郭沫若的通识

史学家的才、学、识“三长” (刘知几说,参考《新唐书·刘子玄传》),以识为要;而史识,以通识为贵。史识,是对人类历史和历史科学的理论、观点和方法。通识,是通达的史识,即对历史和史学的卓见达识。郭沫若同志不仅具有一般的史识,而且具有卓越的通识。其表现,主要在通变与通鉴、求实与求是、成一家言与尊重科学等方面。这里略申浅见,请方家和读者指正。通识的前提是理论水平问题。人所皆知,郭沫若的理论水平很高,对唯物史观的理解和运用,可谓炉火纯青。这已由许多学者所阐述,这里姑置不谈。     

司马迁的史才和《史记》的体裁

史才是史家的基本功,包括编著史书的才能和才华.司马迁的史才不仅在二千年前举世无双,就是二千年后的今天,仍是世界历史名人,堪称中国历史之父.他的盖世才华,是他留芳千古的决定性因素.但古今史学理论家对这一问题的认识并不一致.如唐代《史通》作者刘知几提出史家必须兼有史才、史学、史识三长,尤以史识为最重要.     

程应锣的文笔

古人以为,所谓史家当具三长——史才、史学、史识,这其中的史才,主要是指史家对历史事件的叙述能力及对史料的组织功夫,《史记》做书》《后汉书》《三国志》所以被后人称道,     

原广东省人大副主任张汉青关心揭西县志编修工作

20 0 4年 1 2月 6日 ,原广东省人大副主任张汉青在揭西县有关领导的陪同下 ,到揭西县史志办公室看望编修第二轮县志的全体工作人员。张汉青是揭西县河婆镇下滩村人 ,曾任《南方日报》副总编辑、广东省委副秘书长、广州市委副书记、广东省人大副主任。张汉青等老领导在认真听取了有关县志编修工作的情况汇报后 ,感到非常满意。他勉励全体编修人员要再接再厉 ,在具体工作中一定要讲究史笔、史识和史德 ,使《揭西县志》真正起到资政、存史、教化的作用 ,为后人留下一笔宝贵的精神财富。原广东省人大副主任张汉青关心揭西县志编修工作@黄道源$广…     

关于编修地方史志的意见

我是一个历史地理工作者,研究历史地理,当然免不了要接触到地方史、地方志,但并没有专门研究过地方史、地方志。在一九三二——一九三四年我在今天的北京图书馆的前身“北平图书馆”工作时,曾经为这个图书馆所收藏的地方志编了一个《馆藏方志目录》,也只是看看序言和跋,翻翻目录而已。很少仔细阅读书的内容,谈不上研究地方志。我从来没有写过一篇讨论或研究地方志的论文。总之,我不是地方史专家,也不是地方志专家。     

史书动态

正《重写晚明史:朝廷与党争》内容简介本书是樊树志先生以全球史的视野细讲晚明史的新作——"重写晚明史"系列之一。作者站在全球的角度聚焦晚明王朝,史识史见与历史新知交融笔下。本书描绘了一幅从万历年间皇帝与大臣的立储之争,到天启年间阉党与东林党争的历史长卷。     

章开沅教授与中国近现代史写作

选题是历史学论著写作成败的关键,要有创新并考虑研究的可持续发展。历史研究及写作需要史实的实证和史识的阐述来支撑。缺少史实的实证,历史就变成一个空架子,但要避免史料的堆砌。史料工作不是机械的工作,而是高层次的智力劳动。转引材料应该注明出处,以示尊重别人的劳动。至于史识,也即史学家的思辨,这有很高的甚至是很残酷的要求,真正的史学家(例如司马迁),能够达到历史哲学方面的理解,甚至是对宇宙生命的终极诉求,这也要求史学家应该有史学的参与意识。此外,文字表达是一件很重要而又很痛苦的事情,历史学家不应该原谅自己在文采方面的缺失,而应该提高文字表达能力,适当地强调史感,以达到设身处地地与古人对话、交流、沟通。总之,史料、史识、文采三者应该达到完美的统一。     

读志用志 借鉴历史 开拓未来

编史修志是中华民族的优良传统,我国历来重视盛世修志,并为后人留下了浩如烟海的宝贵的历史文化遗产。我们党历来重视编史修志工作,全国解放后,特别是进入80年代改革开放以来,编史修志进入了新时期,出版发行各类史书志书数量之多、涉及领域之广阔、内容之丰富,是前所未有的。地方志     

历史撰述的叙事与议论

优秀史家的基本要求,是史才、史学、史识兼备.这也是从事历史撰述的基本要求.从历史撰述本身来看,叙事和议论是两个主要部分.全面认识叙事的要求和议论的魅力,对于提高历史撰述水平,有直接的意义.     

《北京湖广会馆志稿》序

北京的会馆,是研究中国史特别是近代史的一个好题目。元明清三代都建都北京,各种同乡、工商会馆便逐步蓬勃发展起来,最多时达到四百多所。不仅各省在京有同乡会馆,一些府、州甚至大县也有,主要作为同乡进京赶考、官员候补的寓所及从事各种活动的场所,     

《晋书·刑法志》与《通典·刑典》的史论比较

历史编纂承载着史家进步的史识,渊博的学识,高明的治史方法,严密的编纂方法,是一部史书成功与否的重要标志之一。本文试图重点从史论角度切入,对《刑法志》与《刑典》的编纂特色进行比较分析与探讨。     

柳诒徵论中国传统史学的治史原则与方法

柳诒徵作为中国现代文化保守主义史学大师结合西方新史学思想,对中国传统史学做了大量阐述。他对中国传统治史原则和方法的阐述尤为丰富和精深,主要包括五方面:一、"治史之必本于德"的原则;二、国史书写的道德评判准则;三、史识与史德、史法的关系和治史重在求取史识;四、注重史事普遍联系的史学记载和表述;五、正确看待考据在治史中的地位和作用。这些史学思想体现了柳诒徵史学通贯古今和兼融中西的基本特征。     

首轮《北京志·房地产志》的编修对续修志书的借鉴意义

首轮《北京志·市政卷·房地产志》（以下简称《房地产志》）编修于20世纪90年代,2000年出版。该志虽然是首轮志书,但由于成书时间相对较晚,处于首轮修志收尾、第二轮修志即将开始之际,因此吸收了志界关于第二轮修志的部分理论成果,既有继承,又有创新和发展,是一部有特色的省级专业志书。     

浅谈地方综合年鉴主编素养

正主编是年鉴编纂的策划者、组织者、把关者。主编素养与年鉴编纂整体质量息息相关。从年鉴的历史传承、现实功能和文献价值角度看,年鉴主编应具备的素养包括四个方面,即史识观念、创新思维、专业眼光、规范意识。一、史识观念史识,即修志编鉴的见识,亦即年鉴主编首先应当具有科学的判断力、敏锐的辨别力、深邃的洞察力。2015年12月9日,国务院总理李克强对     

明代北京的子部著述及其特征

明代北京的子部著述包括记载北京史地风物之书和北京地域学者的撰述两方面。从明代北京子部著述分类来看,以杂家和小说家著述所占比例较大,这也是北京子部著述的一大特色。本文主要对《宛署杂记》、《万历野获编》、《旧京遗事》、《酌中志》等有关北京史地风物之书的版本、内容作了一定的论析,并对其撰述特征进行了重点阐述。明代北京的子部著述,至少体现了以下几方面的特征:一是具有较高的学术价值,有些记载可补正史或他史之阙漏;二是内容丰富、材料征信,对研究北京史具有一定的参考价值;三是表述形式多样生动,反映了撰者所具有的独特史识和文学才华。     

论章开沅史学思想的特质

2021年5月辞世的著名史学家章开沅,是新中国培养的马克思主义历史学者的代表人物之一。其史观和史学思想值得总结。除却具体的历史研究及其学术贡献,章开沅史学思想中有四个独特的观念和特质：“别识心裁”的史识、“贯穴融铸”的通识、“学者人格”的史德和“因诗悟史”的史感。这四个方面的观念与特质,是章开沅在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指导下,融合中外古今史学思想而形成的具有自身特色的史观,也是释读章开沅丰硕史学成果的钥匙。     

彰显区域历史辉煌的一部好志——评《昌吉回族自治州志》

方志是记载一定区域自然和社会各个方面的历史与现状的综合性著述 ,对区域历史情况的反映是志书的重要内容之一。基于此 ,方志一词在英译中有时被译为“District history”或“Annals of local history”即“区域史”、“区域历史的记录”。追究方志渊源 ,它是史籍发展过程中 ,融史、书、志、录、传、图、经等典籍特征 ,逐步演变而来的一种特定体裁的史籍著作。故章学诚曾说 :“志属史体”,“方志乃一方之全史也”。评价一部志书的成功与否 ,一则看其内容是否对区情有正确全面反映 ,而对区域历史的表述是其重要部分 ;二则看志书是否有特色 …     

赵翼的史学批评

作为乾嘉时期重要的考证史家,赵翼在史学批评上有许多重要的见解,在同时代学者中已达到较高的理论建树。他表彰求真求实的治史原则,明确反对任情褒贬的风气,深刻揭示史书编次中体现的史识,并运用比较研究的方法对历代正史进行了评价,显示了考证史家的卓越史识。     

方志编纂中史与志相互作用的探讨

中华民族具有悠久的历史和文化,在长期的历史发展过程中,形成了独特的发展规律和完整的历史体系。地方志作为中国传统文化的一部分,是“一方之全史,百科之全书”,足见志与史有着十分密切的关系,在编写地方志中,时常会遇到史与志相互交叉的问题。所以,研究史与志的辩证关系,是新方志编纂工作的一个重要课题。本文就这个问题作些探讨,就教于有识之士。     

契丹国志

又称《契丹志》或《辽志》,是记述契丹族史、辽朝史较早较有系统的一部史书,题名宋叶隆礼撰,实际成书于南宋末至元初。也有学者认为作者叶隆礼为后人假托,但各种版本均相承沿用。现存版本以北京图书馆藏黄丕烈题跋元刻本最早,以嘉庆二年(1797年)席世臣校刻的扫叶山房本流传最广。此外还有乾隆五十八年(1793年)承恩堂刻本和明清时期抄本、节抄本多种以及民国年间印行的席刻本。1985年上海古籍出版社的校点本,是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