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国县志中关于全面抗日战争的文本书写

1937—1945年全民族抗日战争,在1937年之后民国所修县志中有不同程度的投射与反映。县志对抗战的快速接纳是志书详今略古传统特性的主动作为。县志抗战文本的书写,既体现事件本身的普遍性,更具有地域特殊性,某些书写的共性表现则是方志自身特性的自发展现。方志是官方政治意识表达的重要场域,但文本的生成无法完全排除书写者个人特点,因此从县志的字里行间不难觅见独立于政府观念的能动性。县志以小地方的视角诠释大社会,以具象化的抗战境遇补充抗战大历史的面向。全面抗战在县志中的呈现,一方面是对地域历史的记忆与再现,另一方面又彰显着县志的时代性。     

论民国方志体例大类目的变革

方志学作为史学的一支,和史学一样同样受着西方知识系统的逐渐引进而发生变革。方志类目的变化反映了西方知识系统的影响,而方志类目的现代化首先出现在乡土志中,同时在晚清的县志中也出现了反映现代社会的新类目。在编纂实践中,方志编纂者和方志学家在使方志编纂和方志学融入现代知识系统的困难,反映了两大古今知识系统的矛盾,而要将两大知识系统融合,方志编纂采取了如同史学的专门化整理,即将方志学内容自然科学化和社会科学化。总之,方志编纂不是简单地用新的门类和名称将志料概括和表述的问题,问题实质是一个学理问题,即西方知识系统中的西方学术分科体系在方志编纂中的深化。方志编纂只有运用现代知识系统大类目,来重新归类方志内容,才能使得方志走向全新的社会主义方志。     

《紫阳县志(1986—2010)》出版发行

正2018年4月,紫阳县地方志编纂委员会组织编纂的《紫阳县志(1986—2010)》由方志出版社出版发行,这是安康市第二轮修志工作启动后出版发行的第二部县志。紫阳县第二轮县志编纂工作于2009年7月启动,历经8年,八易其稿,于2017年3月由陕西省地方志办公室审查通过,2017年12月交付方志出版社,最终形成27编、110章、412节、107.6万字的定稿,并于2018年4月出版发行。该志全面真实地反映了紫阳县委、县政府带领     

编录《汾州府志.平遥编》体会简

我喜爱方志,但并非专长,充其量算一方志爱好者。从1966年参加工作至退休40余年间,除有10年时间供职于党务部门外,其余30余年一直从事报纸和广播电视新闻采编工作。1997年夏,因工作需要,我受县委县政府之命,从县广电中心副主任兼总编一职被借调到县地方志办公室担任新编《平遥县志》总纂,从此,开始与方志工作结缘。之前,虽爱好史志,但很少涉猎。从事方志工作5年,通过总纂《平遥县志》和主编《平遥古城志》,逐步爱上了方志这门学问,尤其对当地的古方志产生了浓厚的兴趣。     

张相文与民国版《泗阳县志》

<正>张相文是中国近代地理学的重要开拓者。在方志编修领域,他也取得了相当的成就。民国初年,中国的方志编修事业进一步发展。1914年,北洋政府教育部咨令各地编修乡土志。1916年,教育部与内务部又会同通咨各省,请其指令下属各县纂修方志。在此大背景下,张相文积极投入到家乡泗阳的方志编纂活动中,通过数个方面的努力,使民国版《泗阳县志》成为当时所编修1100     

县志人物篇编写中的一些问题

人物篇是县志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也是大家极为关心和喜欢阅读的一个部分,它在县志中有一种独特的为其它专志所不能取代的教化作用,特别是在大力提倡加强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的今天,写好县志人物篇,更有重要意义,它将使县志更好地体现时代精神,更好地为现实服务。 对于县志人物篇的作用,古代的方志学家和方志工作者就十分重视。章学诚认为“邑志尤重人物”,人物志乃“书中之髓,     

民国《上海县志》的编修

民国时期,中国修志事业进入了一个新阶段,各地相继开启了新一轮的方志编修工作。民国《上海县志》是上海县修纂的第一部民国上海县志,也是民国县志编修的重要成果之一。从其编修过程可知民国县志编修的大致轨迹:修志议案的草拟、修志局的筹备成立、资料的采访调查、体例目录的拟定、志稿的纂修与草稿的修纂等环节。且民国《上海县志》在资料的采访调查上兼具广度与深度,在体例篇目上有继承创新,展现了民国县志修纂的科学性与现代性,是旧方志向新方志变革的先声。     

编录《汾州府志·平遥编》体会

正我喜爱方志,但并非专长,充其量算一方志爱好者。从1966年参加工作至退休40余年间,除有10年时间供职于党务部门外,其余30余年一直从事报纸和广播电视新闻采编工作。1997年夏,因工作需要,我受县委县政府之命,从县广电中心副主任兼总编一职被借调到县地方志办公室担任新编《平遥县志》总纂,从此,开始与方志工作结缘。之前,虽爱好史志,但很少涉猎。从事方志工作5年,通过总纂《平遥县志》和主编《平遥古城志》,逐步爱上了方志这门学问,尤其对当地     

足够的付出 丰硕的收获——访黑龙江省地方志办公室编审柳成栋

<正>1980年9月我被借调到巴彦县志办参加《巴彦县志》的编纂工作,正式步入编史修志队伍。如今我已63岁,修志占有半生的宝贵年华,所以我的荣辱系于方志,得失系于方志,命运系于方志。——柳成栋■篇首语2011年6月在哈尔滨初次与柳成栋相识,知道     

旧方志中的疫疠与灾害

科学发现有先后,方志界对自然灾害的认识也有由浅入深的过程,历代方志少有将流行急性传染病作为自然灾害记入方志的。大范围的新冠病毒肺炎传染,引发方志界关于自然灾害的再认识:病毒性传染是微生物直接危害人体的一种自然灾害,只有搜集历史上曾发生的流行急性传染病情况,并关注"蠲恤""节妇"等相关部分,将分散于历代方志中的内容集中起来,分析其起因、症状及防治措施等资料,加以整理记载,才能使志书更好地服务目前及今后的检疫、防疫、治疫,做好防灾、救灾工作。     

别具一格,特点突出的《库车县志》

新疆《库车县志》由新疆大学出版社于1993年6月正式出版发行。《库车县志》概述、大事记置前,专志36卷,附录殿后,采用条目体（亦称纲目体）编纂而成。读罢《库车县志》,思路大开,顿觉方志事业天地宽,方志理论向深层次勘探。《库车县志》是一部本着既要合格,又不拘一格的创新新志书体例框架结构的总构想,而编纂成的别具一格、特点突出的、具有体例结构和质量“更上一层楼”的拓展新姿的新县志。笔者现撷取四点,略做评述。一、优化志书体例结构,展述地方和时代特点。这届修志以来,所出版的新编省（专业志）、市、县三级志书,大都…     

百年来甘肃方志整理与研究状况综述

百年来,甘肃方志的研究成果比较丰富,地域特色明显,但也有不足之处。总体来看,甘肃方志的研究局限于通志研究、方志稽考、佚志辑校、方志名家研究、敦煌地志和个别州县志研究上。以敦煌图经为主的敦煌地志研究热情较高,而甘肃其他州县志的研究有点薄弱;辑佚方面也没有较全面的整理专著问世。因此,甘肃方志的整理研究有待进一步加强。     

总结本届修志经验 启动下一届修志工作

钦州修志有着悠久的历史,最早的修志工作始于宋朝。本届社会主义新方志编修工作于80年代初开始,到今年9月,列入本届修志任务的《灵山县志》、《浦北县志》、《钦州市志》均已出版发行,同时,各县、市志办和部门还编辑出版了一批方志类书和部门专业志。可以说,钦州市本届编修社会主义新方志任务已圆满完成,新一届的修志工作即将开始。总结经验,启动续修。已摆到了政府新的议事日程。     

浅析陈训正方志编纂思想的形成——从民国《定海县志》到《鄞县通志》

陈训正的方志编纂思想,发育于编撰民国《定海县志》期间,成形于主修《掖县新志》之时,最终定型于总纂《鄞县通志》的过程中。它的形成,既深受《宝山县续志》等新型方志的影响,又是自觉向传统学术汲取养分的产物。也因此,它不但表现出中西兼有、新旧杂陈的显著特征,更是民国方志编纂者日趋理性地探寻编纂体例与叙事结构两相平衡的具体例证。     

王阳明的方志观

修志编史是中国悠久的文化传统,也是中华文化特有的文化基因。志书编纂付梓刊印前,总要邀请社会贤达作序,让人们通过序言对志书有一个大概的了解,起着引导或佐读志书和用志的作用。本文通过对王阳明给《高平县志》《金坛县志》所作序言的分析、探究,阐述王阳明以志书观政、经世致用的修志思想。修志是王者之事,而非"具文书,计岁月"的工具,阐明方志与治国的辩证关系。     

求实创新的安溪县地方志编纂委员会办公室

安溪县地方志编纂委员会办公室于1985年成立,在县委、县政府重视领导以及广大方志工作者的辛勤努力下,取得了丰硕成果。新编《安溪县志》于1994年在正式出版,一批部门志相继问世,点校出版了清乾隆版《安溪县志》等古籍史料。     

著理与为理：张缙彦的方志编纂理论与实践

张缙彦曾主笔《五岳名山志》《新乡县新志》《宁古塔山水记》,补辑《名山胜概记》,删补《岱史》,参阅崇祯《新乡县志》,发愿修纂《泉志》和续修《嵩书》,为崇祯《新乡县志》、顺治《登封县志》、顺治《永宁县志》撰序,并恳劝孙奇逢主修顺治《河南通志》。张缙彦对方志纂修工作投入的热情和精力在明末清初文人中较为罕见,其过人的学养使其建立了超越同时代寻常意义的方志观,并表现出纂修理念因时制宜的开放性和务实性。张缙彦在强调方志“著理”功能的基础上,提出地方官纂修方志的行为是“为理”的一种方式。自身方志纂修理念与实践的高度契合,使张缙彦在中国古代方志纂修史上具有标杆性位置和意义。     

《志苑躬耕录》出版

《志苑躬耕录》一书于2003年11月由方志出版社出版。该书的作者李继隆于1983年躬身修志实践,主编了《丰南县志》和《丰南县续志》两部志书,参加省内外稿评会80余次,撰有方志论文30余篇,志书评论20余篇。通过20余年的修志实践,作者积累了丰富的修志理论和实践经验。     

略论县域旧志体例的演变——以永泰县3部方志为例

县域方志是古代中国最基层的官修地情文献,其肇兴于隋唐、经宋元的大发展,在明清之际达到鼎盛,民国时期随着国家意识的增强,编修方志成为国民教育的重要组成。中国多数县域均有一部或多部县志。在长达千余年的县域方志编纂史上,各地经济、施政、社会、文化、习俗等方面都发生了很大变化,而晚清民国以来,近代化的深入、社会管理的细化、科学技术的引进也在经济社会生活中留下了深刻的痕迹。随着这些变化,方志编纂体例也发生着改变,以适应记录新的社会情况。本文以永泰县历史上的3部方志为例,解析从明清到民国县域方志体例的演变,既是探讨方志编修思想和方法逐步随着时代变迁的过程,能够为今后方志编纂提供借鉴和思路;也是洞察当地发展的一个窗口,通过方志体例的随俗而变来感受时代在方志里存留的温度和气息。     

明万历《宿迁县志》点校出版

正2017年11月,江苏省宿迁市宿豫区地方志办公室点校的明万历《宿迁县志》由广陵书社出版发行。该书于明万历五年(1577)由时任宿迁县知县喻文伟主持修纂,是宿迁地区第一部刊刻县志。域内刻本早已亡佚,现存于天一阁的万历《宿迁县志》是孤本。2016年,宿迁市宿豫区地方志办公室启动"宿迁历代方志全书"整理工程,对明万历《宿