直省商政统筹与清末外官制改革

清廷对于直省商政的统筹,始于1907年颁布的直省官制通则.其通过设置劝业道统筹农工商各业,藉以实现“集权”之目的,恰是清末官制改革试图改变内外相维格局、转为上下有序、提高行政效率的重要内容之一.由于改制前各省主管商政的商务局同时兼具生产与行政双重属性,无法完全归并于劝业道,导致清廷集权的举措未能按照预设安排施行.这一曲折不仅反映了改革目标与结果的差距,也表明制度移植不能脱离国情.     

清季三司两道改制

清末仿行宪政,由皇朝体制转为立宪官制,内外相维的设制须相应改为上下贯注。作为清代省一级行政主体的司道,是理顺上下关系的重要关节。受制於财政困窘及内外官制改革不同步,司道改制最终放弃了全盘更新的方案,改为旧制框架内进行调整,设置三司两道。尽管司道改制类型不同、各地进展不一,却均以归并局所、裁撤旧官为基础,实行分科治事,逐渐推进政体变革,扩展了社会职能,成为民初省级行政架构的雏形。     

种瓜得豆：清季外官改制的舆论及方案选择

清季官制改革启动前,程序和步骤均有不同方案,选择结果对改革进程不无影响。当朝执政未能统筹全局,却照搬外国经验,从而内外官改制难以协调,督抚的双重身份又成为官制改革的症结及矛盾焦点。因改制权力频受削弱的督抚,设法图存扩张,先是多方表达自己的不满和诉求,继而利用立宪派和民众的请愿,公开向清廷施加压力。直至辛亥前夕,外官改制的最终方案仍未确定,由此引发的权与利的争斗,加速了清王朝垮台。所遗留的省级行政权力及其长官身份地位问题,成为民初割据纷争要因,且依然困扰着后来行政体制的规划者与建设者。     

晚清局所与清末政体变革

晚清局所适内忧外患之变局而出现,为平定战乱与善后、筹措赔款的应急措施。成同以后局所膨胀与捐纳、保举泛滥及行政新事务的扩展相交织,形成了由督抚掌控的非正式行政机构,造成了官与差、名义与实权相分离的局面,加剧了吏治腐败与财政困窘。清廷三令五申裁撤而未能显效,客观上削弱了其分权制衡的掌控力。局所泛滥的乱象背后,既隐伏着各级政府对社会变动下既有政体结构与职能如何调整的角力,同时也掩盖了局所在接引新知与发展新兴事业方面曾起过的重要推动作用。丙午官制改革与清理财政,以司道改制的方式归并局所功能,使之纳入职官体制,直省行政由此根本改变。     

民国以前唯一的广东财政钜篇——喜见清末《广东财政说明书》整理本问世

清末,政治腐败,武备落后,财力匮乏,国贫民困,外侮殷繁,起义频兴,政权处于风雨飘摇之中,行将崩溃。清廷为避亡图存,不得不觅求生路。当时洋务运动已进行数十年,且经历了戊戌变法,故在有识之士影响下,决定仿效西方制度,改革旧弊,实行新政。新政的范围相当全面,包括政体、官制、法制、军事、公安、民政、教育、经济、财政等。其中的财政改革是稍迟的,始于光绪最末一年,是新政的最重要项目之一。     

试述清季奉天省官制改革

清光绪三十三年三月,东三省承领清中央推行全国"新政"的精神,着手实施官制改革。奉天于是年改制建省的同时,亦开始对省级行政官制、司法官制及地方行政官制进行革新。此次改革不仅有益于对奉天的行政管理和民族融合,起到促进经济发展、加速土地开发利用、实现区域市场形成的作用,而且也抵制了日俄两国的交相侵逼,巩固了中国东北边疆。更重要的则是,为吉、黑两省官制改革提供了资鉴,树立了榜样,从而加快推进东三省政治体制向近代化的演进。     

金朝中央官制的改革

金朝中央官制,是经由太宗、熙宗、海陵王三次改革之后,逐步确立、完备起来的。金朝中央官制的改革,与金朝由奴隶制向封建制的演变和中央集权制的形成过程紧密相关.研究金朝中央官制的改革,对了解金朝初期政治制度的特点,少数民族汉化、封建化的过程,能够有所帮助。一、金初中央官制及其改革的原因作为社会上层建筑最主要部分的政治制度(国体和政体),是由社会经济基础决定的,并随着经济基础的改变而改变。金朝中央官制由最初的勃极烈制改为汉官制,其基本的原因,是适应对汉族地区的统治和女真族由奴隶制向封建制演变的需要而出现的。这种改革不是一次完成的。汉官制的改革首先是在汉人地区进行,最后才推行全国。汉官制的改革只表     

清季外官改制的“地方”困扰

民国以来,学界习惯用中央与地方的观念,讨论清季新政内外官改制及其引发的矛盾纠纷,忽略了督抚反复强调元代以来行省并非“地方”的申辩,且多不愿成为立宪政体下的“地方”官吏,以及清廷所颁政令中,直省始终未成为地方行政层级的事实。时人套用外来政体的中央与地方概念观照清代的部院与直省,不仅与清朝集历代王朝体制之大成的设制用意形似而实异,且对清季改制及民初省制造成很大困扰,亦长期制约后人对中国政治制度史的认识。这种观念体制上中西新旧不相凿枘的纠葛,折射了制度兴革与历史文化复杂而深刻的联系,也给未来中国的改革设置了难题。     

清季引入近代文官考试的酝酿与尝试

我国引入近代文官考试制度始于清末新政。晚清因应变局,求才多途并进。新政复行,京师新设部院及各地督抚强调各自特殊性,撇开吏部频频奏调官员,举官权柄下移,官员素质参差。科举停罢后,取士举官新旧混杂,更换及统一标准要求日趋急迫。丙午改制,戴鸿慈等建议仿日本文官考试,嗣因内阁、吏部官制未变而无所附着。以1907年直隶设置官员考验处为契机,清廷颁布《切实考验外官章程》,局部试行官员考试。宣统年间,文官考试章程反复修改斟酌,终因清亡而胎死腹中,成为留给民国的一份遗产。梳理清季引入近代文官考试制度的酝酿过程,可以观察到渐进式改革中各种因素的纠结影响,理解制度兴革遭遇的滞碍曲折。     

辛亥革命与近代中国的民权政治趋向——以立宪论者的国体政体观念为中心的考察

辛亥武昌起义后，清季以来朝野各方争执不下的国体政体走向问题迎来抉择时刻。面对已是大势所趋的民主共和的挑战，希望保留清廷、帝制的立宪论者纷纷援引、调适从日本输入的国体政体理论，或扩充国体政体类型，构建包容帝制的“共和新体”;或辨析国体政体，剥离君位与君权的关联，从而尝试破除君主与民主对立的流行认知。尽管立宪派的国体政体观念纷繁参差，但大都承认统治权属于国民，与革命党的国体政体立场颇有相通之处。这从侧面反映出君权政治已难以自证其正当性，而中国也进入探索如何真正实现主权在民的民权政治的新阶段。     

国内外要闻(1907年8月)

1日清御史赵炳麟上奏,组织内阁,宜确定责任制度,以为立宪精神。1日清军机处、邮传部奏准《邮传部官制》21条。2日清廷谕各将军督抚极力振兴实业,凡有能办农工商矿,或独立经营,或集合公司,其确有成效者,即从     

中国近现代政体简论

在中国近代史上,“政体”问题一提出,就同清末变法改制问题紧紧联在一起。因为当时“政体”问题提出的前提,就:是改变封建专制政体。本文就旧中国从本世纪初起陆续出现的各种政体,探讨中国近现代政体产生和发展的特点和规律。一近代中国,资产阶级的改良运动及革命运动兴起之时,日本及西方诸国已经确立起了资产阶级国家的政体,在这种情况下,中国的资产阶级改良派或革命派以及清政府在政体问题上,不能不在基本搬用外国现成形式的基础上作某些变易和修改。中国近现代(从清末到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前)在政体上大致经历了这样几个时期。     

清季三司兩道改制

清末仿行憲政,由皇朝體制轉爲立憲官制,内外相維的設制須相應改爲上下貫注。作爲清代省一級行政主體的司道,是理順上下關係的重要關節。受制於財政困窘及内外官制改革不同步,司道改制最終放棄了全盤更新的方案,改爲舊制框架内進行調整,設置三司兩道。儘管司道改制類型不同、各地進展不一,卻均以歸并局所、裁撤舊官爲基礎,實行分科治事,逐漸推進政體變革,擴展了社會職能,成爲民初省級行政架構的雛形。     

试述清末黑龙江官制改革

1907年,东三省秉承清政府实行"新政"的精神,开始进行官制改革。黑龙江省亦开始对行政官制、司法官制、地方官制进行改革。这次改革不仅有利于对黑龙江的行政管理,而且起到民族融合发展的作用,同时也使祖国的东北边陲更加牢不可破。     

国内外要闻

1日清政府宣布预备立宪。2日日本宣布大连为国际商埠。6日清政府官制编制馆成立,孙宝琦、杨士琦为提调,金邦平、汪荣宝、曹汝霖为起草委员。13日清政府宣告于安东大东沟设置商埠,并设立海关。15日清政府简派袁世凯、铁良为河南秋操阅兵大臣。16日清政府镇国公载泽奏请裁撤内监。18日清政府编篡官制大臣奏上厘定官制宗旨折。18日飓风袭香港,死伤10余万人。20日清廷诏禁鸦片,定限10年以内,将洋土药之害一律革除净尽。并令议订严禁吸食、禁种罂粟章程。24日清政府出使英国大臣刘式训奏请变通简派出使人员办法。29日北京《中华报》被封,干事彭诒…     

二十世纪的中国政治制度史研究

政治制度是人类社会一定发展阶段的产物,具有一种表面上凌驾于社会之上的力量。它从社会中产生,但又自居于社会之上。换句话说,政治制度寓国家本质与形式于一体,是国体与政体的总和。而政治制度史,则是研究国体与政体的起源、形式及演变规律的科学。 中国作为一个有5000年文明史的统一多民族国家,历代关于政府制度和官制的著录与考索不绝于书,但是,把中国政治制度史作为一门科学来研究,却是近代西方资     

西方民主的起点模式——1688年英国分权政体剖视

立法、行政、司法三大权力部门彼此分立、相互制衡;三种国家机构相辅相成,谐调运行,这是近现代西方民主国家的一般政体模式。资产阶级为寻觅适合本阶级需要的统治形式,经历了异常艰难的历史跋涉。先行于世界资本主义发展道路的英国,在1688年“光荣革命”以后,首先确立了国会立法权支配君主执行权的“两权分立”政体。这是三权分立政体的雏型,也是西方民主的滥觞。本文试对这个政体加以解剖,旨在探索分权政体的一般性历史成因、结构功能特性和基本运行机制。     

由脱序到整合:清末外省财政机构的变动

清季外省财政机构通过裁局改制,经历了由纷乱无序到财权相对统一的重要转变。裁局改制前期注重节流主义,后期相对重视制度改变。光绪末年的财政改制主要是督抚司道的自发调整,宣统年间则是来自清廷“裁局改制”谕旨和度支部的督催。外省督抚虽遵照谕令实施变革,但却力图控制财政实权。度支部统一财政、强化各省藩司实权的愿望受到督抚的表面应付,实难如愿达到目的。由于机构整合过程中受到各种制度和人事影响,通过改制设立的省财政机构明显存在新旧杂糅的特征,在分科办事、职员构成和运行习惯上,未能与旧传统彻底区分。清廷和各省在财政机构的改制上,尚存在着“能力”与“努力”的各种约束,改制结果并不纯粹是积极的。     

唐宋官制对高丽前期王朝官制之影响——以中枢机构为中心之比较研究

我在《高丽国初与唐宋官制之比较》①一文中,曾把高丽王国太祖至光宗朝（公元９１８—９７５年）划为高丽王国官制史的草创阶段,而把景宗至元宗朝（公元９７６—１２７４年）视为新官制定制阶段。这个阶段的官制,与中国唐宋官制进行比较,即是本文所要研究的主题。由于这一时期官制内容丰富、范畴较广,本文讨论范围限定于两国中枢机构的比较,至于中央机构其它部分与地方机构设官分职之比较,俟另撰专文。高丽王朝前期的新官制,始自成宗“改官号”、“百僚朝会,一依中国及新罗之制”②,奠定了官制改革基础;后经文宗、睿宗调整,一代…     

北魏门下省略论

孝文帝改革官制之前,北魏侍中之职多以皇帝宠信之臣担任,内侍左右,参与谋议。孝文帝改制后,门下省拥有了平录尚书事、下达诏书等职能。世宗之后,侍中仍多以皇帝亲信之臣担任,门下省仍拥有平录尚书事、下达诏书之职能,便形成北魏"政归门下"的局面,也容易导致侍中利用门下省之职能而擅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