扯八路军。在势态得到控制之后,最后一个问题即皖南事变政治了结的条件。国共围绕条件的较量集中在二届一次参政会。第三方面以调解国共纠纷为契机,提出了自己独立的条件。蒋介石运用现实利益的杠杆作用,满足了第三方面的条件从而将其吸引过来。结果,中共通过拒绝出席参政会,将皖南事变的政治性质暴露出来,而蒋则通过吸引第三方面使参政会全票否决中共条件,双方互有胜负。两党关系转入“拖”的局面。     

中原突围纪事

中原突围纪事文＼温敏１９４６年６月,中原军区在李先念司令员的亲自指挥下,三万多将士经过浴血奋战突破了十倍于我军的国民党军队的包围,取得了举世闻名的“中原突围”的伟大胜利,揭露了国民党反动派“假和平、真备战”的阴谋,从而拉开了第三次国内革命战争的帷幕。...     

历史的见证——“和平民主新阶段”的前前后后

“和平民主新阶段”,是抗日战争胜利后,中国共产党对形势发展的估计。它曾动员全国人民,争取国内和平,为揭露蒋介石国民党抢夺胜利果实,发动内战,起过极其重要的历史作用。这是我们党同国民党斗争的强大战略武器。可是,在十年动乱期间,它却成为林彪、“四人帮”蓄意诬陷刘少奇同志的重要把柄。硬说这是刘     

为争取亚洲及太平洋区域的和平而门争

(一)美帝扩大侵略战争的阴谋,使世界人类尤其是亚洲及太平洋区域的和平受到了严重的威协:它非法武装日本,非法单独对日媾和;在朝鲜停战谈判的会议上,它一再玩弄着卑鄙无耻的手段,阴谋破坏谈判;同时并向朝鲜及我国东北进行着惨无人道的细菌战;美国战争贩子们想在亚洲发动世界大战的阴谋已日益显著了。亚洲及太平洋区域善良的人们,谁不痛恨战     

抗战胜利前后国共日三方互动关系研究

抗战结束前夕,中日双方的军事较量与日本在大局不利时“和平”解决中国问题之企图以及中国内部国共双方着眼于战后之角力相交织,展现出国共日三方互动关系之错综复杂的图景。日军已无法改变其所处之总体被动状况;国民党在局部战场的作战表现有了改观,同时力图遏制中共的扩张;中共向南方敌后发展的军事战略和推动民主联合政府运动的政治战略取得了相当成效。就国共日三方互动关系而言,国共合作对日,国方重正规军事,但因实力所限未有重大进展,中共重敌后蚕食,因广大空间而如鱼得水;日本对国民党的军事压力与政治诱惑并举,同时亦不放弃利用国共矛盾以渔利。日本投降后,国民党虽在战后接收中得到了投降日军的合作与支持,但并未能实现其遏制中共扩张之企图;中共有了较之以往更为有利的态势与国民党争夺中国的主导权,并以其正确的战略战术而成为这场战争最大的赢家;最先发动这场战争的日本则成了最大的输家,以其无条件投降而结束了多年侵华的历史。     

国民革命期间中共之宣传策略初探--以1923-1925年之《向导》为中心

国民革命时期,中共进行了积极而卓有成效的宣传工作,对国民革命的进程和国共两党的关系产生了很大的影响.本文通过对1923-1925年中共机关刊物<向导>周报的考察,分析中共在此时期宣传策略的转变和宣传话语的特点,即中共如何将"左派"、"右派"、"阶级斗争"等概念引入国民革命的过程,从而勾勒出国民革命期间中共在宣传上从被动到主动,争取到宣传强势,并最终将阶级斗争理论与国民革命结合起来的轨迹.     

周恩来崂山历险记

西安事变”时,周恩来（右）、叶剑英（中）、秦邦宪（左）应张学良之邀参加谈判“西安事变”和平解决之后,为了尽快促成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最后形成,党中央派周恩来同志作为全权代表同国民党代表张冲进行关于国共合作各项具体事宜的谈判。至１９３７年４月,双方就国共合作框架协议已初步达成一致,只在关于红军改编等敏感问题上还存在着一定的分歧。然而蒋介石集团却玩弄“假和平”的阴谋,处处为和平谈判设置障碍。对代表中国共产党同国民党进行谈判的周恩来,更是恨之入骨,欲置之死地而后快。１９３７年４月２５日,周恩来和张云逸等同志一道,…     

试论“党内合作”的历史局限性——党内合作限制了中共对领导权的争取

党内合作是第一次国共合作所采取的形式,但这种合作形式也存在着明显的历史局限性,即限制了中共对统一战线领导权的争取.这种限制作用突出表现在:孙中山坚持国民革命应由国民党领导,决不放弃对国民党的领导权;国民党始终保持着对共产党人的防范心态,不允许共产党在国民党内坐大;国民党组织力的加强,为推动国民革命所必须,却又强化着对中共活动的约束;共产党的发展却催生着统一战线走向瓦解乃至最终破裂.中共争取领导权斗争的挫败,决定了国民革命失败的结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